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

　　又是一年的春节临近了，尽管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家里还是笼罩着一派喜悦的气氛。为了增加喜庆的色彩，父亲开一瓶珍藏多年的外国白兰地。在年三十的前一天，合家欢聚，酒足饭饱之后，父亲开始了他即兴演出。他自己弹奏吉他并和母亲合唱了“新四军军歌”、“抗大校歌”和抗日歌曲“五月的鲜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和母亲唱歌，更是第一次听这些抗战时期的老歌。歌词和曲子让人激动不已，催人上进的革命情怀油然而发。他们在电子琴、吉他的伴奏下忘情的唱着，似乎又回到了他们年轻的时代，为了中华民族的的崛起这些热血青年在奋斗着。是呀，共和国的旗帜下有他们和他们战友血染的风采，还有为之奋斗付出的爱。他们的声音有些嘶哑，听起来有些沧桑悲怆感，不去想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事业让人感到世事苍茫使人迷茫，叹如今两鬓已成霜。曲终意未尽，父亲又拉起了京胡，自拉自唱，从那悲悲切切的声调判断可能是程派的一个曲目吧。唱词我听不懂，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唱曲却引起了我一丝不安。不久，我的不安得到了印证，那次父亲的慷慨激歌竟然成了在家里的“千古绝唱”。

　　在这一年例行体检中，父亲查出了肝癌。那是一个春雨绵绵的傍晚，母亲打电话叫姐姐回家，我们一起背着父亲讨论他的病况。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在体检时发现肝部有肿块，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最后诊断为胰腺癌扩散到肝脏，已经属于肝癌晚期。听到此言，我和姐姐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母亲征求我们意见，是否告诉父亲他的病情。我和姐姐都不同意现在告诉他，等他病重再告诉他不迟。

　　母亲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她说，父亲是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的老同志了，也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他会平静的接受这个现实的。何况他是懂医的，几天来的医学检查他多少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入了父亲的卧室，母亲简洁的转述了几个医院的医学专家的诊断意见。

　　父亲默不作声的静静的听着，沉默了好一会然后喃喃说到，有结论就好。人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听到这儿，我和姐姐都流下了眼泪。见状父亲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肝癌一般还有3到6个月的时间。人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种幸事，没有什么可以悲伤的。这样我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后事了。事后他留下了遗嘱“鉴于我们国家目前对肝癌治疗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病重后期不做抢救性的治疗，以免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我去世以后，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留下眼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

　　又过了一段时间，扩散的癌细胞开始肆虐父亲的机体，他感到周身不适，为了缓解一下症状，不得已住进了医院。肝癌病人在后期的痛楚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父亲默默的在忍受着，实在忍不住就含一片止痛片，从来没有呻吟过。有时感觉稍微好一点，他也默默无语，静静的看着窗户外的蓝天白云。他在想什么呢？我想问，但是不敢问，怕破坏这片刻的宁静氛围，毕竟属于老人家的蓝天白云时间不多了。

　　后来父亲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有一次他稍微清醒一点，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吃力的对我说，蓝天白云象征着生命的永恒，但是对于个人来说生命是有限的。老子曾经说过，人之生也柔弱。是呀，人生的柔弱会带来不少遗憾的事。我年轻时曾经想当一名医生，这一点没有什么遗憾的，我的愿望实现了。遗憾的是我想做一名内科医生。尽管我也为此努力过，但是终究没能拿起听诊器而用起了手术刀。

　　眼看着父亲走完了看似平淡又是十分曲折的一生了，他从1937年入党，接受了党50多年的教育。在这期间，他在党需要他的时候，他毅然离开了家庭，抛弃了个人理想，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上的安排。尽管他后来没有成为一名有建树的内科医生救国救民，可是在他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用手术刀却挽救了成千上万负伤的八路军、解放军干部、战士的生命。特别是解放以后，他又根据党的需要为我国“五大”卫生的建立、发展做了不懈的努力。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表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为了党的事业中，无论你干的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工作，但是干什么工作就要干好这个工作。这一年4月份，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