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

　　这一年一个日本民间友好团体访问了北京，其中有一个叫黑田的老人看望了父亲。老人曾经是抗大医院的一名医生。后来父亲给我讲了他和黑田交往的一些往事。1943年父亲参加完延安整风又回到了抗大医院，这时医院已经陆陆续续来了不少日本医务技术人员，这些人有的是八路军和日本部队作战俘虏的日本医务技术人员，有的是日本反战同盟派来的。父亲对日本人是十分反感的，他认为日本人凶残、狡诈，侵略中国，不过这些日本人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医院的技术力量。那时医院主要医疗技术问题是外伤及术后感染问题，医院的缺医少药使这种问题更严重了。据父亲讲，当时术后感染率达到了70-80％，由术后感染导致死亡、截肢也有40-50％。由于在战斗中负伤，伤员们只能对伤口进行简单处理，他们到医院后大部分人在未做手术前其伤口已经被感染了。

　　鉴于上述情况，日本医务人员为了避免术后感染导致死亡，他们大都采取了截肢手术。这样术后感染导致死亡率下降了，但是伤残率却上升了，许多伤员治愈后将不能再返回作战部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变相残害八路军并将此事上报总部领导。总部领导责成父亲查处此事。父亲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些日本医务人员在日本医院也是这么处理日本伤员的，这是符合日本野战救助条例要求的。如果说有问题，个别滥用、扩大截肢手术现象还是有的，不过不属于故意残害八路军伤员。

　　一次，医院的日本医生黑田冲进了父亲办公室，状告在给一位八路军营长治疗时，那位营长要杀了他。那位营长叫秦燃（解放后任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文革期间到卫生部军管，父亲和他又见面了。），他右腿被炸伤，伤口已经大面积溃烂。黑田医生要求做截肢手术，秦燃死活不同意做截肢手术，他知道没有了腿，他再也不可能回部队了。当秦燃同志知道为他治疗的是日本医生，便怒不可遏（他的腿就是日本小钢炮炸伤的），说什么也要打这个“鬼子”。父亲了解了情况便批评了黑田，秦燃的腿骨没有断，做截肢是不可以的。没有想到黑田冷冷的说道，他的伤口溃烂的很严重，截肢是早晚的事。我在帝国医学院是这么学习的，我处理帝国军人也是如此。

　　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告诉他，你现在不是帝国的军医，你现在是为八路军服务的医生。黑田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连忙说，院长教导的对，恕黑田无能。对于秦燃的腿伤除了截肢我无能为力。不过院长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还是想学习一下的。说完扭头就走了，临到门口又回过头对父亲讲，院长，我打赌，秦燃的腿是保不住的。我提醒你，截肢晚了会殃及秦燃的生命。（黑田的高傲是有资本的，他毕业于日本帝国医学院，由于成绩优秀留在医学院做研究工作，战争把他派往中国。他讨厌这场战争，使他中断了他喜欢的研究工作。他工作努力、认真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一次因为学术上的争论竟然打了主管领导后，受到了严厉的处罚，然后他参加了反战同盟，几经辗转来到了抗大医院。）父亲接受了黑田的挑战。后来父亲回忆道，当时并不是要拿秦燃的腿和日本人打赌，总部查处文件刚刚传达，黑田医生对此意见很大，并带头挑衅把父亲逼的无路可选境地，他知道这次手术的分量，黑田的威胁不是没有道理的，秦燃的腿能否保住，他只有5成把握。

　　父亲亲自为秦燃主刀并指令我母亲亲自护理，术后的护理直接关系到手术的成败与否。为此母亲放下了手头工作，昼夜看护着秦燃同志，一刻也不敢放松。父亲告诉母亲，这种一对一的特护（当时实在抽不出人来搞这种特护，这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要伤员睡你就睡，他醒你就得醒，否则不但你被拖垮了还容易出现纰漏。由于父亲成功的手术、母亲的精心照料再加上秦燃同志身体素质好，没有过多长时间他的腿竟奇迹般的好了，并返回了部队。后来黑田向父亲道歉了并表示我们日本人愿赌服输，他送给父亲一个精美的日本野战手术器械盒（可惜这个器械盒在文化大革命抄家时被造反派抄走，再也没有还回来，只剩下一个辅助盒了）。

