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个性”建立，需要先天的“基因性”和后天的环境因素，而对于拥有“我识”的人来说，后天环境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客观的物质世界，另外一个是同样拥有“我识”的其他个体。对于前者的认识，我们定义为世界观（宇宙观）的问题；后者则为社会观（价值观）的问题。

　　之前我们一直围绕“我识”，从“自我”逐渐讨论到了“个体”，之后便要不可避免的，开始进入到“群体”“环境”等诸多概念中。也就是逐渐由自我观，进入到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谈论中去。

　　由于“我识”无法直接感知到“你识”“他识”，所以在绝对唯心主义里，世界是因为“我”而存在的。这甚至不是为“我”的抽象整体，而纯粹为了我的个体而存在。这种想法借助“我识”天然自私的信念，衍生出诸如“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之类的信念。我们早在“我识”一问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说明了无法证对或证错。那么到这一问中，我们从个体“个性”的角度，以及第二性的本能角度，都来再次回望关于“我识”的唯一性问题。

　　每个婴儿，自出生起就不完全一样，其个性中的独特而唯一的“基因性”不断成长，在动物性和神性作用下，计算力和想象力日渐提升。之后在环境的影响下，特别是其他个体的教育、抚育之下，逐渐觉醒“我识”，直到跨越动物与人的“界”。“我识”是抽象的概念，我们讨论“我识”时，说的是它的“共性”。但实际上，每个人的“我识”——觉醒的“个性”——是独特而唯一的东西，使得不同的个体之间，都存在着“界”（佛家也说“障”）。这使得个体之间只能互相观察、互相了解、互相沟通，都永远不能直接感知。我们因为个体之间的唯一性和不能感知，于是也认为“我识”是唯一的、不能感知的，这是“我识”不可知论的基础。但我们又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我识”是唯一的，那么唤醒和教育出“我识”的，也只可能是“我识”，是唯一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我识”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所以能与之沟通，乃至能够激发“我识”觉醒的，也必然是“我识”，哪怕它存在于不同于“我”的另外一个个体上，有着另外一个“个性”。

　　除非，我是第一个觉醒“我识”的个体，是“天选之子”。实际上，确实应该有第一个觉醒“我识”之人，大概率出现在我们的智人祖先中，而不是现在。又或者，人类哪天会建立更高的“我识”，超脱第一性、第二性，以及人性的“信念”；又或者超脱“我识”，达成了“共识”之类——总之是更高的意识形态——那么尚可算作开天辟地的“神”，或者新人类的“祖”。不然的话，恐怕我们现今拥有的“我识”，就和其他个体的“你识”“他识”，没有本质的区别。独特和唯一的便不是“我识”，而只是个性而已了。

　　另外，如果我们认定人的身上是有动物性的，某一部分是遵循第一性、第二性原则的，那么就要认同繁衍的概念。而繁衍是种群的，是同种与同种的，是生殖区分和隔离的。能繁衍的同种之间，是小概率的突变中，适应环境演进下来的同一类生命。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就是个体之间的差异，而各自的“我识”是平等的，所以“我识”之外也得有同种的“你识”“他识”。（当然，由于人除了遵循第一性、第二性，还根据神性的“信念”理解世界，有些信念使得“我”并不认可第二性，不愿繁衍、拒绝繁衍、否定繁衍，如果没有繁衍的第二性的基础，便没有同种之间的平等，便也很难说“我识”之外有“你识”了。）

　　总之，无论从个体的、本能的、“我识”概念的角度，都不能完全证对或者证错，我们只能是“认为对”或者“认为错”，这本身也是一种“信念”。只是如果我们要讨论教育、群体、社会、价值观、社会观的问题，那么首先就要有平等的、同种的、普遍的个体，个体之间各不相同，但同种同源，有同样的抽象“我识”，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

　　至于我个人，是相信有“你识”和“他识”的，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基础。

　　婴儿在“我识”觉醒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就是父母的哺育和教育了。与我们艰难“开蒙”的智人祖先不同的是，我们初生的环境里，充斥着大量的“概念”，通过语言围绕在我们身边。如今我们再回想，已经记不起婴儿时期的自己，是怎样认识世界，如何理解这些“概念”和“语言”的。我们当时也许能够“理解”，只是后来忘记；也可能是“一知半解”，但因脑力不足，懵懵懂懂；又可能完全不懂，只是“死记硬背”存在记忆里，然后随着时间推移，慢慢“生根发芽”。具体是哪一种情况，我们无从得知，甚至大概三者都有，或者同时存在。

