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6日　星期三　晴　湖南省长沙市

　　今天凌晨5点，我和朋友孙光荣，江西省妇联陈固同志驱车直奔湖南长沙，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了五个小时，距离长沙市区还有10来公里时，我打电话与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陈干事联系，陈干事告知说在外面开会，要我们明天来所里。我们商量决定，车已到长沙，还是自行去采访，在长沙南下高速后进入市区，我们一路打听，经万家丽路，人民北路到农学院，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在城边树林中的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

　　经门卫士兵指引，我们来到了老红军张生荣家门口，我隔着玻璃门朝里望，见一对老夫妻正在客厅看电视，我敲敲门，自我介绍说：“我是从江西来的，张生荣同志家是住在这里吗？”张老夫妇马上起身说：“请进来，请进来”。

　　张老虽然八十多岁了，走路不是那么顺捷，但精神很不错，特别是眼神闪着亮光，谈起话来声音吭亮，得知我们专程从江西来采访他，他也很兴奋，并指着扎着布的军号说：“这是不久前，于都老家专程送给我的”。

　　大家顺序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听着张老讲述以往的回忆。

　　1919年7月7日，我出生在江西于都县，1931年3月，12岁不足就参加了工农红军，1936年4月不足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当过勤务兵，司号员，班长，晋察冀军区司号长，连长，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学习后担任排长，前往河北易县，保定地区参加抗日战争，由于身体不好，杨成武同志要求我回延安休息，后任过团管理员，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股长、副营长、团副参谋长、参谋长、165医院副院长兼物资保证处处长、湖南浏阳县兵役局局长、岳阳武装部长、吉首军分区后勤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张生荣回忆说：“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会昌县青塘出发开始长征时，我仅15岁，我已是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师司令部特务连一名出色的司号员了，部队向湖南新团前进，日夜行军作战，有时走着走着睡着了，掉到沟里坎下，惊醒过来，爬起来又继续前进，部队没有时间休息做饭，休息的一小时做饭、待命，米刚一下锅敌人来了，只好盛碗半生熟的米汤和米边走边吃。到湖南蓝山县时，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饭。

　　在蓝山县，我们第二十二师改编，我随工兵连前去湖南道县架设浮桥后，调到红一军团红一师司令部特务连当司号员。1935年1月28日，红军再次攻占遵义，歼灭国民党吴奇伟两个师后，继续向鸭溪，白腊坎，鲁班埸挺进。打周浑元时，击战一天一夜，因敌人固守的一座大庙四面环水，红军几度恶战没能攻下来，第二天拂晓撤出战斗，部队向大村街前进。这时我病倒了，发高烧，躺在大村街路边。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让警卫员在我挎包里放了两包挂面，由红三军团收容队将我安置在街上老百姓家里，这百姓很好，到药铺里买了副药给我吃，我在街阁楼上躺了三天，只听见咱们部队日夜行军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晚上打着火把将屋里照得通红光亮。

　　第三天清晨红五军团收容队的同志问我是那个部队的。我说：“红一军团红一师司令部特务连的，因病寄养在老百姓家。”他们又问我能不能走，我说：“三天来，我只喝了一点稀饭，站着就头晕心慌，一身发软，我想很难跟上部队。”但心里想，当红军干革命，为全国人民求解放不能半途而废。我心里直发急，收容队的同志告诉我：“后面再没有我们的部队了。”我一听，就说：“不管怎么样也要跟上部队”。决心一下，我不知那来的力气，一下子爬起来，找了根拐棍，背上挎包，就跟着部队继续前进了。跟上了部队，病好像也好了，我一路往前追，走不动，就躺得路边休息一会儿。终于在第三天下午五点多钟赶到了连里，连长、指导员和同志们见我回来了都很高兴，问长问短，我那时的心情像走丢的孩子重又回到了母亲身边一样。

　　过金沙江前，我又因病掉了队，随红二师在金沙江蛟平渡口分开，路上遇到了一名第一团第二营的战士，我们一起过的金沙江。他说：过了江他只走30里，这时他见到路边有个小铺子，他向前问铺子里老板收不收徒弟，老板说收，他就对我说，我们一起留在这里，别走了，我坚决地说：不！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我要赶部队，他留下了，我一人在黄昏时沿着部队留下的指路标，终于赶上了部队。

　　我们部队来到大渡河边，水流湍急，河面不可能架桥，当时，只寻找到四只小木船，一天一夜，也只能渡上一个团过河，为了摆脱敌军的追击尽快过河，中央军委决定夺取上游的泸定桥。我们奉命向泸定桥急行军，突袭敌人守敌，我们一夜走了120公里，当我们赶到泸定桥时，发现铁索桥上木板已全部拆除，只剩下了十几根铁索在空中悬荡，河对岸有一个团的兵力在坚固的工事里抵抗。

