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诚从北京回来那天，明花的牧民们又把他围住了。孩子们挤在最前面，仰着头问：“安区长，毛主席长啥样？”

“毛主席，高高的个子，和和气气的”。安立诚说，“他握着我的手，问我是什么民族。我说，尧乎尔。毛主席点点头——是甘肃的少数民族”。

“毛主席知道咱？”老牧民们互相看着，眼睛亮了。

“知道”。安立诚说，“毛主席说，咱裕固族是甘肃的少数民族——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

那天晚上，明花区开了一个会。安立诚把从北京带回来的照片——他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挂在区公署的墙上。照片上，他穿着那身灰色毛料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笑得咧开了嘴。

“这就是北京”。他对大家说，“咱明花，离北京远得很。可毛主席知道咱，周总理知道咱——咱的心，跟北京连着”。

萨丽玛站在人群后面，看着丈夫的照片，眼睛湿了。散会后，安立诚走到她身边，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这是给你们的”。

布包里，是两条红头绳，一瓶雪花膏。萨丽玛接过红头绳，扎在辫子上，问他：“你上回从北京回来，带了中山装；这回，带了头绳和雪花膏——下回，你带啥？”

“下回，”安立诚笑了，“我带着咱明花的娃娃，去北京念书”。

窗外，明花的月亮升起来了。萨丽玛的红头绳，在月光下，红得耀眼。

我“看见”了那一幕——中南海怀仁堂的接见厅里，安立诚穿着萨丽玛给他做的蓝布褂子，捧着哈达，一步一步，走上前去。

毛主席握着他的手，问：“你是哪个民族的？”安立诚说：“尧乎尔”。毛主席说：“你是甘肃少数民族的”。

我在重历的角落里，看着这一幕，眼泪流了下来。我在2092年学过的历史——“1956年10月，安立诚在中南海，给毛主席献哈达”——此刻，就发生在我眼前。

从北京回来以后，那段经历，安立诚讲了一遍又一遍：“毛主席说了——咱裕固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牧民们听了，都激动不已。有人问：“安区长，毛主席，真的跟您说话了？”

“说了”。安立诚说，“他的手，又大，又暖”。

那次去北京，参观团每人发了一枚纪念章。安立诚把它别在中山装的衣襟上，回来以后，仔细收进了木匣。

从北京回来，安立诚把那身蓝布褂子，叠得整整齐齐，压进了箱底。萨丽玛说：“穿啊。压着干啥？”他说：“留着。等有大日子，再穿”。

那身褂子的布，是萨丽玛攒了三年的布票扯来的。做的时候，她量了又量，裁了又裁，领口缝了密密的针脚。安立诚说：“费那劲干啥？”她说：“你去的是北京。衣裳，不能马虎”。

后来，那身褂子，他只在两个日子穿过：一回是去县里开会，一回是安解放考上大学。每回穿完，都仔仔细细叠好，放回箱底。

老刘头也来了。他拄着拐，凑到跟前，看那枚纪念章，看了半晌，问：“这上头，是毛主席？”安立诚说：“是”。老刘头伸出手，在章子上，隔着一寸摸了摸，又缩回去：“我不碰。碰脏了”。

那年冬天，县上的干部来，让他去各乡做报告，讲讲北京见闻。他一共讲了七场。讲到最后一场，嗓子哑了，可讲到毛主席握手那一段，他还是站直了，把手，伸了出去——像那天一样。

有个后生问他：“安区长，见了毛主席，啥感觉？”他想了想，说：“就像——穷人家的娃娃，头一回被人正眼看。心里热”。

那枚纪念章，后来被安晓东收藏进了档案里。铁皮的，红漆掉了大半。他给它配了一个小木盒，盒子上写着：“1956－2004”。

从北京回来那年冬天，明花下了大雪。安立诚把纪念章从木匣里取出来，就着油灯看。萨丽玛凑过来，问：“这就是毛主席给的？”他说：“不是给的。是咱，献了礼，国家回的礼”。

他给安解放讲那次接见：怎么排队，怎么鞠躬，怎么把哈达举过头顶。讲到一半，安解放问：“阿爸，你怕不怕？”他说：“怕。可一想，背后是明花几百口子人，就不怕了”。

那年春天，县里让各区报“先进”。安立诚报了明花的水渠、学校、互助组，唯独没报自己。县上的干部问：“你自己呢？”他说：“我？我就是个跑腿的”。

后来，那身蓝布褂子，他真穿到了大日子上。二〇〇四年县庆，他穿着它，坐在观礼台第一排。衣服旧了，可领口，还是当年的挺括。

有人问他：“安区长，这辈子，你最得意的是啥？”他想也没想：“不是活捉乌斯满，也不是见毛主席。是明花的娃娃，如今都会念书”。

纪念章的木匣上，他让安解放刻了四个小字：“勿忘来路”。

这些话，都是一九五六年之后的事了。后来，它们都进了《明花志》——进了书，就不是一个人记着了。

萨丽玛说：“你呀，一辈子，就记着这点事”。他说：“这点事，够我记一辈子”。

那个木匣，后来一直放在堂屋的柜顶上。家里谁都不动它。可谁都知道，那上头，放着咱家最亮的日子。

安朵后来踮着脚，够那个木匣。萨丽玛把她抱起来，说：“看看，可以。别碰”。

这一家人的日子，也上了《明花志》。

志书上写得简简单单：“安立诚，明花区第一任区长”。

山高路远，人心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