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问我们继续关注不同个性的个体，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智人们因为基因突变，具有了可以承载思考力和想象力的大脑，为“我识”的突破提供了充足的物理基础。之后我们的某个祖先，在观察和思考环境的时候，通过对因果的验证，形成了模糊的“认识”。他把这种认识“教育”给他另外一个聪明的兄弟姐妹，使得对方也完成了“觉醒”，突破了“我识”的界，两个人于是达成了“共识”。以上是我们关于智人祖先“我识”觉醒的想象，事实上，这个过程也有可能是，两个同样懵懂聪明的祖先，基于对环境中的因果，达成了“共识”，从而同时觉醒，也未可知；甚至，我们也可以不无悲观地想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聪明的、觉醒的智人祖先，因无法像其他“我识”沟通“认识”，或者“教育”不成功，使得他们孤独一生，从未与真正的智慧“共识”过。

　　抛却这些想象，现下社会条件下，“我识”的建立，是孩提时代，通过周遭围绕的——由其他“我识”提供的，通过语言刺激和传递的——大量概念和认识教育出来的。

　　这里我们发现，无论是哪种觉醒，其根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我识”萌发阶段时，与另一个“我识”（哪怕也是萌发阶段），达成的关于对世界“因果”律的一致看法。倘若这个看法达不成一致，始终“鸡同鸭讲”，那便没办法形成“我识”之间的交流促进，也就无法形成群体和社会了。

　　婴儿扔出手里的积木，看它滚了几滚，大人用手帮他捡回来，说了几句什么话，婴儿不明所以，只当成印象／记忆储存起来，然后继续扔积木，看它滚几滚。逐渐的，他明白了积木挪动和手之间的关系，也学会了捡回积木，不让它滚动。婴儿看似懵懂，也听不懂语言，简直是个小动物似的，但却在观察和验证环境的因果关系中，与身边的大人达成了“共识”。我们可以称这种“共识”为“经验”或者“知识”，它们是转化为“信念”的素材。

　　如若某天，传说中的天使果真降临，扇着翅膀悬于空中，婴儿不会觉得长翅膀或者会飞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的“经验”和“知识”尚少。而随着婴儿的成长，这样的共识越来越多，并且因为大脑的成长和语言的介入，效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当在个性的影响下，“我”形成了“共识”之外的属于个体的独立“信念”之后，“我识”便在界外觉醒了。

　　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在“我识”觉醒之前，通过观察和印证外部环境的因果关系，在其他“我识”的教育之下，逐渐积累经验，学习知识，收获关于外部环境的“共识”，并在个性影响下，形成属于自己的信念之时，正式到达界外。

　　这里要说的是，外界环境的因果关系，初时是物理世界的。之后会逐渐扩展到群体的——比如父母的哺育、兄弟姐妹的交流等等，会建立属于社会属性的“经验”和“知识”。这些社会属性的“共识”，是因为交流和互动产生的，所以不具备客观物理世界那种纯粹的客观性，而显得更偏向“信念”一些。甚至在“我识”觉醒之后，我们也不能清楚，那些“共识”到底是什么。但我们虽然观察不到它，却知道它一定存在，因为在“我识”觉醒之前，我们一直在和父母、姐妹、群体发生着关系，势必是有社交“共识”存在的，这仿佛是一种群体属性的后天“本能”了。这代表父母兄弟亲缘之间，不仅仅是血缘联系，也有“共识”的联系，只是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罢了。

　　之所以要把“我识”觉醒之前的共识区分清楚，是因为在觉醒后，“我识”之间的共识，便是通过“沟通”——而非“教育”——形成的“伪共识”或者“类共识”了。

　　前几问我们提到了个性的问题，个性在先天基因性和后天环境的影响下，结合成长中的思考能力和对知识的积累，逐渐形成了属于个体的“信念”。当两个我识“沟通”的时候，因为彼此存在“界”，只能对对方施加“影响”，而不能传递“共识”。父母看似教会了已经具有我识的孩子“共识”、“经验”、“知识”，其实是孩子的“我识”根据自己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信念”。虽然他们得到结论，和父母高度一致，但却不是父母的“信念”了。

　　我们惯常说的教育，是社会学的教育，传递的也是社会学的知识。“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地球是圆的”、“1＋1等于2”等等。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抽象，社会学的教育实际是一种“沟通”，只是这种沟通，因为孩子的不成熟以及父母的强势地位，而显得影响力巨大。同时，也因为这些“知识”在社会学中，是社会的共有认识，在社会的“因果”律中，都能得到验证，而很容易达成一致的“信念”。

　　在这里稍提几句语言的作用。事实上，有很多人的看法是：语言使得人之所以为人。但从核心上看，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识”，即便没有语言，“概念”也可以通过行动、肢体、绘画等形式传递。当然，语言的效率的确太高，是承载“概念”的绝佳载体。它在“我识”觉醒之前，只是作为记忆／印象被记住而已，用来传递情绪。唤醒原始共识的，是被语言代表的“概念”，而并非语言本身。语言真正的作用，是在“觉醒”之后，使得“我识”之间的“沟通”更为高效，承载了足够多的“概念”，给对方施加足够多的“影响”。语言是群体的、社会的产物，是“我识”为了沟通发明出来的。倘若这世界只有一个“我识”，他决计不会发明语言用以“自言自语”，因为他只需要一个“念头”，便包含无数的“概念”了。

　　回归到“共识”的问题，社会学中的“共识”在哲学的社会观里，可以称作是“群体信念”。个人有个人的“信念”，当群体中某些个人信念一致或类似的时候，便形成“群体信念”；整个社会形成的大致相同的信念，便是“社会信念”。研究这些信念之间关系的，就是哲学的社会观。

　　“信念”是“我识”特有的，也有其特殊性，就是会变化。个人会随着经历的变化而改变“信念”，导致个人信念同社会信念偏差。

　　前问中，我们曾经讨论到，人的不自由的问题。

　　从人本性上看，我们具有改变不了的物性、生命性、动物性、基因性，之后在“我识”觉醒之前，本能地理解着因果律的共识，最终在群体的影响下，形成自己的“个性”。但这个“个性”中，免不了具有“我识”这个哲学共性的东西。同时，在哲学“教育”的过程中，也定然受到唤醒自我的“他识”的影响。

　　在“个性”的“我识”觉醒了之后，我们的信念又不可避免被群体影响，被群体信念、社会信念包围着，被语言制造的概念围栏禁锢着，使得自我信念始终不得挣脱。再加上那些飘渺的、形而上的、不可知的“宿命”、“因果”、“神明”、“注定”之类，使我们始终不能确定，人生是否自由。也让“我识”这个自成一“界”的灵魂，孤独飘荡在黑暗的世界里。

　　只是在此刻，我们能稍加喘息。在这个不能证对或者证错的哲学世界里，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在个体“我识”觉醒之后，在“个性”的“信念”建立之后，“我”便是自由的了。我可以选择或改变自己的“信念”，以“我”的理解和观察，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我。

　　若果真如此，当是人生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