　　上级要求大家找木板，强攻开始后，红军轻重武器同时向敌人开火，掩护徒手爬在铁索上的红军前进，我们打了两炮，正中敌人的碉堡，这时上级命令，吹进攻号，我冲在前面，拿起冲锋号吹起来。军号一响，战士们向铁索桥上冲去，前面的同志边铺木板边向对岸前进，后面部队紧紧跟上，用火力掩护，战士奋不顾身，手榴弹、机关枪和号声响成一片，当我们快接近对岸时，敌人向渡口来了个反冲锋，上级命令再向敌人开炮，两炮正中川军，这时我先头部队迅速登上岸，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控制了桥头，我们顺利地按时间通过了大渡河。

　　过夹金山（雪山）时，山上冰冻，气候恶劣，我只穿有一身单衣。过草地时，吃草根，野菜，走了七天才见人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可我紧跟部队，挺过来了。红军过了腊子口，到了甘肃边上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进行整编，我们红一师整编为一大队，下辖四个连和一个特务连，杨得志任大队长，我在四连任司号员，人少了，但我们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战斗力不减，在向陕北进军中，毛主席指挥打了一仗，歼灭了阻拦我军的敌骑一部，在吴起镇又消灭一部分敌骑兵。“

　　时间已经过了中午1时了，大家都没有吃午饭，张老说：“就在我家吃点面吧”，大家这才感到真的饿了，很赞同张老的意见，吃完面条后，张老请阿姨带我们去同院的江西籍老红军张步兴家里采访。

　　张步兴老红军在瑞金市老干局提供的名单中没有出现，我心想，这可能是我寻找到的第二位瑞金老干部局遗漏的老红军。（后与瑞金老干部局林有生科长联系，确实是遗漏）。张老见我们进来，忙叫阿姨切西瓜给我们解渴。

　　张步兴身材不高，而且很瘦，左眼蒙一块白纱布，左手食指也残废了，他告诉我们，这是在战争年代负伤留下的纪念。

　　张老告诉我们：“我1917年出生在江西瑞金县壬田乡，1932年参加了儿童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由团转党。

　　张步兴回忆说：“1933年，我刚刚十几岁就参加红军，被分配在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卫生队当看护员。那时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屁孩呢。

　　有一天，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卫生队的战士在溪水里洗着浸血的纱布。卫生队里突然来了一个身材很高的人，挨个看望伤员，了解医疗药品情况。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也没什么领导陪着，可是很多老同志都高兴地围上去打招呼，张步兴也好奇地凑了上去，事后老兵告诉他，那是毛泽东。”

　　张步兴说：“当时我年纪太小，也不知道毛主席是干啥的，跟我们普通兵有啥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对红军中的领袖有了认识，穿着朴素的毛泽东主席的形象，在心里渐渐高大了起来。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长征路上。1934年10月，我随红三军团从于都河出发，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次，连队的同志们走远了，由于饥饿和路途疲劳，累得我躺在路边。巧的是，躺在担架上的毛主席正好路过身旁，毛主席也病了多日。”

　　当时情况我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问：“这个小鬼是谁啊？”他们说是红九军团的通讯员，给部队送信回不去了，没有吃的。毛主席听后叫警卫员给了我一块肉，警卫员说：“主席吃的给你一点”，我说：“主席吃的我不吃，主席的作用大，应该留给他吃。”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疲劳和饥饿是每个红军将士都要面对的问题，不论是战士还是首长，毛主席也不例外。主席把舍不得吃的肉给了我。

　　拿到肉我哪里舍得吃，我把肉装在荷包里。回到部队后，我对大伙喊：“快来、快来，毛主席给我肉吃了！”同志们你闻一闻，他闻一闻，谁都舍不得吃。

　　长征中红军将士穿的是草鞋，每到宿營地，我們就地取材，便打起草鞋來。有的人還在草鞋前面綴上一朵小紅花哩。”

　　吃的方面，过草地前好一点，每人背了几斤干粮。后來干粮吃完了，只好吃皮帶和草。住的方面就更不用讲了。记得有一次晚上宿营时，我选好了一块干草地，睡到半夜感到很凉很冷，醒來后发现全身己浸在水里，原来那是一片沼泽地。长征途中最多的是走，我們每天行軍几十上百里，一次我的腿被打伤了，开始连队想把我放在老乡家里养伤，但又怕敌人来“清剿”，只好由战友们轮流背着我走。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进入湖南。我們侦察连走在队伍前面负责侦察敌情。湘江战役的时候，敌人调集了大批人馬封锁湘江，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在严密的封锁面前，我們侦察连到处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为大部队过江当尖刀。”

