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日　星期日　解放军总后勤部苏州干休所

　　今年2月，在与资溪县摄协交流时，资溪县党史办帅主任听我讲述人物拍摄用光介绍中提及老红军拍摄后，他告诉我说，抚州市资溪县唯一健在的老红军徐如壁现住在苏州，已98岁高龄，帅主任主动先与徐老长子徐新中联系好后，给了我徐老长子徐新中联系方法。

　　为了避开春运人多购票难，我与徐新中约定好后，于3月2曰乘坐南昌至南京K506火车，于当晚9点28前往苏州，采访98岁江西资溪籍老红军徐如壁。

　　火车于3日早上7点20分到达南京站，出站后，在自助售票机上购好了8点11分南京至上海D3135动车，于10点15分到达苏州，在北广埸与前来车站接我的徐新中大哥会面，乘坐徐老的红旗车十几分钟到达了解放军总后勤部苏州干休所。

　　徐老知道我的到来，他巳在客厅等候，98岁的老人。身体还很好，行走自如，每天还保持着散步习惯，老人叫儿子通知干休所政委前来。并吩咐安排我住下，我当即提出采访结束就返回南昌，婉谢了他们的安排，我在徐新中夫妇协助下，顺利完成了对徐老的采访、拍摄工作。

　　老红军徐如壁说：“我1915年2月15日出生在江西抚州资溪县乌石镇乌石村街上，1931年3月参加红军游击队任战士，5月调红军瑞金卫生学校任学员、1932年1月任红军大学卫生员、1934年10月随红军干部团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6年1月在陕北独立师任司药、医生。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派往延安医科大学第十二期学习为学员。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太行总部特务团卫生队主治医生、卫生队长、第一二九师医院卫生所主治医生、卫生所长、太行第七军分区医务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太行第二、第三军分区卫生处副处长、处长、山西省军区医院院长。

　　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南京军事学院医院、军委机关直属医院院长（后来改为302医院）、第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1969年离休、1980年享受军级干部待遇。荣获中央军委三等功，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勋章等荣誉。”

　　在我采访中，徐老记忆很好，谈吐清晰，他简单地回忆了自己参加革命走过的一生经历。

　　徐老说：“我父母生有十几个儿女，各种原因只活下了我与姐姐两人，由于父母过世早，是姐姐、姐夫把我养大的。”（此时，老人双目紧闭，喉声哽咽，数分钟坐而不语，眼中满含泪水，沉浸在对家人的思念之中。）

　　喝了口水后，徐老接着说：“我家祖辈种田是贫苦出身。我从10岁起就在农村做各种农活，生活十分艰苦。在那个年代，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封锁，加上反动宣传，加上对红军的不了解，红军起初来到我们这里，大家都很害怕，有的躲而不见，有的关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大家知道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真正帮助穷人翻身的队伍，我认识到只有参加红军，跟着红军走才是我们穷人唯一的出路。我当时提出参加红军，姐姐、姐夫不让我参加，因为家里只有我两姐弟，姐不放心。

　　在我的坚持下，1931年3月我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当时我只有16岁，在游击队当了两个月小兵之后，当时由于家人不同意我参军，常到部队闹要我回去，而我本人又坚决要参加革命，5月游击队领导就决定送我到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在学校学了半年多就毕业了，分到瑞金九堡的红军大学（原彭杨学校）当卫生员。陈赓任校长、任弼时任政委。我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本校的伤病员服务，有时也要为前线和中央首脑机关送来的伤病员服务。

　　由于当时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决策，在我离开家乡后不久，资溪老根据地便丢失沦陷为白区，从此，我就一直与家乡亲人失去联系，家乡人都以为我在战场上牺牲了，当时，我的亲姐姐后出嫁到茂林村上营村小组付氏务农，我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与亲姐和几个外甥相认见面。

　　1934年红军反国民党第五次对苏区“围剿”失败，10月份，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红军大学隶属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其任务主要是担任中央机关警卫团的工作，我随红军大学长征，陈赓任警卫团团长。当年老百姓也叫我们离开，他们讲：“你们大部份是梭标、土枪，怎打得过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机关枪，还是走开好保存自己实力”。

