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问我们聊到，当财富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时，数学被“发明”了出来，用以计算；当发生原始的争夺时，法律被“发明”了出来，用以明确物权的归属。事实上，“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他是由“物权”共识衍生出来的最基本的想象物。而法律呢，则是道德在权力加持下的衍生品，其基础的核心逻辑，是道德。

　　个人通过在群体交流中，体验的“对错”，形成个人的群体观（社会观）。其中，对他人好、对群体好，是“善”的。“善”在群体认为是“对的”，因为符合第二性有益原则；反之，伤害他人、群体的，是“恶”的。那么，最原始的善念和恶念是怎么来的呢？它们又如何形成群体共识，在群体中被明确认同呢？

　　我们在“善恶”那一问里讨论过，动物是没有善恶概念的，它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幼崽，和在饥饿时残忍的吃掉幼崽充饥，都是本能的，是需求或者情绪主导的。当这种本能进入“我识”后发生变化，人类保护自己孩子时，是明知可能失去生命的；在遇到饥荒“易子而食”时，是明知其残忍后果的。即便在这些极端情景下，有大量本能的需求和情绪介入，但其做出的行动仍然是秉承其“信念”的。在这些情况下，人们认为自己是“对”的，遵从了信念。那如果“善善”就是“做对的事情”，结果就是无论保护还是伤害，就都是遵循自己“对”的信念，岂不是都是“善”的？

　　其实“善”是个群体概念，没有群体的反馈和界定，是没有个人的“善”念的。我们说“善恶”其实是不同个体对他人和群体“圈界”的不同程度，把“圈界”扩得越大，越善；反之，越恶。这本身是一个比较关系，个人是无法比较的。或者说，如果大家的“境界”都相同，都认为“挺身而出”挡在孩子面前是“对”的，或者都认为“易子而食”是对的，那么就无所谓“善恶”了。就因为个体对同一情境的反应不同，而群体又由于第二性的向心力，趋向于认同对他人和群体更好的部分，于是才产生了“善”。有了“善”的同时，产生了“恶”，就像光明与黑暗伴生那样。

　　比较之后，只有相对的“善”和相对的“恶”，而道德，就是群体认为“善恶”向心力标准的那条线，或者那把尺子。

　　刘备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小善”我们可以理解成“举手之劳”，意思是随手帮忙。这在“善”这个向心力里，是最小的。再小，就是“什么也不做，但对群体有利”。这在哲学上是不存在的，至少要动动手指，动动手指也是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和能量的，这是最小的善意。在“善恶”一问时，我们说最大的善就是“牺牲自己而利天下”，而实际上呢，我们并非经常能遇到能利天下的情况，更多时候，我们对群体的贡献是有限的。一个人最大的善意，就是付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去为群体做事情。我们可以想象成忙忙碌碌的工蚁，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都是为群体忙碌，哪怕是吃饭和睡觉，也似乎是为了服务群体似的。

　　这种秉承着最大善念的，近乎动物群体本能组织的公有原始社会，也许曾经存在，甚至长期存在过。在这样的群体中，群体道德的那条“善念”的线，被画在最高处。一旦有人偷懒，群体的其他成员，会自发的疏远、厌恶、排挤他，使得他以及其他群体里的个人，明确的感觉到群体里对“善”的这条道德的“线”，从而改变他，或者强化群体。

　　随着时间推移，进入人类社会的资源愈发丰富，群体生存压力降低，群体道德的那条“善念”的线开始松动，群体不仅接受，甚至自发组织夜晚的群体休息，篝火晚会，分享情感，从全力以赴的状态中摆脱出来，愈发松弛。哲学上的“善恶”，仍是原来的“善恶”的概念，但“道德”的刻度却变化了。

　　时至今日，刨除某种极端情况，恐怕不会有人认为，个人必须全身心的投入到群体中。这不是个人的“对错”、“善恶”等哲学观念决定的，是因为社会道德标准的线，已经远远在此之下了。

　　概括一下：个人“善恶”是他在群体生活中，画圈界的那个范围以及向心力。而道德则是群体评价个人圈界以及向心力的那把尺子，这把尺子因为群体共识的不同发生变化。任何时候，对群体好的事情都是善的，只是有些群体，认为足够，有些则认为不足。

　　“道德”这把尺子，在“善恶”上量来量去，又经过不同的时期，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变种”。例如中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以及“十恶不赦”中的谋反、恶逆、不孝、不义等等“十恶”之类，就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对“善恶”的界定要求。

　　这种要求是虚拟的、变动的，个体对它的感受也是滞后的，需要群体给予反馈。于是也并非是强制的，是温和却坚定的，是相对长期的，是共识性强的。

　　当它在群体权力的加持下，被明确为法律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