　　一天晚上，我們连队摸到一个渡口，找了几条小漁船，每条船只能坐一个班的人，乘着夜色划往江对岸，尽管做得十分隐蔽，但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哒！哒！哒！”“轰！轰！轰！”子弹、炮弹纷纷打来，有的船被击翻了，船上的战友牺牲了不少。我們侦察连就这样渡过了湘江，占領渡口，並找到一些船只供后续部队过江。”

　　一路上参加战斗不少，部队渡过金沙江后，我掉队了，但我继续去追赶部队，在追赶部队的过程中，遇到了红九军团，我就到了红九军团。

　　翻过夹金山，部队穿过草地后改为第32军。我是1936年底才到达延安的，西安事变后，红军改为八路军，我在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就是苏区时的老八团，留守保卫延安。胡宗南杨言要进攻延安，中央从前线调第一二0师保卫延安，第七一八团改为警备一团，主要在洛川周边起警戒任务，沟对面就是敌人，平时没有战斗任务，我们就拿锄头搞生产，种的粮食、养的牛、羊、鸡都吃不完，敌人有动静了，我们就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我的左眼是在辽沈战役中，被飞来的弹片击伤失明的，我眼睛瞎了没事，只要战斗能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就值得。”

　　参加红军时当过侦察兵、卫生兵，警卫员、到达延安后，我调去卫生学校学习，学习毕业后担任护士，护士长，医生、卫生队长、医院医务处长，在广州军区军事医学院研究院院长岗位上离休的。

　　从老红军张步兴家出来，将近下午3点，我们决定当天返回江西，到达萍乡时已近17点，我们找到萍乡市老干局联系，陈固与现任萍乡市老干部局长很熟悉，她从萍乡市妇联主任调过来担任萍乡市老干部局局长不久，萍乡市老干部局根据我们要求，马上与老红军龙德和耿占甲家中取得了联系。

　　龙德家住萍乡市上粟县长平乡落星村，离市区有近40公里的路程。萍乡市老干局派了干部开车在前面带路，当我们到达龙德家时，都快19点了，见我们一行的到来，龙德的孙媳妇按当地的风俗，燃放了鞭炮表示欢迎。

　　由于龙老家是农村的大木屋，光线很差，大家就在场院里坐下，听老红军龙德介绍。

　　龙德出生于1913年，萍乡市上粟县长平乡落星村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杨得志的通讯员，班长，排长，连长，延安被服厂厂长等职，1955年由于身体原因退伍回乡。

　　龙老说：“我从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一直在首长杨得志身边担任电话兵，仗打哪，我就将电话架到哪，保证部队通讯畅通。

　　1934年10月12日，我们部队离开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当部队到达广西全州时，在山里休息，傍边有一个石洞，我听到远处有树枝拔动的响声，我忙弯着腰爬上高处往响声处张望，发现有国民党军队正在向杨得志和部队休息的地方靠近。我一惊，如果一喊叫，势必给敌人指出了部队的正确方向，我故意弄出大的响声，向相反的方向跑去，敌人听见响声和我的跑步声，慌乱地朝我的方向开枪并追了过来，他们跟着跑了一个大圈子，杨得志听见枪声，马上组织部队包围了敌人，并且全歼灭了敌人，杨得志见我后连连夸我机智勇敢，表扬了我一番。

　　由于在长征中拖垮了身体，我身体一直不好。长征后，组织上一直安排我在后方工作，在被服厂任厂长时，组织工人日夜为前线输送后勤物资，保障了部队的军需，受到了上级表扬。

　　陪同的老干局同志告诉我们，龙老八十岁后还经常去工厂、学校用自已亲身经历宣讲革命故事，讲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后一代。

　　天黑了下来，我们在堂屋的八仙桌上请龙老签名，乡里乡亲围得厅堂满满地，看老人给我们签名。当我们汽车开动时，后面又响起了送行的鞭炮声。

　　晚上8：30分，我们在萍乡市老干部局五科张科长的引领下，返回到了萍乡市干休所耿占甲老红军家，耿老已经睡下，家人见我们来后，忙进屋将老人叫醒。

　　耿老身体很好，但双耳失聪，在我的要求下，拍了几张照片。

　　耿老没有文化，请他签名时，自己的名字都写了几遍才写好。

　　老红军耿占甲，1913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霸县。1937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战士、十九旅二十团四连连长、暂编五团四营副营长、参谋长，海南自治州陵水县公安局副局长、琼山县罗牛山农场场长、海南省八所港务局机械队党总支书记、八所港务局职工医院院长、八所港务局办公室主任等职。1974年退休，1982年改办离休。

　　晚上十多点钟大家才吃完饭，于深夜1点返回到了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