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的死，让我开始面对死亡的问题，准确的说是面对自己“有死”的问题。

　　死，从故事书里一步步走了出来，绕过去世的奶奶，穿越水蒸气和时间流速包裹的浴池，借助我姥平静的遗容，降临到了我的身上，让我无限惶恐。

　　我害怕入睡，意识失去的无力感，像是模拟死亡，这念头抓住了我。我经常在躺下之后陷入思索，思索的尽头是总有一天会长眠，越想越难受，心脏砰砰地跳，然后突然坐起来，抓头发，拍被子，又或者光着脚在地上来回踱步。想得越多就越清醒，越清醒就想得越多。哪怕是耗尽了精力快要入睡，又会莫名其妙的挣扎回来，满身大汗的在黑暗中睁大双眼。

　　终于睡着也不消停，频繁梦游。某天半夜，我拿着扫把闯进爸妈屋里，嘴里嘟囔着要大扫除，被爸妈轰回了屋里。第二天问我时，我全无印象，此类种种。

　　即便是白天，虽然明媚的阳光和忙碌的生活能让日子显得积极很多，也容易转移恐惧。但我仍然会在某些时刻，陷入关于死亡的沉思，然后惶惶地害怕起来。无论在学校、家里、外面，我会突然站起来，跑几步，挥挥手，拍拍脸，让自己驱散紧张的心跳，舒展发麻的四肢。这种恐惧不知何时而来，但总不缺席，经常无意中予以突袭。

　　我害怕得病，时常陷入臆想。身上有几个红色的圆点，是不是出血点？是不是白血病的前兆？鼻子流血了，是不是肿瘤来袭？发烧是还是不治之症？……要不是老姨一次半批评半安慰地说：“小孩能有什么病，小孩儿没病。”让我稍解心结，恐怕会陷入到各种“病情”中不能自拔了。

　　为了麻痹自己，我幻想死后是有世界的，有太上老君、孙悟空、地府、天堂……死后的世界是安慰剂，若真能相信，便能得以宁静。新闻里，说初中生自杀，留书去地府寻白娘子，不知他是否到达了彼岸。我没有轻生的念头，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性格、理性主义的证据、实用主义的家庭教育，都让我不能进入到那样的念头里，无缘那种宁静。

　　有一天爸不在，我赖在主卧不肯走，莫名其妙地哭了。妈问我咋了，我说我怕死。妈拍了我一巴掌，但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强硬地数落一句：“小孩想什么死啊死的，睡觉。”

　　我没得到答案，却不敢再问。我隐约地意识到，这问题是同时在揭自己和旁人共有的伤疤。

　　我并没有发疯、发狂、发痴、发傻，没有自闭，没有忧郁，没有癫狂。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如我一样，也不知是否该庆幸。就这样浑浑噩噩，到了阴历元宵节，全家人聚在了姥爷家——自从姥没了，我就习惯叫姥爷家。爸和姨夫、大舅们，陪着姥爷热热闹闹地喝酒，大姨夫拿筷子头儿蘸了白酒让我尝，我说一点辣味也没。他们把我当小孩儿，把比我大一岁的二哥当大人，我对此不满，但不抗议。

　　我溜出门去，冰凉的冬夜让我精神一振。我在漫天星空中，踱步到桥头，那里灯光依旧，但无行人。我聊赖地转身，面前闪出一只黑猫，与我狭路相逢。它一只前爪抬起，黢亮的眼睛诧异的盯着我——这个它散步时的不速之客。几秒钟后，它眼中的错愕变成了警惕，小心落脚，像夜的精灵，轻巧地消失了。

　　在某些童话里，黑猫代表不详——我这样想着，快步跑回了家。

　　家里一切正常，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大人们已经收拾完，大家要一起去看元宵节的花灯。

　　不同风格、不同主题、不同大小的花灯，排在大街两边。这组是纤维厂的、这组是建筑公司的、这组是医院的、这组是港务局的等等，交相辉映着。大家不惧寒冷，人挨着人，脚贴着脚，摩肩擦踵地随着“大部队”行进，一路上评头论足。越是人多的灯前，越是要挤进去看看。二姨夫把我扛在肩上，虽然视线开阔，但不自由，而且远远看了，到近处就没惊喜。只是我不好驳他的好意，任他扛着。

　　面对熙攘的人群，我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魔幻感。看着灯光闪映的人脸，想要记住他们，但记了后面的，就忘了前面的。人脸变成忽明忽暗的花灯，糊着五颜六色的灯纸，绚丽但冷漠。

　　天上亮起烟花，“人脸花灯”整齐抬头，仿佛他们也变成了一颗颗烟花，他们期待着，憧憬着，等待天火点燃……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二姨夫自行车的前杠上。

　　“二姨夫你今年多大？”

　　“四十。”

　　“四十年，很快吗？是一晃而过吗？”

　　“哪里很快，很慢的，要很久哩，要很久哩……”

　　那晚我睡得很好，我开始忽视终将死去的现实，学着接受会活很久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