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以后，爸妈开始让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从那开始，妈没再动手打过我，我还是好久后才发现这个问题。她某天心情好时，我腆着脸问她为啥不揍我了，是不是因为我表现好。她横我一眼，说打你我手疼。我说你都是用拖鞋、扫帚的。她说那也震得疼，咋的，你还挺怀念？我说太后您吉祥。

　　当然，家里其他的事情，我还是没商量的份，最多是被通知。

　　开饭店这个营生，我一直不清楚爸妈的初心是从何发起。爸厨艺很好，他在十五六岁的年纪，去上海和我奶生活过一段时间，做饭、打扫都是他的日常活计。为了不让家人挑剔，他每天研究厨艺，切、炒、炖、煮的手艺磨练了出来，还能雕好看的萝卜花。后来在北方结了婚，逢过年过节、婚娶聚会、家庭宴请，都是他来掌勺，南北菜都得心应手。但即便如此，家庭炒菜还是和饭店大厨的烹饪，有很多职业性的区别。所以开饭店这个事情，始终是从生意，而不是手艺的角度去看的。

　　纤维厂在城市缘边，远离市中心，职工和家属大多生活在工厂附近，拥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商圈，饭店就开这里。从立项到选址，然后装修、招聘，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水到渠成的开业了。

　　头几个月效益蛮好，中午工作餐，晚上生活餐，大众菜馆，实惠工薪，口味不算差，定位很精准。大厅六七个圆桌加两个雅间，不至于排队等位，但也经常坐满。

　　周末，我偶尔去帮忙，但从不在闹哄哄的大厅。那里喝酒聊天的，抽烟划拳的，吹牛吵架的，我呆超过五分钟就脑仁疼。我喜欢在后厨给小谢传菜。

　　小谢是爸在人才市场找来的第三任厨师，今年二十出头，比前两任年轻，开朗外向，没那么多心思。职业厨师总是有点“灶台规矩”的，比如头两任师傅，基本上除了炒菜，别的活儿一概不干。不仅是收拾打扫这样的杂活，像是切墩洗菜这样的案板活儿，他们也是不屑做的。小谢呢，就没这方面的讲究。忙的时候，爸妈加上服务员，在大厅后厨两边转，小谢就切墩洗菜，刷碗端锅，倒桶传菜，眼里都是活儿。后来甚至出摊、打样、采买、扛重这些份外事，他也不吝做，实在是难得的好伙计。

　　我顶喜欢的，还是看他炒菜。北方炒菜，第一看火，火力可比家里的液化气之类猛得多，加压的蓝黄色火苗，攒起来老高，铁炒锅往上一放，迅速就热了。其次是道道菜都过油，在铁皮油桶里舀两勺油下锅，把主菜过油焯几下，马上就七分熟，然后往旁边漏勺里一沥，油漏回油桶，菜留下备用。再之后才是放少许油，下窍（配）菜和刚焯完的主菜，放各种作料，颠勺翻炒。颠勺得力气和技巧兼备，赶上三四桌都点一样的菜，连锅带菜，端起来都费劲，更别提还要翻炒受热的均匀，味道摊铺的细致，并且还不能洒出丁点儿来。

　　小谢炒菜利落，兼具韵律感。眼睛瞟一眼菜单，手里炒锅就把油热好了，主菜下锅唰唰几下，出锅沥油，然后下窍、下菜、下料、颠勺，火星呼呼地在锅上烧起来，不等火灭，就端起锅转身摆盘，正正好在盘子中间，不会有一点汤水洒在盘边。紧接着拿炒勺在铁锅里一转，发出“叮叮当”有节奏的三声，意思是可以传（上）菜了。这时候我就忙跑过去端，等我还没掀门帘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快速地刷好冒着白蒸汽的铁锅，瞟菜单上的下一道菜了……

　　这样忙叨了几个月，菜馆逐渐找到自己的韵律和节奏。

　　爸每天凌晨起床采购，回来叫醒在雅间拿椅子搭床的我和小谢时，妈已经去上班。早饭不经营，十一点前没客人，小谢和服务员两个人，根据预估的菜量切墩备菜、熬煮汤料、拾掇鱼肉、收拾后厨、打扫前厅。临近中午来客人，爸就起床，收银招呼，忙的时候去后厨打下手。周末我和妈帮忙，服务员换班休息，小谢是吃住都在饭店的。晚上客人走的差不多，小谢就根据剩下的备菜，张罗我们几个人的晚饭。其中有意思的几个菜，是只有饭店从业人员才会吃的，例如鱼杂和腰臊，不仅因为边角料没人吃，也因为个人家庭很难凑出一整盘，我们把它们变废为宝，去腥之后还蛮好吃的。也有我不喜欢的，比如肺子，怎么炒都软塌塌的，还有一股子脏器味儿。每到有这菜，我就央求小谢给我熬一份糖醋里脊的酱汁，浇到米饭上跟真吃到肉似的，贼下饭。

