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天门码头，暮色四合。

　　两江交汇处，长江浊浪滚滚东去，嘉陵江清波款款而来。

　　一浑一清，一黄一绿，在江心画出一道长长的水线，像极了这座城市的性格——刚烈与柔情并存，粗粝与细腻共生。

　　站在这里，看着江面上往来如织的游船，听着汽笛声在两岸的山壁间回荡，忽然想起一个问题：这条江，究竟承载了多少诗人的心事？

　　答案，藏在千年的诗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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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给这片山水留下了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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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一个五十九岁的老人行至白帝城。他因永王璘案流放夜郎，溯江而上，一路颠簸，行至此地，忽然接到遇赦的消息。

　　绝处逢生的狂喜，让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站在白帝城头，望着脚下滚滚东去的江水，提笔写下那首千古绝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老人，叫李白。

　　他笔下的白帝城，在今天的重庆奉节。

　　那一年，他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路过这里。

　　三十多年前，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第一次出川时也曾溯江而过，在渝州（今重庆主城）停留，写下“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句子。那时的李白，正值青春，意气风发，眼里是“峨眉山月半轮秋”的清朗。

　　这一次，他已鬓发斑白，历经流放与赦免的起落，却依然能在绝境中迸发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酣畅。

　　李白的一生，与重庆有过两次交集，一次是少年出川，一次是暮年遇赦。那一声“轻舟已过万重山”，成了他留给这片山水最后的礼物——也是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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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在这里渡过艰难时光，也是创作旺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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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走后不到十年，另一个人来了。

　　杜甫因政治失势，离开成都草堂，辗转来到夔州（今重庆奉节）。此时的他，已是贫病交加、老病孤愁。在这个长江边的山城，他一住三年，却写下了四百多首诗，占其传世作品的三分之一。

　　这是杜甫一生中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期，也是最沉郁顿挫的时期。

　　一个秋日，他独自登上白帝城外的高台。重阳佳节，本该登高饮酒、与亲人团聚，而他却只身一人，望着滚滚长江，听着耳边的风声猿啼，写下那首被后人誉为“七律之冠”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同一个白帝城，李白看见的是彩云与归心，如流星般耀眼；杜甫看见的却是落木与长江，如磐石般沉重。李白是“诗仙”，他站在云端俯瞰人间；杜甫是“诗圣”，他踩在泥里体察苍生。

　　一轻一重，一张一弛，诗的张力，就在这一江两岸之间，被拉到了极致。

　　杜甫还写过一组《夔州歌十绝句》，把夔州的山水风物一一收入诗中。

　　他写夔州的地势：“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

　　他写赤甲山、白盐山的雄奇：“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赤甲山、白盐山，夹江而立，山势如削；枫林橘树，层层叠叠，色彩斑斓。夔州的山水，在杜甫笔下不是静物，而是一幅可以行走的画卷。

　　他还写过一首《黄草峡》，写的是今重庆长寿区与涪陵区交界处的峡谷：“黄草峡西船不归，赤甲山下行人稀。”战乱未平，家书不至，巴峡的山水，承载的是乱世的苍凉。

　　他在夔州的日子里，写过“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壮阔，也写过“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的乡愁。

　　那三年，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丰饶的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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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唐以后，更多的诗人沿着长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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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白居易来了。他在忠州（今重庆忠县）任刺史两年，用一百二十多首诗作记录了那里的风土人情。

　　这个北方来的诗人，第一次见到荔枝时惊呆了。他在诗里写那荔枝的色泽：“红颗真珠诚可爱”，一粒粒像红色的珍珠。他还写自己的痴态：“白发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明知十年后自己未必还在忠州，他还是要亲手种下荔枝树。

　　诗人的痴，就在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里。

　　他还写过忠州的春天：“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时树。已怜根损斩新栽，犹喜花开依然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正是一个被贬官员在异乡寻找慰藉的身影。他在城东种花种树，在江边饮酒赋诗，把被贬的日子过出了几分诗意。

　　两年后他离开忠州时，写下“三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尽有情”的句子——连草树禽鱼都有了情意，可见这方山水，已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元稹也来了。他三十一岁那年，奉命出使东川，路过巫山。那一年，他深爱的妻子韦丛还在家中等他。可是当他经过巫山时，被那里的云所震撼。一年后妻子病逝，他怀着巨大的悲伤写下那首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见过沧海的人，再看别处的水，便觉得寡淡；见过巫山的云，再看别处的云，便觉得黯然。

