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

　　母亲去世2年了，一天一位阿姨来看望母亲。我不认识她，她以前也没有来过我家。她来自于广州，这次是看病来北京顺便看看老朋友。由于地缘关系，她们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她知道母亲去世非常难过。她说她是母亲的同学，一起参加革命的。她告诉我“七七事变”以后，在当时母亲就读的学校已经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他们在宣传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抗日、保家卫国的口号，鼓励进步青年到抗战一线，为抗战贡献力量。母亲在地下党的推荐下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把大批爱国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原本叫陕北大学，因当时国民党政府以陕北已经有了抗日军政大学为由不予核准，才改名为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最初的学员编成有5个班，大约有300多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还有从南洋、日本、欧美跑回祖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侨胞。他们离乡背井、千里跋涉，突破敌人的封锁，斗志昂扬地奔赴从西安到延安求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延安逐渐成为全国抗日中心。在这里母亲和其他全国各地许多爱国志士及进步青年一同学习革命的理论，学习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母亲曾经对我讲过，陕北公学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讲堂，没有饭堂，没有自习室。学生除了睡觉在窑洞里，整天都在露天活动。即使是在寒冬，大家仍然在露天上课、读书、吃饭。但是同学们却心情愉快，精神饱满。学习结束以后母亲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到根据地做妇女、宣传工作，二是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到抗大医院做护理工作，不过做护理工作还要学习新的知识。

　　母亲听说到了抗大医院还可以学习医疗知识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到抗大医院工作。很快她就带领了十几个年轻同志来到了抗大医院并任命为护士长，在这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几十年以后在父亲、母亲和当年的老同志相聚时曾经说过，第一次见面他们双方都很尴尬、失望。母亲到了医院才知道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医院各个方面的条件还不如陕北公学，而且医院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就开始运转了。满心想学习的母亲根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继续学习，这令她大失所望。

　　父亲奉命组建抗大医院并任命为院长，由于新组建的抗大医院缺医少药本来就十分为难，后勤部的领导一再许诺，解决医药问题需要时间，不过加强医院技术力量刻不容缓。等来等去，等来的却是母亲带来的一批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青年女学生，父亲失望至极。医院已经“被迫开张”伤病员陆续送到了，工作千头万绪，父亲已经无暇自生闷气了。医院、医疗这些都关系到人的生死，这是父亲和母亲生前多次谈到的话题。人们常用“无常”谈论生死，在战争年代更是这样，刚刚还是欢蹦乱跳的战友、同事转眼间就阴阳两界。父亲曾经说过，抗大医院由于缺医少药手术感染率极高，几乎在70-80%，术后死亡率也在50%，父亲为此非常头疼。

　　他和母亲的争吵也是不断，母亲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缺医少药，父亲知道母亲的意见是对的，无奈，这些问题他是无法解决的，他只能要求加强护理降低死亡率。这无疑加大了护理的工作量，日夜不停的护理伤病员使她们疲惫不堪，为了医院的安全他们时常要转移。每当母亲提到往事，总是老泪纵横，那时候真累呀，走着走着摔一个跟头有时就睡着了，枪响了都惊不醒，醒了沿路再追赶队伍。

　　父亲也曾经讲过，那时候医院只配备了一个排的保卫力量，一到医院转移，队伍哩哩啦啦有2-3里路，这些女兵们总是在最后，让人十分担心。不过她们也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她们能够从犀利的枪声中辨别哪些是中正步枪的枪声（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哪些是三八大盖的枪声（日本鬼子的装备）。遇到国民党部队她门就地躲藏，即使抓到了，都是抗日的队伍也好脱身，如果听到三八大盖的枪声则需要拼命的跑。父亲说，行军时队伍稀稀拉拉，掉队的全是女同志，怎么下命令也不行。只要三八大盖枪声一响，女兵一个掉队的也没有，全都跑到警卫部队前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