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正义之光照耀大地，消灭一切罪与恶，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这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的序言。无论真的是它的初衷，还仅仅是为了愚弄臣民，保护弱者都不是法律的唯一作用。

　　群体用“道德”这把尺子，在群体中衡量个人的“善恶”行为，然后温和却坚定地给予反馈。只是这种反馈虽然是日常活动中的具体行为、语言、情绪等等，并非纯粹想象，但却不具备强制的影响力。秉承着低一些“善恶观”的例如懒惰者，在足够多资源物可供自给的前提下，可以视群体的排挤、孤立如无物，照样我行我素。这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愈发加强，财富更多的进入到社会和群体中时，越来越普遍。于是“道德”这把尺子，逐渐失去了比量的作用。

　　如果任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群体会呈现一种“各自为战”的松散状况。大家各自积累和消耗自己的财富，以个人的“善恶”观和“道德”卡尺结合成同样松散的小组，哪怕血缘、配偶的关系也是松散而独立的，更像临时性的合作。大家整体的“善恶”圈界是相同的，没有“善人”也没有“恶人”，财富每个人也几乎相同，谁多了就会遭到大家的“哄抢”。而老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和财产，会在临近暮年时远离人群。那种“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自足生活，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于是我们可以推断，“法律”并非是“道德”失效时候的必需品，它的诞生还有另外一个先决条件——由“物权”衍化而来的“人权”。

　　解释一下，这里的“人权”，首先不是“人具有的权利”之意，而是“人被另外一个人或群体拥有的权利”的意思。我们说物权是你对其他“物”或者“非物”就有支配的权利，说通俗点，就是某物是“我的”，不是“你的”或者“他的”。这是我的“信念”，进入到社会和群体被“共识”后，开始在道德的卡尺上被刻度。当整个社会和群体都在向着积累“财富”发展时，保护实际上的“财富”和哲学上的“物权”，逐渐成为了最高的道德。但在松散的道德约束力面前，财富的保护是无力的，当强取豪夺发生时，弱者毫无反抗之力。这种“弱”是相对的，对体力弱者来说，强壮者是强的；而对单个的强壮者来说，在群体面前是“弱”的。任何人都有可能面临，财富被掠夺的危险，并且毫无办法。

　　即便如此，法律仍然没有出现，因为对施暴者的惩罚是没有依据的，或者是只有道德依据而没有法律依据的。对任何群体中的个人实施“惩罚”的前提是，群体对个人拥有惩罚他的“权利”。换句话说，个人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或者别的群体。这种“属于”的关系，就是“人被另外一个人或群体拥有的权利”，也就是“人权”。

　　这种“属于”关系的初次出现，就是完整的全部的“属于”——即“奴隶”对“奴隶主”的那种属于。在原始社会里，无论是因为个人争斗还是群体争斗，战败的一方都是被当作食物看待的，斗争的结束就意味着失去生命。当个人和群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获胜方不再需要失败方这种“口粮”，但却自然而然地把对方当成“物”，而不是“人”。于是拥有战败方的“物权”便理所应当。

　　然而它打开的精神枷锁是，原来“人”也是可以被当作“物”看待的，可以建立相互的权利、拥有、从属关系。而“人”作为物的部分，又并非简简单单的那些可供创造或消耗的自然物。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具有“我识”的精神世界的物种，于是这种“人权”的分割和拆解，被理解成了权利者对人的不同层级的“从属”，这就为法律奠定了基础。

　　法律，是道德管控失衡下，人们以从属权利共识为基础，为了对抢夺者进行惩罚，以便更好地保护个人和群体财富而出现的。

　　这样看来，似乎正如《汉谟拉比法典》的序言所说，法律是为了保护弱者。可实际上，将“人”变成“物”的奴隶主们，是掀开“潘多拉魔盒”的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发明了法律，拥有更多的“权利”。在地位上，他们不是弱者，但在广大的群体面前，他们是需要优先保护的相对较弱的那一方。

　　“若有人诱捕另一个人，将禁令加在他身上，他却不能证明，那诱捕他的人将被处死。”《汉谟拉比法典》的第一条，便是将人处死。为什么国王以及其代表的群体可以将人处死呢？是因为国王和群体对人拥有全部的“权利”——这就是法律的基础。

　　“如果有人控告一个人，被告到河边跳进河里，如果他在河里下沉，他的控告者将占有他的房子。但是如果河流证明被告是无罪的，他毫发无伤，那么带来指控的人将被处死，而跳进河里的人将占有属于原告的房子。”《法典》的第二条，决定了房子的归属，这体现了法律对财富保护的目的。

　　传说中的《乌尔纳姆法典》，以及中国的《禹刑》都比《汉谟拉比法典》更早。我们相信还会有更早的原始法律，但无论如何，东西方法律源发的道理，都是相同的。

　　在“人权”被发明——以及同时被打破之后——法律出现并且极快地发展。道德的卡尺早已存在，它们迅速地与法律相结合，形成了相应的“惩罚”。然后不同的社会和群体，以及不同的阶段，便产生了适应不同群体道德卡尺的法律。现代社会的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有人控告一个人”，被告需要“跳进河里”，这简直是荒谬的。可它却被堂堂正正的写进法典，彰显着它的权力。

　　最后要强调说明的是，法律的初衷并非保护生命，只保护财富。但它保护财富，使用“刑罚”的强制力时，是以剥夺生命为前提的，剥夺诸如财富、自由、尊严等受罚者其他的“人权”，则是由此衍生的。

　　总之，个人的生命权被属于了社会和群体，用以保护财富。而低于生命权的其他“人权”，也就自然的进入了社会和群体，被当作群体的“财富”而保护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