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7日　星期二　南昌市二纬路

　　今天接到吕宏电话，他与父母约好，请我过去采访老红军吕良、何恒夫妇。

　　在南昌市二纬路一个小院里，正中有栋两层小楼，院内樟树枝繁叶茂，在深秋的阳光下显得特别翠绿，走进小楼，木质地板，木制的门窗加上老式书桌、书柜，体现出老人的朴素和恋旧之情。老人儿子吕宏带我穿过客厅，在书房见到了吕良、柯恒两位老人。

　　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坐在沙发和椅子上等候我，何老耳朵有些背，但俩位老人思维敏捷清晰，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俩位老人回忆起几十年革命岁月的经历。

　　吕老先说到，我是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的一个小商人家庭。我们大埔县地处粤西，县境内群山环抱，溪流众多，是客家聚居地。我们县有着淳厚的客家文化，我的童年是在客家的氛围中度过的。

　　我小学是在高陂镇读完的，初起考入大埔县中，1934年我又考入百侯中学艺友师范就读。

　　百侯中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推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而著名，当时在全国享有“北有晓庄，南有百侯”的美誉。在艺友师范的学习经历，使我养成了勤于动手的习惯。陶行知先生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思想，在我头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使我一生与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百侯中学学习期间，在一批进步教师的引导下，并接触到一些进步的书刊，我们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35年春，我们几位进步同学一起来到广西南宁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一边在南宁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读书，一边在当地的国民基础学校教书，同时积极参加党的地下革命活动。我于1935年秋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当时党的地下组织办了一份名为《新动向》的刊物，我负责刻钢版、油印。

　　组织上派我去上海，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生活教育社”工作。在“七·七”事变前夕，党组织又派我与其他四位同志从上海前往延安。

　　何老接过说：“当时我们加入共产党干革命，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是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人民。

　　我也是在学生时代参加地下党工作，因年纪小，性格比较泼辣，绰号叫‘小辣椒’。我当年也在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学习，在这里我们相互认识的。那时，我受一些进步老师的影响参加了革命，1935年冬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当时我们互相只知道都是进步青年，组织上的事都互相保密。他去上海、延安，我不知道。后来党组织也派我去延安，路过西安时遇到一位熟人，告诉我吕良也在延安。我这才知道他的下落。

　　我去延安是从广西桂林出发的，我与沙飞、张光怡三人同往，我假扮沙飞未婚妻，张光怡扮沙飞妹妹，到武汉后，沙飞帮买好去西安火车票，他去做战地纪者去了。我们到西安后，由于组织关系还未到，我先在西安光大园幼儿园当老师，组织关系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办事处安排我乘坐敞蓬大货车去的延安，后来大多都是走去延安。”

　　吕老说：“1937年我到达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教育部（后改称教育厅）任编辑，1938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学，组织上调我去筹建边区中学（边区师范），我任教务主任。边区中学从延安搬到100多里外的安塞县吊儿沟。师生们自己动手挖窑洞、平操场。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荒种地，生产粮食，种菜，养羊、养牛，纺纱织布。开展大生产运动。毛主席的儿子、侄子和警卫员，还有后来毛主席专职摄影师候波都曾在边区中学学习。毛主席对边区中学非常关心，曾经亲笔题词表扬边区中学教育方针，并肯定了学校结合抗战实际、结合劳动生产的办学方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讲了一些勉励的话。我一直把毛主席的亲笔题词珍藏在身边。后来在一次行军途中被雨水淋湿，我拿出来晒的时候不幸遗失了。

　　在边区教育部工作时，我和老教育家徐特立共住一个坑。当时的延安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担任教育部长的徐老和其他同志一样只有一套棉衣。由于没有替换的衣服，又缺水洗澡，大家身上都长了虱子。闲暇时，大家就脱下衣服来捉虱子。徐老眼神不好，要我帮他把头发里、衣服里的虱子捉出来。后来我又和周扬在一起工作。”

