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如惊雷破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人民从此挺直了脊梁。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徐书信笔下的自传体小说《海之痕》也随着时代的洪流，将笔触悄然回溯至那充满希望与激情的建国岁月。

　　1958年，为迅速提升全民文化素养，政府发出“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号召。一时间，扫盲班、识字班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大江南北蓬勃兴起。大街小巷，“以文盲为耻，以识字为荣”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它们像一面面鲜艳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传递着对知识的渴望与尊重。工厂车间里，工人师傅们利用工余时间学习识字；田间地头上，农民们放下锄头就拿起识字课本；就连军营中的战士，也都在训练间隙抓紧学习文化知识。这场席卷全国的扫盲运动，将知识的火种播撒在每一个角落，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当年，父亲徐化祥正担任利国农场的场长，而年幼的我，则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进利国小学的校门。当这场如火如荼的扫盲运动如春风般席卷而来时，就连我们这些稚气未脱的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成为了这场文化普及运动中的小小参与者。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兴奋地穿梭在街头巷尾。我们四处设置路障，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拦截过往的路人，一本正经地当起“小老师”。我们的方法简单却充满智慧：由班上几位擅长写大字的同学，蹲在地上，用粉笔一笔一划地认真书写大字。那些字迹虽显稚嫩，却承载着我们满满的热情与期待。

　　每当有路人经过，我们便热情地邀请他们辨认地上的字。认识的人，我们便笑着挥手放行，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不认识的人，我们则会围在他们身边，耐心地教他们发音、书写，直到他们能够准确读出并写出这个字，才让他们继续前行。那一刻，我们仿佛真的成了小小的老师，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与责任感。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几个小伙伴在路边兴致勃勃地拉起绳子，准备开展我们的扫盲小课堂。远处，有一个人正步履匆匆地朝我们走来。我蹲下身，用粉笔在地上工工整整地写了个“下”字，随即满怀期待地看向来人。那人挠了挠头，一脸茫然地表示不认识。我顿时来了精神，耐心地告诉他：“这个字念‘下’，就是‘上下’的‘下’。”他听后，眼睛一亮，很快便学会了，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接着，我在“下”字下面又写了个“正”字，自信满满地等着他读出。可他却依旧摇摇头，表示不认识。我有些着急，脱口而出：“这个字念‘歪’！”不料，他竟认真地纠正道：“不正才念歪，这个是下正，不是歪。”我一时语塞，急得小脸通红。这时，老师闻声赶来，仔细询问后，判定那人说得是正确的。事后，老师神秘地告诉我，此人竟是利国乡的乡长。后来，乡长在政府工作会议上对我进行了表扬，学校还特意吸纳我加入了少年先锋队。那天，我戴着鲜艳的红领巾，蹦蹦跳跳地回到家，父亲摸着我的头，眼中满是欣慰与骄傲，笑着说：“好小子，比老子强！”

　　除了扫盲运动，还有一件事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便是名扬中外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四害”指的是老鼠、蚊子、苍蝇、麻雀。当时，家家户户都被分配了任务，要捉老鼠、灭蚊子、打苍蝇。打死老鼠后，要小心翼翼地剪下尾巴，作为完成任务的重要凭证；打死苍蝇后，则要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小瓶子里，以便统计数量。如今回想起来，觉得十分有趣，全国百姓都被动员起来，将打死的老鼠尾巴剪下交给政府，还评选出一批批除四害标兵，他们戴着大红花，神气活现地四处传授经验，那场景真是热闹非凡。

　　在四害之中，麻雀最为狡黠。它们体型小巧，数量众多，会飞行，头脑比苍蝇、蚊子更为聪慧。要消灭它们，宛如一场艰难的战役。于是，人们群策群力，开动脑筋，想出了诸多办法，采用疲劳战、消耗战、精神战来对付它们。人们事先约定在同一时间对麻雀发起进攻，一旦发现麻雀，便挥舞着竹竿大喊大叫，进行骚扰驱赶，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让麻雀如同失去立足之地的鸟儿一般，在空中无法休息，无法补充能量，直至筋疲力尽从空中掉落，成为人们的“俘虏”。记得当时有一幅名为《麻雀战》的连环画，生动地展现了这种场景，画面中的人们手持各种工具，齐心协力驱赶麻雀，麻雀则惊慌失措地在空中乱飞，那画面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一些专家据理力争，通过大量数据证明，麻雀主要以昆虫为食，偶尔才会偷食农作物，功过比例约为三七开。最终，麻雀被“平反”，从四害名单中剔除，由臭虫取而代之。这一变化，也让我深刻认识到，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应保持理性，尊重科学，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策略。

　　那段岁月，充满了激情与活力。扫盲运动让我们收获了知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则让我们懂得了团结与坚持的力量。这些经历，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的人生道路，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