　　天哥在一岁时学习说话，我曾指着桌上的器皿教他：“这是什么？这是杯子……这是什么？这是碗……这是什么？这是奶瓶……”如此几天后，他突然指着盘子说：“这是什么？”原来他还认不出器皿，也并非求知的提问，只是我重复了太多次“这是什么”，使得他首先记住了这句话！

　　我一个移民日本的朋友，他在儿子四岁时，回中国定居，小朋友几乎不会说中文。很多年过去，现在他参加中考的儿子，已经完全不会说曾经视为母语的日语了。我于是想：倘若没有语言和文字，我们就无法思考，那么一个已经熟悉日语的四岁少年，是如何打破脑中已经形成的日文概念，重新建立思想的语言体系的呢？他当时仅是借助日语，建立了抽象的、精神的概念，实际上与日语这个语言无关？还是说人们在四岁时，实际上仍然不具备以想象力为基础的，抽象思维的能力，没有“信念”的能力，所以语言只是单纯的死记硬背的模仿？同动物那种传递情绪叫声一样？

　　事实上，在“我识”建立之前，我们只能观察“教育”的结果，而很难确认教育是使“我识”觉醒的原因。

　　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教育”，分为“我识”觉醒之前和觉醒之后的。作为教育者，之前和之后的行为都是一样的，便是传递“知识”；而作为被教育者，感知和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之前是懵懂的、无记忆或者死记硬背的，之后则是按自己的“个性”加入自己的想象，形成自己的“信念”的。

　　所谓“知识”，对个体来说，就是“信念”。当一些信念被普遍信任，达成了某种强烈的“共识”，便是“知识”了。（以上关于“教育”、“知识”、“信念”的概念，都是本文中特指的哲学上的概念，与普遍意义上并不相同，以下不赘述。）

　　我之所以把教育作为从个体的自我观，向社会观进发的第一个问题讨论，是因为个性的建立过程中，尤其是童年“我识”觉醒的过程中，教育的影响非常大。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单亲家庭、留守儿童、孤儿问题，其成年后都受到幼年生活的影响——所谓“用一生治愈童年”。心理学也经常说，成年人的精神疾病，大多与童年时受到的伤害有关。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不曾有聪明的“人猿泰山”，所有发现的“狼孩”、“猴孩”、“猪孩”，最终都因为回归人类社会太晚，不能具备完全的“我识”。

　　我们现在讨论教育，不是教育学方面的问题，也并非研究怎样提供优质的、良好的、有效的教育。而是说教育的结果，是“我识”觉醒和“信念”建立这两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点。作为教育者，我们以为教育是传递知识、概念、信念，而实际上，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充满“概念”、“观念”和“语言”的外部环境。至于受教育者，是如何理解这些知识、概念、语言，并且是建立了怎样的属于他自己的“信念”的，我们一无所知。就如当年我们作为受教育者，现今却全无印象一样。

　　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教育者的言传身教，是被教育者幼年时极为重要的“后天环境”，给每个“我识”的觉醒，施加了重要的影响，配合先天的基因因素，形成了千差万别的“个性”。这使得我们也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我们的“三观”，是不是“自由”的？或者说，即便没有“绝对的自由”，是否也能有“相对的自由”？

　　我们了解了人的动物性之后，便不能否定，个体的行为受需求、情绪、欲望、情感所支配，有时很难自已；了解了“信念”、“人性本私”之后，又不得不怀疑，遵循第一性、第二性的原则，是否还有必要；而个人遵循的“信念”，又如何评价对错；每个个体不同的“个性”，如今又加入了千差万别的“教育”的影响，是不是说，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是遵循童年“我识”觉醒时，形成的基础“个性”，实际上是在为童年“买单”！

　　那么人的“自由”的“自决”，到底存在吗？是遵循本能？是屈服于情绪？是教育的惯性？是“个性”中基因作祟？种种这些问题，我们都还不能回答。

　　教育作为“我”和“我们”的链接点，作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链接点，是我们讨论具有“我识”的人类，群体问题的起点。教育把不同个性但相同抽象“我识”的人，连接在了一起，把“信念”捏成“共识”，开始形成不同于动物种群规则的，专属于人类的群体规则——社会规则。

　　如果说，个人的行为，脱离了动物的本能，开始遵循“信念”；那么人的群体行为，则因为教育的连接，脱离了的动物种群的本能，开始形成“共识”的社会。而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个人“信念”与“共识”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