　　何恒说：“我到达延安后不久，惟一的弟弟也瞒着母亲投身革命，来到延安。我弟弟是和几个同学一块儿从广西出发走到延安的，他们身上没有钱，路上非常艰难。当时我在抗大学习，听说弟弟到了延安，一下课，就到中央办公厅借了一匹马去看弟弟。弟弟所在的抗大分校在盘龙山，距延安70多里路。别看我个子小，我那时年轻，愣是一个人骑着马，翻山越岭赶几十里的山路。到了抗大分校，不巧弟弟出去打靶训练了，直到晚上才等到弟弟回来。我和弟弟谈了一个晚上，因为第二天早上要听重要报告，天没亮我又赶回了学校。没想到这竟是我和弟弟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弟弟上了前线，1942年在太行山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牺牲了。直到解放后，我都隐瞒着母亲，骗母亲说，弟弟到苏联学习去了。为此，直到母亲去世，也没有敢为母亲办理烈属证。

　　1940年我俩在延安结婚。抗日战争后期，为扩大南方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1日，王震率三五九旅改编成南下支队南下。不久，中央又组织了一批南方籍干部南下支援，吕良参加了这支南下队伍。吕良随部队离开延安后不久，就传来了他牺牲的消息。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但我以热情忘我的工作来冲淡心中的悲痛。”

　　吕老回忆说：“我们南下刚渡过黄河，得知日本投降了。中央电令我们改去东北，我们当时是从内蒙古绕道去东北的，走了5个月，辗转6000多里才到达东北接收长春。”

　　何老说：“对国民党调兵东北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从延安组织大批干部到东北去。我也报了名去东北。很多同志都劝我不要去，因为路途遥远，又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我坚决要报名去东北。一路上让孩子坐在驴子驮的木摇床里，除了照看自己两个孩子，还一直帮助照看宋琏同志（解放后任北京市检察长）的一对儿女。

　　蒋军占领山海关后，干部大队从张家口去东北的路走不通了，只好改走海路。我们转列山东烟台后，大家躺在渔船底下偷渡过海，又从大连乘苏军的船只到朝鲜，前后路上走了历时近一年，才经朝鲜到达吉林省图们市。

　　当时白栋材同志在图们市任书记。我们在延安时就是老朋友，他从干部大队的名单中看到“何恒”我的名字，立刻把我和孩子接到他家，告诉我吕良就在附近的延吉。当时我激动不已，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

　　1949年6月，我俩随解放大军南下进入南昌，从此，把一腔热血全部奉献给了江西省和南昌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吕良同志，原名李良史，在登上火车去延安之前，党组织给他改名吕良。生于1916年3月，广东大埔高陂镇人。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0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9月转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起，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部编辑股长、教育厅社教科副科长，陕甘宁边区中学、边区师范教务主任，绥德分区专署教育科长兼绥德县教育局局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督学，延安分区专署教育科科长。

　　1945年11月起，历任中共吉林省委训练班负责人，吉林省教育厅秘书主任、长春市教育局局长。1947年9月先后任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厅长。

　　1949年6月起，历任南昌军管会文教接管部副部长、江西省文教厅副厅长、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教委主任。1956年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文教部部长。1958年8月至1968年11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江西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1980年1月任江西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1983年5月，任江西省政协第五届副主席、党组成员。

　　何恒，原名叫阳玉蓉，曾化名吴静。1919年11月出生在广西。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到达延安。

　　在延安曾任抗大391第三期女生队学员兼支部书记、第四期专职支部书记，马列主义学院毕业后任绥德地委国教科科长、绥德市委宣传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吉林省民主学院政治指导员，吉林市教育局副局长。

　　1946年南下南昌市，历任南昌市教育局长、南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南昌市委秘书长、南昌市委副书记兼南昌市政协副主席、南昌市科协主席、江西省妇联副主任（主持工作）、江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