　　我们从瑞金出发，一路经过于都县、赣县、信丰县经湖南到达贵州，我们红军大学总是与党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一起相伴随行。当行程前方遇到危险时，我们红军大学的队伍就走到中央机关的前方去打头阵，当前方较安全，而后方遇有危险时，我们就要停下来，护送中央机关的队伍前行，而我们则在后面担任护送保卫工作。所以，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我们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有时甚至一天可看到几次。我作为中央机关警卫部队的一员，一路上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大的战斗、战役，但零星的遭遇战或与小股白军及阻击地方武装偷袭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长征进入贵州境内时，我的双腿患了严重的急性关节炎，两膝红肿，行动极为困难，如果我走不动，掉队太远的话，就极有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我忍着痛、咬着牙，柱着拐棍坚持行军，就在我生病最困难的时刻，中央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我军的领导地位和革命的正确路线，不但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也挽救了我本人。因为在中央开会期间，我们在遵义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休整调养，我的关节炎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

　　遵义会议后，我们红军大学正式改编为中央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任弼时任政委。红军干部团不但是中央的警卫部队，而且是一支战斗力极强，能在关键时刻打硬仗的骨干部队，在后来的攻打土城和会里县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四渡赤水过程中，红军抛开了敌人的前堵后追，左右夹击，空中飞机的袭扰，将敌人抛得远远的，在过金沙江战斗中，刘伯承搞了十几条木船过了金沙江，干部团作为先头部队，晚上先过了金沙江，待军委过去后，我们对山上敌人进行了歼灭，当时山上驻守一个团的四川军阀的部队，陈赓团长指挥干部团两个步兵营、一个特工营，特工营是炮兵、工兵技术兵种，两个步兵营都是干部，没有上山的路，部队从山的两边登上去，我紧随陈赓团长身后，亲自看见陈庚团长指挥部队消灭了敌人一个团。”

　　休息片刻，徐老接着说“长征中土城战役是一场硬仗，由于当时对敌人情报侦察有误，红军先头部队在土城附近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遭遇战，前面开路的红军已攻打下的阵地又被敌人夺了回去，红军损失很大。正当红军中央机关进退不得，处在非常危险的紧要关头，上级决定调我们干部团去啃这块硬骨头，由朱德总司令亲自指挥这场战斗，毛泽东主席还特地亲自给干部团作动员说（原话记不准确，讲活大意是）：“我们虽有些舍不得让你们去，因为你们都是干部，你们的素质好。只有派你们去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陈赓团长上来二话不讲，示意部队立即出发，一到了阵地就立刻吹响了冲锋号，全团所有人员一起向敌人阵地猛冲，冲杀声响成一片，一下子就占领了阵地。这次战斗，我们干部团伤亡近半，约500来人，才换来中央机关的安全。在战斗结束时，全团剩余人员进行分工，有的负责掩埋牺牲同志的尸体，有的负责把重伤员安排到老百姓家里，而轻伤员则随大部队继续前进。我负责照看一批轻伤员随大部队继续前进。我负责管的这些轻伤员无一人掉队，后来身体全部康复。

　　土城战斗取得了胜利后，我们部队到达了大渡河边，河水湍急，水打在石头上哗哗作响，敌人封锁又严，部队分数路渡河，我们有三条船过河，　我坐的小船行到江心时，水中有许多旋涡，甚至可听到水底石头被冲走时发出的咚咚响声，我亲眼看到另两条木船被河水冲向下游，如不识水性人将会淹死，这种险境在长征途中曾发生过多次。有一次在过草地时，我们淌过一个河岔口时，因摸不清水中的情况，我就使劲抓住一匹马的尾巴，另外几个人，每人分别抓住前面同志的腰上旧皮带跟在我后面走，当河水变得又深又急时，我的旧皮带突然被拉断了，有几个同志当时一下子就被急水冲走，如果水性不好的话，那肯定是凶多吉少了。

　　强渡大渡河后我们强占了泸定桥，真奔夹金雪山，红军有股干劲，不怕雪山高，红军坚决要过去，走了几天，部队才翻过了雪山，但牺牲了不少战友，有的炊事员背着个大铁锅，在山上被大风一吹，连人带锅吹下山谷牺牲了，有的战士走累了坐在厚厚的雪地上起不来也牺牲了。下雪山也没有路，大伙跟着前面的往下滚。

