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维厂要改制，职工将要分批下岗的消息，已经传了一阵。这几年，由于效益不佳，很多车间都是干干停停，有的甚至干脆停产待工。能开工的车间尚有基本工资，停产的则只能发一部分，或者干脆发个低保。随着时间推移，众人盼望的改制方案迟迟没有消息，拿到手的收入却每况愈下。

　　厂子里没有活儿干，工人时间充裕，我家菜馆成了他们的“茶馆”。每天大清早就开始陆续上人，都是相熟的工友，随便几个人就凑一桌，喝着免费的茶水聊天吹牛。起先他们还能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拳打小日本，脚踢英法美。到中午时也热火朝天的炒几个菜，酒瘾大的午饭就开喝。逐渐的，焦虑情绪开始蔓延，午饭开始凑合，结账推来推去，最终赊账了事，发工资再还。

　　有些头脑灵活的，趁着大船将沉，赶紧逃生，三三两两地跳槽。更多人选择抱着胳膊观望，尤其是工龄长的职工，认为市里这么多工厂，都是这个现状，如果全下岗，那还不得乱？所以肯定会想法安置。改制的话，这么大的厂子，总得安排一小半员工吧，仍然需要老职工。就算真到下岗买断，工龄也值不少钱呢，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总有讨价还价的机会。即便厂子没有钱，国家还有钱呢；即便国家不给钱，这么大片厂房、设备、地皮还能卖钱呢，总能给出安置。在这个关键期，与其跳槽，还不如熬一段时间。

　　菜馆里每日进进出出的，都是大大小小的消息，“茶馆”变成了“交通站”。总有从各种渠道挖来的“内幕资讯”，细究之下又经常发现是“查无实据”。但人们乐此不疲，掀起一轮又一轮的研判和讨论。时而纠结、时而唏嘘、时而亢奋、时而抑郁，呈现出群体性的躁郁和癫狂。借酒消愁的人越来越多，喝得越来越晚。头天还边吐边哭着说，老子明天不伺候了。第二天醒来，顶着宿醉红眼圈，仍然会来“交通站”醒酒，抱着幻想等待。问到他们只会说：“昨天谁骗老子请客，今天我得吃回来。”

　　妈她们车间还能稳定地接到外包订单，正式工资虽然发得不多，但有加班收入可以补贴。杨子、小白他们几个，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本身工龄短，还介于临时工和正式工之间，干活儿有一搭没一搭，即便工厂改制，也和他们没太大关系。但他们也跟“交通站”的人们一起，或忧或喜，每天插科打诨地打发着日子，虚度着时光。

　　眼瞅着店里闲喝的人越来越多，就餐的越来越少。在终于开始有赊账的人，人间蒸发了之后，爸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之前爸不愿开早餐，首先是时间排不开，饭店本就是“勤行”，开了早饭更得凌晨三四点干活，晚上客人走才收摊，等于是连轴转。其次是利润低，客单小，一碗馄饨两块钱，折腾半天，人累够呛，也见不到流水。最后是门槛低，竞争多，马路对面已经有两家早点摊，开了好几年，原来井水不犯河水，现在你这就是抢人家生意。

　　不过为了增加收入，硬着头皮也得干。小谢和服务员要盯白天，早餐的主力是爸妈。天不亮，爸就起床熬上骨头汤，然后去市场采买白天的食材。妈则要起来擀皮儿、包馄饨，一直弄到八点钟，连个补觉的时间都没有就去上班。遇到妈需要加班的日子，她就只能晚上下班回来包完冻上，但那样口感不好，还容易露馅儿，能不用就不用。七点到九点，是早饭的高峰期，爸守着一排六个眼儿的蜂窝煤砂锅炉，一锅一锅的煮馄饨。服务员给结账、端碗、收拾。杨子、小白几个人谁起的早就过来帮忙。就这样手忙脚乱的支应，一直到客人慢慢退去的时间，小谢来收尾，爸就可以休息补觉，等到中餐忙时再起来。

　　爸为了抢客人，刻意打起了价格战。本来就不赚钱的馄饨，从两块一碗降到一块五，对面跟进之后又干脆降到一块，互相伤害着、熬着，看谁先顶不住。结果打来打去，累得要死，还赚不到钱，一个月后纷纷鸣金收兵，默契地涨了回来。

　　看早餐没改变局面，爸又张罗上夜宵。饭店门口有大片空地，搭上架子，支上“串儿灯”，炉子什么现成——妈在桥头开烧烤摊时，留下了不少家伙什儿。爸又咬牙买了台最新的VCD机、一堆卡拉OK的碟片、几个话筒，小谢卤上荤素的凉菜，我家排档也算热热闹闹地开张了。

　　刚开始效果还是不错的，客人从单一的工厂员工，增加了消暑遛弯的居民。花生、毛豆、啤酒、烤串，这在北方几乎无往不利，喝得兴起还能免费唱歌，散散酒劲。特别是有唱得好的，留人驻足围观，还能带动人气。