　　巫山的云，从此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意象——它不只是云，还是爱情的最高标准，是“非你不可”的执着。

　　元稹只路过一次巫山，却用这四个字，把巫山的云刻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李商隐也在巴渝留下过足迹。他在巴地任职时，写下那首《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短短二十八个字，两处“巴山夜雨”，像回声一样缠绕。秋夜的山城，雨打芭蕉，池水涨满，远方的归期渺茫，故园的烛火遥不可及。李商隐的愁绪，像巴山的夜雨一样，细密、绵长、不绝。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那场雨，还没有停。

　　清代，重庆的诗意从未中断。

　　张问陶在《出峡泊重庆府》中写道：“峡雨濛濛竟日闲，扁舟真落画图间。便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即使给我一万支玲珑的笔，也写不尽瞿塘峡两岸的山水之美。这是对重庆山水最真诚的赞美。

　　清人何明礼在《重庆府》中写重庆的形胜：“江流自古书巴字，山色今朝画巨然。”

　　长江与嘉陵江在朝天门交汇，形成一个天然的“巴”字——这是地理的巧合，也是诗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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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唐代到今天，诗人们一个个走了，但诗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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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重庆，依然活在诗里。它不只是一座城，更是一个意象——山在城中，城在山中；江从城中过，城在江边生。

　　现代诗人阮化文在《诗意重庆》中写道：“两条地球河，来到同一个城廓，我就和它们生活在一起。我们依靠着这些河水，日复一日地涌动。它们带给我们一切——一条河带来鱼虾，一条河带来浪花。”

　　“一条河带来鱼虾，一条河带来浪花”——这朴素的诗句，道尽了重庆人与这两条江的关系。鱼虾是生计，浪花是诗意。重庆人的生活，就在这生计与诗意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还写过一首《用现代诗给重庆写简介》：“重庆城门很大，朝天一开有在下。重庆夜景很大，两条大江流不下。重庆火锅很大，春夏秋冬烫得下。重庆写意很大，万幅山水画不下。重庆真的很大，再多梦想装得下。”

　　“再多梦想装得下”——这是对一座城市最高的赞美。什么样的城，能装得下所有的梦想？大约只有重庆这样，有山有水、有江有雾、有烟火气又有江湖气的城。

　　重庆诗人千仞无枝在《车站》中写道：“黑夜　星光　汽笛，树桠　灯箱　落影。我爱上了车站，反倒不急着回家。”

　　“反倒不急着回家”——这七个字，写透了重庆人的性格。山城的节奏，不是急匆匆的，而是愿意停下来，看看风景，等等灵魂。在重庆，你可以慢下来，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不急。

　　诗人李元胜写重庆的雾：“雾像一只温柔的手，把山城轻轻地放在江面上。”重庆的雾，不是阴郁的，是温柔的；不是压抑的，是托举的。有雾的重庆，像一幅未干的水墨画，留白处全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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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在，重庆就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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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南山上，俯瞰两江四岸。

　　灯火次第亮起，整座城市像撒了一把碎金。江面上的游船缓缓驶过，船上的歌声飘在水面上，若有若无。洪崖洞的灯光倒映在江中，像是另一个重庆，在水下漂浮。远处的千厮门大桥，像一道彩虹横跨两岸，车流如织，灯火如练。

　　想起阮化文的另一句诗：“有一条地球河的城市，不会老；有两条地球河的城市，会永生。”

　　重庆不会老。诗在，重庆就永远年轻。

　　那些诗人们——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李商隐、苏辙、张问陶——他们都走了。可他们留下的诗句，像江水一样，在这座城市里流淌了一千多年，还要继续流下去。

　　李白走得最快，“千里江陵一日还”；杜甫走得最慢，三年四百首诗，每一步都踩在泥里。白居易种下的荔枝树，不知道还在不在；李商隐的巴山夜雨，还在每年秋天准时落下；元稹的巫山云，还在两岸的山巅翻涌。

　　江流自古书巴字。那两江交汇处天然形成的“巴”字，不正是上天为这座城市写下的第一行诗么？而所有的诗人，不过是沿着这行诗，接续着写下去。

　　一代一代，一字一句。

　　直到今天，灯火万家，仍是一首没有写完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