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日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病房

　　2013年6月30日我参加长春战友聚会结束，2013年7月1日到达北京，按先前与北京东润书香菊屋有限公司胡泊之约，前去采访江西籍老红军、原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年逾94岁的老红军陈旭东。

　　昨天，我与外专局老干部处取得了联系，征得陈老女儿同意，7月2日一早，我从前门坐地铁到中日友好医院，和之前赶到的胡泊一道来到了在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二楼住院的陈旭东病房，陈老女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简单介绍了父亲的近况。陈老身体状况还较好，但思维能力减退，当医生查房询问他腿脚好些否，他却说：“我能爬山，跑步。”他女儿讲，其实现在走路都不稳定了，他就是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我在病床前拍了照后，胡泊将对陈老采访的原稿给我作了介绍。

　　陈旭东于1919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劳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母亲便病故了。父亲陈富贵是村里的一位老共产党员。

　　由于永新地处井冈山下，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红六军团的发祥地，当年著名全国的“三湾改编”和“龙源口大捷”就发生在这里。永新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在父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陈旭东年幼时便要求进步，积极向上。1933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当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进犯时，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壮大红色队伍，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父亲的鼓励下，刚刚15岁的陈旭东就加入了红军。

　　陈老说：“加入红军后，班长带领我站岗放哨，教我打枪。那时年纪小，在部队还是有些想家，想回家。是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环境的锻炼，使我成为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我们劳源村在山沟里面，当时人也不是太多，但参加红军的却有十多个。红军长征结束时，这十多个人中活着的只有我一人。我比他们幸运得多。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胜利得来的不易，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一定要好好珍惜。”

　　在苏区和长征时，陈旭东曾担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政治委员于立金的警卫员。陈老一直珍藏着反映了他所在的红六军团及合编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不少宝贵情况。

　　材料中介绍说，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在以任弼时为书记的湘赣省委领导下组建的，辖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

　　从1934年8月开始，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转战两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十倍于我军兵力的围堵，于同年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的印江县与红三军胜利会师，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0月28日，红二军团（约4400人）、红六军团（约3300人）由黔东向湘西进发，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红二、红六军团采取积极防御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多次进攻，在战略上牵制了湘鄂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9月，国民党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又一次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决定退出根据地。11月19日，他们也开始长征。突围西征后，强渡澧水、沅水，横扫湘中，进入贵州。在国民党调集十几倍于我军的兵力对我军进行“围剿”后，我军退出贵州，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翻过雪山，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电令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到达陕西省静宁县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历时11个月零4天，行程一万六千里的长征。至此，胜利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伟大会师。

　　1936年11月，红二方面军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第一军以沉重打击，对实现国内和平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长征中，陈旭东不畏牺牲和艰难困苦，怀着大无畏的精神，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他跟着首长高一脚低一脚地踏着烂泥巴路往前行。到了宿营地，他们常把雨衣或布什么的搭在树干上，几个人坐在树下背靠背地打个盹，度过漫长的黑夜。饿极了时，就去找些野菜、野果充饥。过雪山和草地时，更是风寒饥饿交迫，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陈旭东除了和战友们一样经受艰苦环境和敌人追杀的考验外，还要忍受伤痛的折磨。1935年在贵州与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手，手腕骨头被打断，并在手腕内留下了骨头碎片。但他在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后，又和战友们一道继续长征。这些碎片在手腕内化了脓，一直到延安住进医院以后才被完全取出，伤口才愈合。

　　陈旭东说：“首长和战友对我都很关怀和照顾。他们不让我拿枪打仗，于立金政委还让我骑他的马。我很怀念和感谢他们。”

　　1943年10月间，根据上级指示，陈旭东和季宪明所在的陆军中学六七百人，从河北邢台出发，步行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陈旭东和季宪明等11人在同一个班，11人中只有班长陈旭东等5人有枪，季宪明等另外4人只有手榴弹。一路上，陆军中学的同志们吃尽了千辛万苦。大家有时一天一夜急行军90公里，一边行走一边打瞌睡。一些同学在冲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时，光荣牺牲了。他们到达延安时，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当时毛泽东主席不在延安，朱德总司令、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在延安中央礼堂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朱总司令说：“他们在前线很辛苦，到延安以后要自己动手，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有利条件”。他们陆军中学的同学被改称为抗大七分校第三大队。第三大队又分为两个梯队，一个梯队负责开荒种地，另一梯队负责挖窑洞、盖教室和住宿窑洞，养猪、养羊。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没有人烟的荒地上建起了新窑洞、新教室，长出了新鲜蔬菜，出现了成群猪羊。在抗大，陈旭东仍是班长。他和战友们朝夕相处，一起劳动，一起学习。

　　1945年9月，日本也已宣布投降，陈老在抗大学习结束了，原陆军中学的六七百人又回到了河北一带，并举行了正式的抗大学习结业典礼。滕代远同志在结业典礼仪式上向大家讲了话。

　　学习结束后，陈旭东在太行山地区担任过新八军（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成为八路军）的特派员，以后又担任过八路军的指导员。1946年在山西寿阳与阎锡山军队的一次激烈战斗中，连长赵勤漠不幸受伤倒下，陈旭东紧接着又带领战士们往前冲。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下颌，牙齿被打掉。送进野战医院后，护士对他说：“子弹打下一些，就打掉了你的下巴；往上面打，会打瞎你的眼睛。”至今他配着假牙。上次受伤，他被定为三等残疾。这次又受伤，被定为二等乙级残废。这次受伤出院以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当组织干事，担负起对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连级以上军官的教育工作。陈旭东说：“我们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宣传党的俘虏政策，告诉他们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留下的，可以发给路费回家。”

　　1949年进北京后，陈旭东转业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委办公室负责人事工作，1954年调到国家外国专家局友谊宾馆任经理、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华大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当时，中国同苏联达成友好协议，苏联政府同意派1200名各行各业的专家到中国，支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为解决这批援华苏联专家的居住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在国家财政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果断地挤出宝贵资金建设饭店。1953年，新中国成立了专家工作局，即现在的国家外国专家局，直接隶属国务院。1954年，中国建造起了代表共和国当时最高水平的豪华饭店，西郊专家招待所，即现在的北京友谊宾馆。

　　陈旭东说：“刚解放时，友谊宾馆这一带是一片荒地和坟地。友谊宾馆刚建成时，就有五座主楼以及一些配楼，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住在这里的，开始时是苏联专家，这里也被称作“苏联城”。以后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住在这里。周恩来总理常来这里看望外国专家。”

　　国家对友谊宾馆这样重视，使陈旭东认识到做好友谊宾馆工作的重要性。他全心全意地做好为外国专家服务的工作，使他们感到温暖，像在家里一样。1963年，他调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1968年，陈旭东和全家被下放到河南干校劳动。1971年他被调回北京，继续担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分管人事、党团和政治思想工作。198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