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我们讨论物权，它可以说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础“共识”。

　　所谓物权，是你对其他“物”或者“非物”具有支配的权利，说通俗点，就是某物是“我的”，不是“你的”或者“他的”，我拥有它，并且只可以支配它。

　　物权是一个“信念”，是“我识”发明创造出来的虚拟概念。不存在什么天然的物权，其他没有我识的“生命”和“非生命”都没有。

　　以动物为例，动物最朴素的“物权”，体现在对食物和领地的追求上。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护食”的本能，甚至因此发生“亲族”间的厮杀争斗。另外，松鼠以及某些鸟类，会将多余的食物储藏起来，留待以后自己“享用”。至于领地，它们会采取留下气味的方式，向其他同类“宣示”，代表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但我们不难发现，动物这些“宣示”、“争斗”的行为，反倒代表着它们之间没有“物权”的概念，因为如果某一只动物天然拥有“物权”，或者后天默认争取到了“物权”，则无需“争斗”和“宣示”了。

　　狮王对狮群，看起来拥有某些“权利”，使得它可以“获得”诸如“优先进食权”、“唯一交配权”之类，整个狮群看起来都是它的附庸。但实际上，它不真正拥有狮群。狮群对它的“敬畏”，不来自于天然存在的“权利”，而是基于它曾经的战斗带给狮群的“记忆”、“印象”，以及随之衍生的“情绪”。与其说狮群屈服于狮王，不如说是屈服于自己的“情绪”本能。一旦某只长大的雄狮，克服了“情绪”本能，向狮王发起挑战，要么成功为王，要么失败落跑，都是凭本能行事，不存在莫须有的“权力”的更迭。

　　至于说，生命是否对自己的身体、细胞、细菌之类，有天然支配、从属的关系，从哲学上看，是不存在。“我”的定义，是我的身体和精神以及周边物的动态统一体，四肢五官头脑乃至伴生于我的细菌、病毒，就是“我”本身，不存在谁对谁有“权利”的问题。

　　所以，“权利”也好，“权力”也罢，终究是“我识”创造出来的“信念”。

　　物权是最早的、最基础的信念。前问里，我们曾经提到“人性本私”，“我识”萌发之后，将“自我”剥离，与世界“对立”。它以“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方式，去解读和认识世界，无论是客观环境，还是周边群体的“你识”、“他识”。在这个认识的过程里，离不开与客观环境发生关系，从观察到验证，并且得到反馈。之后不期然的，“我”会尝试“自私”得认为，某物是“我的”。

　　倘若没有“我识”，这种对某物是“我的”的认识，大概就像动物护食一样，是即发的，随着进食的结束而结束。但因为“我识”有想象力，它会在行为结束之后，凭借印象和记忆获得经验，从而相信食物（某物）是“我的”，从而建立对食物（某物）的物权概念。我们观察婴儿，他在被哺乳阶段，对母亲乳房的“占有”，可以说是“动物性”的，和其他哺乳动物争抢奶头，没有本质的区别。而等到他长到一、两岁时，当你拿走他手里的玩具，他便会哭闹，并且与你“争抢”，我们普遍认为这时的婴儿，已经建立了“物权”的概念，他已经认识到，手里的“玩具”是“我的”——即便是别人已经拿走，玩具仍然是“我的”。

　　颇具意味的是，“物权”的建立，除了得“我识”自我觉醒，群体成员“你识”、“他识”的教育和反馈，在这个过程里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婴儿如此，哪怕是受训练的“聪明”的哺乳动物，也会建立模糊的、简单的、以情绪和类思考为基础的“物权”。如果说家庭饲养的宠物，对“专属”的玩具的“感情”，可能更多来自于“印象”和“记忆”引发的“情绪”。那么黑猩猩对某些专属物的占有偏好，则已经有了“物权”的影子了。

　　总之，通过“我识”的觉醒，以及群体其他人的反馈，“我的”这种对“物”的权利“信念”被建立了出来。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的”的开关被打开之后，人类这个“自私”的“信念”成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发动机。

　　我们首先发现，物权减少了无效的纷争。像动物那样，每次进食都需要相互威胁，甚至需要厮杀的情况，得以避免。“你吃你那份，我吃我这份”，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物权”从吃饭问题到其他生活问题，迅速划分了“圈界”。

　　其次，根据“圈界”的延伸，“我识”第一次找到了除了本能的需求、欲望、情绪、情感的满足以外，“信念”可以满足自我的方法，那就是使“我的”扩大。还是以进食为例，动物对食物的需求，来自本能的第一性原则，当食物进口的那一刹那，需求被完成，行为被满足终止。而对于“我识”来说，这个需求被满足的过程，强化了食物是“我的”这个信念。于是未吃完的、吃不下的，乃至未来的、想象中的“食物”，被看作了是“我的”。“我”于是在没有进食需求的情况下，为了满足“我的”食物物权，产生了行为，并且因为行为的成果，得到了满足。我们说松鼠储藏食物，是出于本能的；但“我识”追求食物、储藏食物、积累食物，虽然也出于第一性的本能的惯性，但根本上是“我识”觉醒以后，对物权的占有了。

　　这种对物权的占有，除了对个人信念产生影响，更大的作用，是衍生了所有的群体、组织、社会的“共识”。我们前几问讨论的“善恶”，是典型的群体信念，其中所讲“拔一毛以利天下”，实际上就是典型来自于“物权”概念的。“一毛”是谁的一毛？是“我的”一毛。这“一毛”如果不是“我的”，任他拔去，于“我”何干？只因它是“我的”一毛，所以拔它利天下，才是善的。一毛和天下，如果没有“我”去感知，那么一毛和天下都没有意义，这是因“我识”而存在；同样，一毛如果不是“我的”，在群体和社会里，也没有比较的意义，这是因为“我的”的权利概念而存在。

　　现今的人们推测，人类在远古时代，存在长久的公有制时期，只是没有身临其境，不知道那是否一种类似蚂蚁群落的、完全以公有为前提的组织形式。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的”的物权概念，是不存在的？还是被极大削弱的？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在那样蚂蚁群落式的社会里，是否真有“我识”的存在——如果说，原始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只基于个人第一性的存活和第二性繁衍的本能，无意识地适应环境和改造世界，哪怕这种适应和改造，因为人类大脑的发达，而显得极有效率，也未必可以称为有“我识”的。

　　也就是说，甚至“我识”的萌发，也是因为“我的”这种“自私”的物权的觉醒带来的。只有“我识”为了增加“我的”，而去努力适应环境、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候，才是“我识”真正觉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