　　翻过了雪山，我们在毛尔盖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我见到红四方面军服装整齐，崭新统一，我们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行军打仗，像讨荒的一样。会师后，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北上路线，干部团与中央走中路，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右路军，张国焘、朱德、刘伯承为左路军，当我们与右路军北上时，张国焘不北上，与中央对立，自作主张南下，造成部队损失惨重，在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人反对下，张国焘才同意改北上，放弃了第二中央。

　　经过血染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金沙江、抢渡大渡水、强占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玻腊子口，一路上环境险恶，我们红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除牺牲在敌人枪炮下，过雪山时的严寒缺氧，过草地时的疾病与饥饿，许多人就是倒在艰苦险恶的生存环境下。

　　1935年10月我们胜利到达了吴起镇，8.6万多红军只剩下不到8千人，我是这其中的一个。毛主席当年讲：“你们不要看到我们人员是少了些，但我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看得很远。

　　1936年1月，组织上第二次派我去学习，在志丹县卫校学习。同年7月，我在卫校学习毕业，分配到陕北独立师卫生所当连级司药医生。陕北独立师担负着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而这时的红军大学改编为抗日军政大学。独立师在延安安塞一带主要担负着安全、守卫各项工作。记得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时，要紧急赶往西安参加张学良、杨虎诚发动西安事变后的协调会议，我和独立师的一些同志，一起护送周恩来去延安机场。

　　1937年4月，组织上第三次派我去延安卫校学习，后该校改为延安医科大学，我就成了延安医科大学第十三期学员。在这个时期，红军已编为八路军。部分改编后的红军部队开始东渡黄河，开赴抗日战争的前线，我们学校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全校师生要渡过黄河去山西五台山附近日夜抢救伤病员。这时从前线战场源源不断运送来的伤病员有一千多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参加“平型关”战役的前线伤员战地紧急大抢救，一直到抢救工作结束后，我们全校师生才返回学校重新上课。

　　1939年4月，我完成了医科大学的学习，由组织安排到太行山抗日前线工作。在这里，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我先在太行山总部特务团任医生和卫生队长，接下来又在第一二九师医院和太行山第七军分区、第二军分区工作，先后担任过医务主任（营级）、副处长（副团级）、处长（团级）等职务。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和相持阶段，我们八路军的形势和工作环境是相当困难的，既要与日军作战，又要预防阎锡山的部队与我们发生磨擦，几股力量相互穿插交错，随着战局的变化，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与我们争夺地盘、地域上时刻都有矛盾冲突。我们的伤病员情况也十分复杂和困难，有时山下是敌占区，而我们的伤员就三三两两地住在山上的不同山洞里，日军时常到山上巡逻，我们要为分散在各个山洞中的伤员治疗，带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我现在的苏州干休所就有一位曾是我部门的卫生员，他在山洞里护理伤员时，被日军发现，挨了日本兵一刺刀，还好没刺死，他最后逃脱了日军的魔掌。如遇上日军的大扫荡，对伤员救治就越发困难，在前线野战医院牺牲的伤员和医务人员也有不少。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内战。阎锡山军队向我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于是，我们又投身到解放战争中，我参加的最大战役是晋中战役。我们医疗单位随作战部队转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山西省的几十个县，参加战地伤员抢救和医疗工作，直到太原解放和整个太行山、山西省成了解放区，我的战争生涯才宣告结束。

　　全国解放后，我从山西太原到南京、西安、北京一直在部队医院任领导。1951年，我首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

　　1969年底我又回到阔别近30多年的老家，得到家乡领导、县人武部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并在资溪县委机关大院内专门为我建了一幢住宅楼房。在家乡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亲切关怀下，我的身体得到康复，在此，我特别向资溪县的家乡父老和各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经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统筹安排，我从1982年离开资溪，到了解放军总后勤部苏州干休所休养。原在资溪住的楼房已由资溪县委安排为资溪县纪检委员会机关办公地点。我现在年事很高，但身体尚好，我和所有离退休干部一样，过着一种平静、愉快的晚年幸福生活。”　

　　徐老最后对我说：“中国革命来之不易，这是人民的胜利。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老人最后写下了“不忘长征路。牢记两个务必。永远跟党走。不掉色。”

　　采访结束，徐新中开车送我到苏州火车站，我乘下午2点37分G7134高铁返南京转车于4日早上回到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