一九五六年三月，县里来了个女干部，姓白，叫白桂英——是县妇联派来明花推广妇女工作的。

白桂英找到萨丽玛，说：“安大嫂，区里要成立妇女互助组，你是妇女里的能人，能不能带个头？”

萨丽玛愣了：“妇女互助组？女人能干啥？”

“能干的可多了！”白桂英说，“挤奶、擀毡、做奶制品、剪羊毛——这些哪一样不是女人的活？以前干了活，钱都归家里；如今咱组织起来，搞副业，挣了钱，归咱自己”。

萨丽玛心里一动。她想起自己这些年——忙里忙外，起早贪黑，可手里从来没攥过一分自己的钱。家里的钱，都是安立诚管着。

“行”。她说，“我试试”。

萨丽玛挨家挨户找了七个妇女——有裕固族的，有汉族的，有藏族的。头一回开会，她有点紧张，白桂英替她打气：“你只管说，说错了不要紧”。

萨丽玛说：“姐妹们，我想着，咱女人不能光围着锅台转。白同志说了，咱可以搞副业——擀毡、做奶疙瘩、卖酥油。挣了钱，买针线、买布、给娃娃扯件衣裳，那该多好”。

妇女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人小声说：“可俺男人说了，女人家的钱，要交公”。

“交公是应该的”。萨丽玛说，“可咱也得留点私房——不为别的，就为家里有个急用，咱手里能拿出钱来”。

妇女组办起来了。头一件事，是擀毡。

明花的羊毛毡，是出了名的——用秋天的羊毛，弹松、铺匀、浇热水、卷起来踩，踩上几百脚，毡子就成了一张。妇女组的人，白天忙完家里的活，晚上聚在萨丽玛家，一起擀毡。

安立诚一开始不同意：“你白天忙，晚上还忙，身子要不要了？”

“我不累”。萨丽玛说，“姐妹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的，比在家里闷着强”。

“那……挣了钱呢？”

“挣了钱，一半交公，一半留作组里的公积金”。萨丽玛说，“白同志说了，这叫‘集体经济’”。

安立诚不说话了。他看着妻子——她的眼睛，比以前亮了。

妇女组的副业，越干越红火。毡子擀了一张又一张，奶疙瘩做了一筐又一筐，酥油打了一坛又一坛。到了秋天，妇女组一算账：全年收入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六元！

萨丽玛捧着账本，手都在抖：“这……这是咱挣的？”

“是咱七个女人挣的”。白桂英笑着说，“人均一千七百五十六元六角——比去年翻了一倍还多！”

消息传开，整个明花都轰动了。牧民们议论纷纷：“安立诚家的媳妇，了不得！七个女人，挣了一万多！”

安立诚嘴上不说，心里却高兴。夜里，他躺在床上，对萨丽玛说：“萨丽玛，你比我强。我当区长，一个月工资才多少？你带的妇女组，一个秋天就挣了一万二”。

“那是姐妹们的功劳”。萨丽玛说，“我一个人，能干出啥？”

“所以说，还是互助的力量”。安立诚说，“你互助我，我互助你——这日子，就越过越红火了”。

窗外，明花的月亮又圆又亮。萨丽玛躺在炕上，听着丈夫的鼾声，心里盘算着：明年，妇女组要再添几个人；后年，要给组里买一台缝纫机；大后年……

她想着想着，笑了。这是她嫁到安家以来，头一回觉得——日子，有奔头了。

妇女组的名声，传到了县里。那年冬天，县里召开妇女代表大会，点名让萨丽玛去发言。萨丽玛慌了：“我？我去发言？我连话都说不利索”。

“你怕啥？”白桂英说，“你就讲你妇女组咋干的，讲你姐妹们咋挣的钱。实话实说，就是最好的发言”。

萨丽玛硬着头皮去了。她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腿直打颤。她把心一横，开口说：“我……我是明花的。我们妇女组，七个女人，去年擀毡、做奶疙瘩、卖酥油，挣了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六元……”

台下安静了。有人喊：“多少？”

“一万二千二百九十六元”。萨丽玛说，“人均一千七百五十六元六角”。

台下炸开了锅。一个女干部站起来问：“你们咋干的？”

“就……就是互助”。萨丽玛说，“一个人擀毡，一天擀一张；七个人合伙，一天能擀五张。一个人做奶疙瘩，做不了多少；七个人分工，你烧火、我熬奶、她晾晒，一秋天就做了几百斤。我寻思着——女人只要抱成团，不比男人差”。

掌声像潮水一样涌来。萨丽玛站在台上，鼻头一酸。她冷不丁明白，妇女组挣的不只是钱，还有一样更金贵的东西——女人的底气。

开完会回来，萨丽玛把奖状贴在墙上。安解放跑过来看，问：“阿娜，这是啥？”

“这是你阿娜得的奖状”。萨丽玛说，“妇女代表”。

“阿娜真厉害！”安解放拍手，“比阿爸还厉害！”

安立诚在旁边笑：“你阿娜，确实比我厉害”。

夜里，萨丽玛躺在床上，睡不着。她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跟着爹在草原上放羊，那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嫁个好人家，过个安稳日子。如今她明白了——女人，不能光靠嫁人过日子。女人自己，也能撑起半边天。

“萨丽玛，”安立诚翻了个身，“你以后，还想干点啥？”

“我想办个识字班”。萨丽玛说，“白桂英说了，女人认了字，才能看懂账本，才能不被糊弄。我想让咱明花的女人，都认字”。

安立诚顿了顿，说：“好。你办，我支持你。咱家就是教室，我就是你的第一个学生”。

妇女组的第三年，萨丽玛做了一件让全明花都吃惊的事——她给组里买了一台缝纫机。

缝纫机是上海牌的，要一百八十元。萨丽玛把组里的公积金拿出来，又跟姐妹们凑了凑，才凑够。机器从酒泉运回来那天，妇女们围着它，摸了又摸，谁也不敢碰。

“这铁家伙，真能缝衣裳？”

萨丽玛坐上去，学着县里干部教的样子，踩了几下踏板。针头哒哒哒地走起来，在布上留下一行整齐的针脚。妇女们欢呼起来：“会了！会了！”

“从今往后，”萨丽玛说，“咱明花的女人，不用再一针一线地熬了。咱有缝纫机了！”

消息传到区里，安立诚特意跑来看。他站在门口，看着妻子坐在缝纫机前，低着头，认认真真地缝一件小孩的衣裳——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的侧脸上。他心底忽地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感动。

“萨丽玛，”他说，“你变了”。

“哪儿变了？”萨丽玛头也不抬。

“以前，你总低着头；如今，你抬着头了”。

萨丽玛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笑了笑：“以前，我总觉得，女人这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如今我明白了——女人，也能有自己的事业。这缝纫机，就是咱妇女组的事业”。

那年秋天，妇女组用缝纫机给全区的孩子缝了一批校服。孩子们穿着新校服去上学，神气极了。妥校长说：“明花的女人，了不起”。

明花滩的妇女们都说：妇女组让她们挺直了腰杆。萨丽玛却说，咱女人要的，从来不只是挣钱——是让娃娃们知道，他们的阿娜，也能撑起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