　　人少的时候，爸就让我拿着麦克风唱歌，权当招揽顾客。我仍然是比较“菜”，扭捏不肯。还是杨子拽着我陪他，唱“邰正宵”、“郑智化”、“张学友”、“刘德华”，我逐渐壮了胆，慢慢地脸皮厚了起来，可以旁若无人。

　　到了秋凉，排档歇业，妈一算账，也没赚到钱。北方暑期本就短，赶上刮风下雨或居民投诉，还出不了摊。其余日子也不能爆满翻台，所以最终只赚了个吆喝——收回一个VCD机的成本。可付出的辛苦却是翻倍的，一整天早、中、晚、夜，就算有杨子几个人帮忙，仍忙得脚不沾地。更何况，杨子几个人也不是白帮忙呢，饭钱基本不付不说，晚上还搭一顿酒，一大桌人好不热闹。

　　期待中的散客没有增加，工厂里的职工只走不进，我家菜馆不可逆转地冷清了起来。为了节流，妈解雇了服务员，反正店里总有闲人能帮忙。白天的日子，“交通站”又变成了“棋牌室”，初开始是“卷胡子”小白邀其他几个人下棋，偶尔还赌两盘。后来他们几个就张罗打扑克，再之后干脆支起方桌打麻将。妈看他们谁赢了就请吃饭，于是睁一眼闭一眼。没成想后来他们开始叫上爸，结果爸总是输多赢少，还是得不偿失。妈因此气鼓鼓地，爸却我行我素。他的理由是几个小兄弟都是“有功”的，不说总是跑前跑后的帮忙，就说竞争对手不敢使坏闹事，跟店里有这几个大小伙子“震场”是有关系的。“家里养着猫，哪怕叫两声，也不闹耗子！”爸说。

　　不过在妈看来，爸只是陶醉于被人簇拥着叫“大哥”的感觉，和当初在敬老院，人们叫他“厂长”没什么区别。“你爸喝点酒就飘。”妈总是说。我附议，并且认为他没喝酒也飘。

　　杨子、小白、小飞、小贵儿几个人，住着厂子宿舍，白天泡在店里打牌，一天三顿不发愁，晚上还喝顿小酒。我家菜馆呢，守着不咸不淡的生意，每天机械地开门沏茶，开伙做饭，不赔不赚。大家就这样消磨着日子，等着大厦倒塌、楼船倾覆。如果不是“烧饼于”，这样的日子，兴许还要再过上好一阵。

　　“烧饼于”是后来加入他们兄弟伙的，他又矮又瘦，但相貌长的秀气周正，南方口音，普通话不太清晰，和妹妹一起卖烧饼当营生。菜馆开早点后，试了很多家烧饼，顾客最满意“烧饼于”的，于是我们有了买卖往来。为了保证口感，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取一批刚出炉的。每到这时，我都自告奋勇地去“烧饼于”的小店。

　　说是店，其实只是拿书报亭改造了一下的亭子。一条案板、一座炉子、一个窗口，就是全部结构。无论冬夏，“烧饼于”都脱光膀子，油光的瘦身板居然也有流畅的肌肉。他在热烘烘的炉边，揉面、调油、摊卷、压饼，然后往炉边一贴，再时不时地开炉给烧饼翻个儿、出炉撒芝麻。他家的芝麻烧饼最棒，我顶爱闻烧饼出炉时熟芝麻的香气，所以总提前来等。只要是我来，他便会在最后一炉做两个特殊的“麻酱糖烧饼”——就是麻酱烧饼和糖烧饼的混合体——别人都嫌味道怪，但我超级喜欢。

　　烤烧饼不仅是个技巧活儿，还是力气活儿。“烧饼于”的妹妹只能给她哥打下手，帮忙收钱、送货、揉面之类，之前我家的货就是他妹妹送。后来他们生意越来越好，小妹逐渐走不开，我们才上门取。每次取烧饼，都是杨子骑三轮带我来，我上学时，就杨子自己来。有一次杨子忙，我自己取了烧饼回来，他就有些不高兴。我不明所以，还是小白贱兮兮地眯起小眼睛说，你杨叔看上“烧饼于”的妹子了，没看那么积极吗？

　　再后来的事情我不甚清楚，没有亲见，只能描画个大概，亲历者都遮遮掩掩，讳莫如深。

　　梳着“郭富城头”的杨子，对“烧饼于”的妹妹表达了爱意之后不久，在烧饼亭子埋头干活的“烧饼于”第一次来到了菜馆。他和杨子私下聊了一会儿，此后杨子就没再取过烧饼。对于这件事，小白搓着小胡子说他亲见，俩人“盘道儿”了，只没听见具体说啥；佝偻脖儿、鱼泡眼的小飞说，那姑娘不是“烧饼于”的小妹，是他老婆，年龄不够，不能领证，而且估计是拐来的；憨厚的小贵儿龇牙一笑说：“我撒也不知道。”

