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我们尝试讨论群体组织的基础逻辑问题。

　　由第二性本能惯性演化而来的情感，在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以情绪反馈为基础，可以形成良好的组织效能。但其“关系对”比较少，辐射面窄，且在子女成年之后，关系逐渐变淡，像是幼兽都有离巢的本能似的。

　　有“我识”的人类，能够发展出足够庞大的组织，靠的不仅仅是动物式的情绪，以及衍生出来的家庭型的情感，还需要不同的“我识”之间，能够通过有效的“沟通”，形成“共识”，这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就是“认同”。

　　实际上，这个“认同”的过程不是割裂的，是源自“我识”对世界逻辑关系的理解。前问曾经提及，无论是动物性的“类思考”，还是“我识”的思考，都是通过对“对错”这对儿逻辑关系的理解，以及在客观世界中的观察和验证，从而理解世界并施加行动。只有这样，向前迈步才能前行，向后才能后退，世界和自我的关系才成立，这在我们这个大概率渐变的客观世界，是合理而有效的。

　　同样的，在认识其他“我识”，以及在群体、组织中生活时，我们同样是通过“对错”来理解自我以及其他人的“信念”的。“我识”通过建立类似客观世界那样的，精神世界中的“是非观”，来认识精神世界。

　　在孩提时代，家长对需求的给予和剥夺，以及情绪的抚慰和疏远，使得精神世界的反馈机制生效，让我们得以通过观察和验证，调整我识自我观的“信念”。告诉自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再长大一些，当“我识”相对成熟之后，我们会在更大的种群组织中，将自有的“信念”加以观察和验证，通过群体的反馈，对自己的信念和行为施以调整，从而达成自我观和社会观的统一。这个统一的过程，就是“认同”。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障碍是“谎言”。不仅仅是语言中的谎话，还有谎话背后的“欺骗”逻辑。

　　实际上，“我识”中自私的“原罪”，是“善恶”的源头，其带来的“善恶”从某种意义上，是无所谓“对错”的。绝对意义的善，不存在，即便存在，也就等于绝对意义上的恶。“付出全部，只为他人之一毛”，这样的人，不可能存在。即便存在，他的圈层也是画在了绝对的“自我”身上，实际上是绝对的恶。

　　而“谎言”和“欺骗”则不是。虽然“我识”天然“自私”的信念，造就了在群体中的“欺骗”和“谎言”，但我们只能称其为“副产品”。生命偶然进化出的“我识”，增加了生命认识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副产品是“信念”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第一性、第二性的本能。而欺骗和谎言，就是这个副产品上，叠加产生的副产品，它的副作用是为第一性服务，但脱离了第二性；或者说，产生了向“内圈”发力的副作用。

　　我们可以说，欺骗和谎言，是绝对的“恶”的，对种群、社会的发展，没有丝毫的好处。即便是善意的谎言，对“认同”的破坏也是彻底的，一个全员“善意的谎言”的社会，仍然是不可信的，人们会为了消解对方的“善意的谎言”而撒谎。

　　只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识”天赋的“自私”属性，是无法抹杀掉这个副产品的，它将随着人类的存在而长期存在。虽然欺骗和谎言同“我识”伴生，存在了如此长的时间，却也并没有使得社会组织赖以维系的“认同”得以失效，这就不能只用幸运来形容了。

　　我们在论述“善恶”的时候，曾经提到，人类没有经历——或者说没有大范围、长时间的经历——以“为恶”为主流的文化，大概足够幸运，以及时间足够短。但对“认同”的有效，我们还是存在比较积极的推断的。只要“我识”还是通过其他“我识”激发和陪伴唤醒的，那它天然就还具有社交的属性，有情绪以及情感的需求，就仍然是群体的、组织的、社会的、种群的。它必然经历“我识”之间的相互交流，而这个相互交流的过程，必然是以“认同”而非“不认同”为基础的。倘若对方说什么，你都不信，则不可能建立有效的精神世界。

　　所以，人与人之间构成的组织、种群、社会，“认同”是绝对的、主流的，“欺骗”才是相对的、副产品的。即便科幻电影描绘的，满目疮痍的未来“焦土”，信仰和信任崩塌的世界里，开着机车、带着眼罩、穿着皮衣的恶棍们之间，也是靠“认同”维系的。哪怕下一秒，头目就要打爆下属的头颅，但这一秒前，他们之间依然是靠“认同”—— 而不是其他诸如法律、道德、规则 —— 之类堆砌起来的东西维系的。

　　卢梭认为，社会组织基本的精神，就是“契约”精神，他无意中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人和人之间，尤其是庞大的社会组织，是基于一种“认同”精神的。只不过他当时想要解决和论证的，是皇权崩塌之后，社会需要有一个类似“大一统”一样的精神认同，使得社会不至于信仰崩塌。这和中国古代“法家”所提倡的，没有本质的区别。

　　自古以来，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政治家、宗教学者们所讨论的，都是社会组织那个“共识”的问题。他们认为，社会有基础的一致的“共识”，才能健康和进步。所以在皇权时代，无论中外，都有“天授”的说法。意思是大家都听“老天爷”的、“上帝”的、“神”的，达成一致的基本“共识”。后来皇帝没了，就听“契约”的、听“法律”的、听“规则”，抑或听它们的代表——也就是“国家”的。实际上，无论听谁的，群体中的个人，能够“听”，是因为这个“认同”。有了这个认同，才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才能排除谎言和欺骗的干扰，参与到组织和社会里。

　　所以说，“认同”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是“我识”参与到组织里的基础。

　　然而，“认同”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只负责链接和形成组织，却并不控制组织的方向。因为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不同，它的“对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精神世界里，今天“对”的可能明天就“错”了，然后后天又“对”了；或者一会儿觉得“对”，一会儿又“反悔”了；又或者说不出对错，只一味在那里“犹豫”。个人的犹豫和转移，尚且不构成什么太大的影响，而组织“共识”的转移，则往往引发巨变。

　　《乌合之众》里，对群体的暴躁的、无序的、杂乱的、盲目的行为，观察和阐述的很详细。一个人未必精明，一群人则可能更愚蠢。社会组织的真正的敌人，往往不是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反而是强大的“认同”裹挟着群体，走向一个又一个极端。一盘散沙固然形不成什么合力，但总比一块飞石，来的安全些。

　　之所以讨论“认同”，是因为我们的基本“共识”是通过“认同”而来。而想要观察、解释、揭示目前的社会现状，就不得提前自省，个人“认同”的那些社会“共识”，是“对”是“错”。

　　就比如，我们下一问要尝试讨论的，“权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