　　这个手术器械盒子，我小时候见过，盒子是用很薄的不锈钢制成的，盒子的正面的图案是用许多针尖大小的点，敲击在不锈钢表面组成一支盛开的樱花，右上方有“外科囊”三个字。打开里面竟然有三层架子，分别固定着大小不同的手术刀、剪子、止血钳等等。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偷偷用里面的刀子削了一回铅笔，刀子刚刚放在铅笔上，根本不用削，刀子自动向前走。那种东洋刀的诡异至今让我惊叹不已（后来被父亲发现了，除了揍了我一顿外还把盒子锁起来了）。对于黑田的道歉，父亲倒是不以为然，不过黑田的礼物却人父亲高兴不已，他用这个手术器械为不少八路军、解放军伤员做了外科手术。解放以后，父亲已经脱离了医院工作，但是他还经常打开盒子，擦拭里面的器械，尽管里面的器械都是不锈钢的，父亲还是要涂一层凡士林。闲时，父亲经常用丝线缝制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小包，据说，这是外科医生的基本功。他是否还憧憬着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想做一名外科大夫？

　　那一年姐姐出生了，父亲和母亲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这个刚刚来世的小姑娘，就把姐姐交给外婆照料。没有过多长时间，延安派出了大批干部到东北建设根据地，父亲和母亲都在派遣名单之中。这样靠一个小脚老太太照料姐姐确实有不少的实际困难，正在父母踌躇之际，黑田找到了父亲。他对父亲讲，他的一个同学的太太来到中国找他的丈夫，很不幸，他的同学在一次战斗中阵亡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黑田，黑田想让她暂时做看护我姐姐的保姆，等这场战争结束了再带她回国。

　　这位日本保姆30多岁，打扮的很利落。虽然她是日本人，但是中国话讲的还可以，交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也没有多想，留下了这个日本保姆就匆匆赶赴东北通化医学院任教育长的工作去了。那时东北将要成为我党的最大的根据地，背靠苏联，面向关内，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父亲到了东北异常繁忙，先后在通化医学院附属医院，东北军区后勤部医管处，佳木斯卫生技术厂，东北传染病防治院任职。解放前夕，全家在东北相聚了。当父亲见到我姐姐那一霎间便惊呆了，一个梳着日本样式头发，穿着日本样式服装的小姑娘扑向父亲的怀里，满口日语滔滔不绝的向父亲说着，似乎在倾诉些什么。

　　父亲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他的宝贝姑娘在讲些什么？日本保姆见状连忙跑了过来，逐字逐句的给父亲翻译。父亲顿时伤感万分，为自己当初让这个日本保姆带姐姐的轻率决定后悔不已。父亲严厉的斥责了日本保姆，告诉她不许再用日语和姐姐说话，日本保姆表面上接受了父亲的意见，可是背地里还是和姐姐用日语交流，致使在一段时间内父女之间的交流必须有这个日本保姆在场。不久父亲接到了上级通知，要求曾经为解放军服务过的日本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分批限期回国。日本保姆知道消息后苦苦哀求父亲，她不想回国，要求留在中国，她舍不得姐姐。如果她必须回国的话，她希望把姐姐带回日本，她家住在北海道，家境殷实。等姐姐长大了，国内战乱平息，把姐姐送回来。

　　同时，她又沮丧的说，姐姐身体天生瘦弱，经过这样的“生死离别”会大病一场的。父亲很理解日本保姆对姐姐的感情（父亲肯定不会同意日本保姆把姐姐带到日本的），姐姐也确实和她难舍难离，但是上级的政策是不能违背的，父亲的权利只能把她放在最后一批回国人员名单中。最后的期限很快就到来了，姐姐也似乎知道了点什么，整天抓着日本保姆不撒手，姐姐瘦弱的身体由于日夜焦虑已露出病态。姐姐的不幸让日本保姆言中了，她前脚走，后脚姐姐就病了，而且病的越来越严重，最后转成了肺炎。在那个医疗落后的年代，人得了肺炎基本上无药可治，预示着死亡，何况还是一个孩子了。父亲心急如焚，幸亏一个老战友送来了从国民党部队缴获的像金子一样贵重的盘尼西林，这样才救了姐姐一条命，姐姐至今屁股上还遗留着一个深深的当年打盘尼西林针坑。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当年满口流利日语的姐姐只记得一个单词了，“阿伯桑”，这是当年她对日本保姆的称呼，可能是阿姨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