　　饭店的生面孔逐渐减少，熟客逐渐增多。来就餐的，大多是纤维厂的职工，尤其中下层的工人多些。领导来了虽然能去雅间，但因为隔音差，菜也不显档次，久而久之来的就少了。爸妈也乐得如此，毕竟少了收到白条的麻烦。出大力的工人们，虽然也偶有记账赊欠，但通常发工资就还，而且免不得继续消费，一来二去就热络起来。只是有一桩，他们大多不注意卫生和形象，油渍麻花脏兮兮的工作服逮哪儿蹭哪儿，喝点酒就天南海北、云山雾罩的侃大山，晚上打烊都轰不走。还经常酒后失德，砸瓶子摔碗，这就让附近的居民不太爱光顾，甚至偶尔投诉我们扰民。

　　在熟客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常客，他们一不留神，都成了爸的小兄弟，管他叫大哥，管妈叫嫂子。

　　比如小胡子的小白，干巴瘦，一眯眼特像坏人。习惯用手捻着胡子梢，大概想拧成阿凡提的样子，可从来没成功过。我喜欢和他下象棋，他总能让我差一点儿赢不了，每次我学了新的招式时，发现还是差一点儿，于是总不服气。

　　还有小飞，也是东北人，眼珠子老大，叽里咕噜地转，肩膀子佝偻着，情商特高。小白老挤兑他，说他斜眼看人，蔫坏，一看就是狗腿子，他也不生气，故意佝偻着肩膀子斜眼看他笑。

　　最年轻的杨子，才十九，比小谢还小两岁。头型和郭富城一模一样，没事老拿手往上推，保持着刘海卷曲的角度。他和小谢没处几天就成为要好的朋友，有天我发现俩人右手腕都缠着纱布，再过几天拆开一看，原来是烫了“烟疤”，意思是拜了把子。

　　敦实的小贵儿，南方口音，具体哪里听不出来，一笑俩酒窝，看着特老实。但小白他们几个都说，小贵儿才是危险分子，在南方犯了什么事跑来的。小贵儿每每笑着反驳，却达不到澄清的效果，我于是觉得他超级有力的大手，是有些练过功夫的意思。

　　这几个人，年纪最大的小白，也才二十五六，都是纤维厂的临时工，不算稳定，上班还不如来菜馆勤。之前，数他们喝得最晚，闹得最欢。爸习惯晚上喝两杯，喝完话就多，话多就交朋友。没多久，他们就索性并成一桌。妈本来是极其反对，说不能把客人当朋友。但因为都是她厂子的工人，加上在外场得给爸面子，慢慢也就听之任之。况且，“策反”了这班人，他们不打扰其他客人不说，忙时还有人给打打下手呢。

　　转眼夏去秋来，冬天降至。大厅烧起炉子，大门装上门帘，还是架不住冷。傍晚还没上客人，我缩在炉子边烤手，看窗户上的冰花，等小谢给我放在炉边的红薯烤熟。

　　爸摆弄着他心爱的唱片机和音响，这是他从楼房拿来的唯一物件，他舍不得给租客糟蹋。菜馆的客人们欣赏不来，他只能在无人时自己欣赏。杨子找来许多流行歌曲的磁带，爸说没旋律；我管同学要来的《狮子王》钢琴曲，他说没味道。哪怕是唱片机早就跳帧了，他仍然坚持认为唱片好听，尤其邓丽君，那才叫音乐。

　　爸听歌时总是一言不发，话要攒到晚饭酒后，一股脑地说。

　　晚上搭椅子已经太冷，小谢搬去杨子宿舍，那儿有空着的上下铺。爸在后院垒了一个砖房，烧上炕，我们一家三口总算有个稳当的避风港。家里房子租出去了，微薄的房租也能用来还债。我惦念着我的房间，但我已学会沉默。

　　门外，夏天种下的美人蕉，已经冻死了。秋天你得努力结籽儿——就算没办法躲过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