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日，云溪植物园。当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将那块“中国诗词之城”的牌匾交到广州代表手中时，现场响起的掌声里，有一种被岁月认证的释然。

　　全国首个。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座获此殊荣的城市。

　　授牌词是这样写的：“广州诗歌历史源远流长，诗歌改革意识走在前列，诗词创作厚植于民间。”三句话，二十九个字，道尽了一座千年商都的诗意秘密。

　　广州，一座拥有两千二百多年建城史的城市。在很多人印象里，它是“千年商都”，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食在广州”的烟火人间。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同样是一部用诗词写就的历史。

　　从东汉杨孚到唐代张九龄，从宋代苏轼到明代“南园五子”，从清初“岭南三大家”到近代黄遵宪、梁启超——两千多年来，诗人们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全粤诗》序言中写道：“岭表骚坛，别辟蹊径，既承中原统绪，亦注百粤宗风。从此艺苑添我新花，诗海渐开一脉。”

　　“云山珠水，尽入诗怀；雁声渔火，都成雅调。”今天，就让我们沿着这些千年诗句的脉络，走进一座你不曾认识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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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孚井边的粤诗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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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海珠区下渡村东约一巷，有一口古井，名叫“杨孚井”。

　　相传，这是东汉议郎杨孚宅后花园的水井。一千九百多年过去了，井水依然清澈。当地老人说，这口井“大旱不涸，大雨不溢”，像极了粤诗的血脉——不张扬，却从未断流。

　　杨孚，东汉番禺（今广州）人，公元77年被举荐为“贤良”，官至议郎，成为皇帝近臣。那时，番禺是南方商品集散地，海外珍宝云集，中原人误以为这些珍宝产自岭南。杨孚撰写《南裔异物志》（后称《异物志》），系统介绍岭南风物，以正本清源。

　　这部著作采用四言“赞”体，有《诗经》遗风。他写榕树：“榕树栖栖，长与少殊。高出林表，广荫原丘。”他写鹧鸪：“鸟象雌雄，自名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这些四言韵句，优美生动，被屈大均称为“诗之流也”。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进一步断言：“广东之诗，实始于杨孚。”从此，杨孚被后世尊为“粤诗之祖”。

　　杨孚去世后归葬番禺，据说墓前曾有两只鹧鸪飞旋不去。鹧鸪“其志怀南，不思北徂”——他写过的鸟，替他守着故乡。杨孚井旁的葛藤缠绕着古榕，千年后已垂下满庭浓荫。

　　那个最早用诗记录岭南的人，已经和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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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贪泉：一千六百年前的廉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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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孚之后约三百年，另一位诗人来到了广州。

　　东晋元兴年间（402—404年），吴隐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船行至石门（今广州白云区石井镇），他听说此处有一口“贪泉”——据说，饮此泉水者，会变得贪婪无度。吴隐之不信，径自走到泉边，掬水而饮，当场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酌贪泉》，二十个字，写透了一个道理：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与喝什么水无关。夷、齐是商代末年两位不食周粟的贤人，吴隐之说：让伯夷叔齐来喝这泉水，他们也不会改变心意。

　　吴隐之在任期间清廉自守，史载他“及还，妻子负载，时人以为笑”。回到京城时，妻子背着柴火，被人笑话，他却毫不在意。

　　从此，“贪泉”不再只是一口泉。“酌贪泉”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精神意象。历代诗人吟咏不绝，广州因此留下了一份超越物质的文化遗产。

　　贪泉的故事，与杨孚的《异物志》一样，构成了广州最早的诗意底色——不是南方的异域情调，而是一种清正、刚直的精神气度。

　　这口气，后来成了岭南诗风的底色。张九龄的清淡、南园诗社的雄直、岭南三大家的苍劲，都从这里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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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九龄：云山珠水入诗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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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岭南诗歌迎来了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张九龄。

　　张九龄，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唐玄宗开元年间宰相。他是“岭南诗歌第一人”，也是“首创清澹之派”的诗坛革新者。《唐诗三百首》开篇便是他的《感遇》二首——“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以素练质朴的语言寄托深远的人生慨望，一扫六朝以来的浮华诗风。

　　张九龄写过广州。他笔下的广州，雄健而开阔：“海郡雄蛮落，津亭壮越台。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

　　他写广州江畔的春景：“江林多秀发，云日复相鲜。征路那逢此，春心益渺然。”

　　盛唐的广州，在张九龄笔下是“雄”的、“壮”的、“万家开”的。这座南方大港，在他的诗里第一次拥有了与中原城市同等的文学分量。

　　清代学者姚鼐评价张九龄的五言律诗“是五律中《离骚》”。他的清淡诗风，深刻影响了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一代诗人。岭南诗歌，由此登上中国文学的主流舞台。

　　《全粤诗》序言中总结道：“迨唐代张曲江开文献之宗，举风雅之旗，接中土之天声，揽岭表之芳润。于是云山珠水，尽入诗怀，雁声渔火，都成雅调。”

　　张九龄之后，岭南诗歌“云山珠水，尽入诗怀”——这句话，从此成了广州诗词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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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岭南活成一个自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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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九龄之后三百多年，另一位巨匠来了。他是被贬来的，却在这里活出了人生暮年最旷达的模样。

