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

　　1975年1月13日——1月17日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招开。在会议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母亲听完报告以后万分激动，祖国的繁荣富强这是他们这一代早年参加革命人的梦想。她不在家休息了，文革前承担的课题已经耽搁十年了，她又跑到单位上班了。

　　那时毕竟文G还没有结束，周总理只画了一个宏伟蓝图。到了单位使她大失所望，单位冷冷清清。执政派小心翼翼的抓革命，在野派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执政派，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把他们打倒在地，踏上亿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些老专家更是呆在家里不敢“乱说乱动”，接二连三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让他们心惊肉跳。母亲的想法没有得到各派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政治动荡的年代只有“很抓阶级斗争”才能保证执政派地位，但是他们也不反对，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总是要有些人干点活支撑一下门面。

　　于是母亲又开始了她的细菌学课题研究，细菌学是微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细菌的形态、生理、生物化学、生态、遗传、进化、分类及其应用的科学。在这期间母亲在一些老专家的支持下和同行的协助下完成了许多研究课题并写出了大量论文，“中国80年代布氏菌病病原学研究成就”，“山东省犬种布鲁氏菌病调查报告”，“布氏噬菌体用于属外鉴别和属内分类的初步研究”，“噬菌体表面呈现技术及在抗寄生虫免疫中的应用”等等。

　　1986年，母亲离休了。领导找母亲谈话，希望她能再工作一段时间，这主要是她现在研究领域没有什么年轻人能接上班。原因是当时在研究细菌实验室我国的防护技术还很落后，实验室感染事件经常发生，年轻人都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母亲在从事绿脓杆菌的试验中就曾经被感染过）。

　　领导说，离休以后就不要天天来单位上班，母亲主要工作是带研究生，需要到单位来，单位可以派车。母亲答应了领导的要求，不过她还是和往常一样，天天上班，一次也没有让单位的车接送。母亲的朋友、同事都劝说母亲应该在家休息，安度晚年。她认为工作就是一种学习，学习是她一生的追求和爱好。

　　在这期间她谢绝了朋友聚会，甚至多年未见老朋友、老战友的聚会。这种不近人情，把时间全部用到工作的行为让人很难理解。莫非她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把最后工作做好？可是她每次体检报告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呀，除了血糖有点偏高以外。

　　1989年父亲体检查出了肝癌，没有过多长时间就离开了我们。在这期间，父亲的检查、确诊、治疗、住院都是母亲在操办的。他们在一起风风雨雨几十年如今将要诀别心情都是十分沉重的，他们都是学医的，人总是要死的，夫妻之间也是有先有后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可是到时候还是难舍难弃的。父亲去世后对母亲精神打击是十分巨大的，她休息了一段时间觉得精神状态好一点了就又到单位忙去了。不过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觉得她有时脑子有点乱，自觉不自觉的说一些和当前环境无关的话，于是叫她到医院查一下。

　　这种病的自我感知是差的，母亲根本不在意也没有去医院检查。终于发生了一件事，使领导和同事们不得不终止了她的工作，把她送到医院进行全面检查。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单位财务处的同志看见外面飘着雪花，母亲上班恰好经过财务处就委托她把室里的工资带回去（那时候还没有工资卡，财务处只给各个处室发工资总额，各个处室根据财务处提供的工资总额和工资名单分发给每一个人。好在大家工资都不多，分发也不是一件难事）。

　　2-3天以后大家没有拿到工资不免都着了急，于是纷纷报告了财务处和主管领导。当领导找母亲询问此事时，她感到疑惑不解，她完全把领工资的事情忘记了。于是领导又拿出了有她签字的财务领款单据，她更是一脸茫然，回忆不起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最终室里的同事在废纸篓找到了这包钱，大家没有人怀疑母亲的人品，但是此事已经反应母亲的脑痴呆已经到了非就医不可的程度了，这在研究所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是十分危险的。不久医院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母亲患有严重脑萎缩症状。显然，她已经不再适合实验室工作了，特别是细菌实验。

　　为了让她逐步适应环境，领导安排她在家工作，让研究生到家里来，由她指导，并送来了不少音乐磁带（可能有辅助治疗作用）。回家以后她的瞬时失忆越来越厉害了，这种病痛苦是常人所不能感受的，她的肢体和大脑思维都正常可以做任何事情，可是她一件事情也做不了，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是做了这个就忘了那个，翻来覆去的做不好一件事，最终只能放弃。看着她那痛苦绝望的样子让人不忍目睹，可是大夫却坚持要她做一些事情，否则她大脑萎缩会加快。我们没有听大夫的，主要看不得她那痛苦的样子，家里请了保姆照顾她，我们下班以后也陪着她，希望她能康复。

　　但是事与愿违，医生似乎说的是正确的。在我们精心照料下她的病情似乎每况愈下，她用勺子吃饭已经送不到嘴里，每次都要碰一下腮帮子然后慢慢移动送到嘴里。她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每当清醒的时候就交代我一些后事，如她老家是贫困山区，她供养了几个孩子上大学，还有几个孩子上高中叫我一定按时寄钱。从此母亲一直处于半清醒、半幻觉之中，一直到去世她也搞不清楚“我是谁”、“这是在哪”等这类简单的问题。最后母亲在1994年去世了。

　　母亲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的学习、工作，一直到患病，这一辈子她最终没有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也没有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什么杰出的贡献。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母亲生长在一个偏远山区，在那样一个战争和动乱时期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学习机会。她虽然十几岁就到了延安的陕北公学，但是连年的战争是不容许她按部就班学习的，在战争中她学会了医学中的野战救护、战地护理，为此她和她的战友们用仅学到的医学知识救护了成千上万的八路军伤员。全国解放以后，她又拿起了书本到哈医大进行系统的医学知识学习。在哈医大和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学子同学共考，最终以全优的成绩毕业，这其中的艰辛恐怕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从求知、学识的角度看，她在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中也是出类拔萃之辈。

　　在解放后的工作中她潜心学习、研究细菌学，为我国遗传学研究、免疫学研究、生物制品等科研领域做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她用自己的学识，努力工作，能无愧的报效养育她的土地、人民。在她老家，她的同辈中解放后大部分被共产党镇压了，只有母亲带领她弟弟（我的舅舅）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并成为解放军一名高级指挥员。母亲走了，而且可能是糊里糊涂的走了。可能有些事情她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事情还少吗？能有几人那看穿？也可能明明白白的走了，她看清了，想明白了，无怨无悔的走了。

　　母亲病重前和我、我爱人最后一次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