　　我偷偷向跟杨子关系最好的厨师小谢求证，小谢说：“你别听小飞胡说八道，他知道个屁。”但其他也不说，只是出来进去跟杨子更形影不离了。

　　“烧饼于”就这样加入了我家的打牌喝酒小分队。

　　此处插几句题外话，因为几个小年轻都管我爸叫“大哥”，我就只能委屈的管大不了我几岁的他们叫“叔”。当然，他们的阅历确实比我丰富，满是底层蹉跎过的社会智慧，说差着辈分倒不为过。这里面比较单纯的，是小谢和杨子，俩人从烫了烟疤拜了把子，杨子管小谢叫哥开始，就孟不离焦。小谢干活利索，人也爽快，但内心成熟，是杨子的保护伞。他从不玩牌，也不让杨子玩。喝酒点到即止，借口过敏头晕，总是众人喝到正酣时，让杨子把他送回宿舍，然后杨子也就不回来了，所以俩人从不喝多。界限和另外几个人分得很开，但又跟谁都没隔阂。

　　其他几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社会气。尤其是小胡子的小白，看着笑眯眯的，但总有意无意提起当年在东北打架动刀之类的往事，聊以谈资。有时还纵跃踢腿的比划两下拳脚，有练家子的身手似的。我喜欢缠着他给我讲他在东北混学校的故事，今天堵别人明天被人堵，拿着砍刀棍子怎么一路乱劈。我听得血脉偾张，他说得云淡风轻，然后总结一句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你白叔现在多老实啊，好人一个！

　　每到这时，佝偻脖儿的小飞就在旁边阴笑，那意思不信，他这点玩意都是我小飞玩儿剩下的。小白就瞪着小眼瞄他，骂他是“狗腿子”、“不服练练”。小飞就缩着脖儿坏笑说，“不练”、“练不过你”、“服了”。俩人总打这样的哑谜，气势上看是小白胜。

　　让我没想到的是，看起来精瘦矮小的“烧饼于”，居然是个炮仗性格。自从在烧饼亭子里走出来，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玩牌的时候大输大赢，赌得最凶。晚上喝酒没命地灌，喝啤酒像喝水，几瓶下肚便眼睛通红，听哪句不顺耳就瞪着对方，跟要咬人似的。他和小白有两次摩擦，几乎动手，摔了不少瓶子，最终都是爸给拉开了。小飞说这人是个“兽”，在老家就因为赌博，跟人发生纠纷，喝了点酒犯事，这才跑来北方，还顺带挟持了个“妹妹”，典型的危险分子。妈问你咋知道的，小飞就笑着说，那肯定我得有点道儿啊。看妈整日担心，小白和小飞就说你放心，有我们在这儿，他不敢怎么的。

　　最终还是出了事。那天“烧饼于”赌钱输了，照例喝多，他妹妹来找她，他把她妹妹轰走，好像还不轻不重的打了两下。结果回来继续喝时，气仍然不顺，满桌挑衅。让人意外的是，接招的居然是白天赢了他钱的、笑眯眯和弥勒佛一样的小贵儿。俩人互扔了几个瓶子，“烧饼于”吃亏被开了瓢，小贵儿抄着凳子还要上，“烧饼于”就去厨房拿刀。关键时候，小谢死死地摁住“烧饼于”已经拿到刀的手，爸拽下了小贵儿的凳子。

　　妈那天不在，和我一起在单身宿舍楼，都是别人口述。爸不喝酒的时候啥也不说，喝了酒说啥又不能信。我最后只能以小飞的话为基准，还原当时情况。

　　“小贵儿当天晚上回宿舍收拾东西就跑了，他怕烧饼于报警。其实没必要，烧饼于比他怕警察，你爸给他送医院包扎完，他就带着妹妹颠儿了，医药费还是你爸出的。你看小白那咋呼样，天天牛皮哄哄的，那天就他拱的火，不然小贵儿也不至于急眼。结果刚一动手，他人就没了，谁也找不着，估计是没脸回来。我早就说他就是个‘口贩子’，嘴里挺横，真动手啥也不是。不过你别说啊，你小谢叔还是挺猛的，没他出大事了！”

　　经过这件事，店里最后那点人气也逐渐散了，正餐人少得可怜，早餐勉强支应。对面的早餐店，被我们一来二去搅黄了，空出铺位。爸妈一合计，索性搬到对面去，只经营早点。小谢正愁没理由辞职，于是借此离开，他有手艺，到哪里都不愁工作。杨子和小谢一起走的，不知道找了个什么营生。“烧饼于”从此人间蒸发，顾客们一直惋惜再也吃不到那样的麻酱烧饼。小贵儿出现过几次，他在不远的洗浴做起了搓澡工，只是很少来。我和爸泡澡时偶尔看见他，还是憨厚地笑，一把子力气，搓得主顾生疼。

　　“常驻蹭饭人员”最后只留下了小飞，佝偻着肩膀当着临时免费服务员，兼陪酒员。没人再喊他“狗腿子”，他想必是得意的，斜眼笑得更勤了。

　　这些事对我震撼很大，但翻篇很快，因为期末分班我考砸了，成了唯一一个从快班降级到慢班的学生。也就是说，我在“高分学生”的层级里，光荣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