　　他叫苏轼。

　　绍圣元年（1094年），年近六旬的苏轼被贬惠州，途经广州。别人眼中的“瘴疠之地”，在他笔下却是“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的开阔。他登上南海神庙前的浴日亭，看日出从海面升起，写下《南海浴日亭》——“已觉苍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苍凉的不是岭南，是命运；而岭南的山水，正在替他洗涤这一切。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苏轼游白云山蒲涧寺，留下了那首为人传诵的《广州蒲涧寺》：“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

　　那个“自寻”二字尤其动人——他不需要别人指引，自己寻路。他被贬到天涯海角，却依然保持着行走的自由。别人眼中的流放地，在他笔下是一座可以漫步、可以探索的诗意花园。

　　苏轼在广州，还与当时的知州王古有过一段佳话。他在信中建议，用竹管从白云山引泉水到城内供百姓饮用——这被后世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自来水”设计。

　　一个被贬的官员，没有沉溺于自怜，而是在关心一座城的饮水问题。这种“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胸襟，让广州成了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诗意驿站之一。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用自己的一生，为这句话做了最雄辩的注脚。岭南接纳了他，他也用诗句，把岭南写进了中国诗歌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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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园诗社：岭南诗派的雄直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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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张九龄和苏轼代表了“外来视角”对广州的诗意塑造，那么明代“南园诗社”的出现，则标志着广州本土诗人群体的真正觉醒。

　　元末至正十八年（1358年），广州城南文明门外，风景旖旎的南园，聚集了一群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以诗会友，结社唱和，名为“南园诗社”。孙蕡、王佐、黄哲、李德、赵介五人最为活跃，被后世尊为“南园五子”。

　　这五个年轻人，做了一件改变岭南诗歌史的事：他们主张学习汉魏，宗主三唐，延续张九龄以来的雄直诗风，力矫当时萎靡文风。他们的诗，内容上有鲜明的岭南地域特色，风格上雄健直率，开岭南诗派新风。

　　孙蕡是五子之首。明代内阁首辅李东阳到孙蕡家做客，孙蕡即兴赋诗，李东阳听后赞为“诗中神品”。孙蕡还写过一首著名的《广州歌》：“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

　　寥寥数语，写尽明代广州的繁盛。可惜这位广州诗坛巨匠因蓝玉案牵连早逝，诗作多散佚，仅存九卷。

　　南园诗社的创立，代表着岭南诗派高潮的开始。此后，明代有“南园后五子”“南园十二子”，清代有“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后南园诗社”——南园诗社的传统延续了数百年，成了广州诗魂的象征。

　　屈大均这位明末清初的广州诗人，被后人视为岭南诗派的一座高峰。他的诗“以气骨胜”，豪宕而苍凉：“万里丹心悬岭海，千年碧血照华夷。”“孤臣余草莽，匪石一心坚。”

　　清代诗人沈汝瑾曾评价：“珠光剑气英雄泪，江左应惭配岭南。”在他眼里，岭南诗歌的地位已不容中原小觑。从张九龄的清淡到南园五子的雄直，再到屈大均的苍劲，岭南诗派终于自成一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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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在民间：为什么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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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克在授牌现场说，广州能成为首个“中国诗词之城”，最核心的原因，是“诗词创作厚植于民间”。

　　这不是一句虚话。

　　早在20世纪70年代，广州就有了诗社；荔苑诗社是全国第二个、广东省第一个正式注册的诗社；羊城诗社、广州诗社、广东岭南诗社、广东中华诗词学会……民间诗歌团体百花齐放。广州人读诗、写诗、爱诗，不是少数人的雅事，而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自2022年正式部署“诗词之都”建设以来，广州陆续推出“湾区诗会”“广州诗词之夜”等品牌活动，在越秀公园打造“红棉诗道”，在白云山摩星岭开辟“东坡诗词小径”，在荔湾区扬韬广场建设“诗词广场”。

　　诗，不再是书斋里的案头之物，而是街角、山间、公园里的日常生活。

　　2025年的春天，广州获得全国首个“中国诗词之城”称号。“中国诗歌学会专家组在深入调研和评估后，一致认为广州符合‘中国诗词之城’共建要素和要件，现予命名，以向全国推广。”

　　“从先秦的《南海仙人祝辞》，到杨孚的《异物志》，到吴隐之的《酌贪泉》，到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到苏轼的‘不用山僧导我前’，再到南园诗社三百年的诗脉不绝——广州的诗词历史，像珠江水一样，从来没有断流过。两千多年，一代一代人，都在用诗记录这座城市。中国诗歌学会把这个荣誉给广州，不是给今天的广州，是给这两千多年的广州。”

　　如今走进广州，诗意无处不在。

　　清晨的白云山，有人在“东坡诗词小径”上诵读；午后的越秀公园，“红棉诗道”的木棉树下，老人铺开宣纸写着旧体诗；夜晚的珠江边，年轻的诗人在市集上朗诵自己的新作。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诗都在生长。

　　从杨孚井的涟漪到白云山的泉声，从南海神庙的日出到珠江两岸的灯火——广州的诗，写了两千多年，还在继续。

　　云山珠水，尽入诗怀。

　　这座城，用诗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