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逾百年，中华崛起屹东林。探寻民族复兴路，追溯建军源初心。

　　中国国防大学著名军事战略专家金一南将军在《为什么是中国》一书引言中，回忆他曾在2000年参加英国皇家军事科学院学习时的演讲中说：

　　“……整整100年前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我们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总共赔偿14个帝国主义国家4.5亿两白银。今天在座的很多军官，当年你们的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瓜分，图片上都能看到你们国家代表签的字。这就是100年前的中国，是个跌倒的巨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给你们讲100年前的中国，是因为今天是100年后的中国，是个站起来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人，它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医疗等多项指标名列世界前茅，它再也不任人欺凌、任人宰割。

　　连接我们中国人100年历史的，就是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使我们找到了认识中国问题、分析中国问题的的方法，进而找到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从民族救亡到民族复兴。在这个过程中还产生了第二句话：中国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一条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发言结束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他还在此书与《苦难辉煌》等著作中，以充分的史实和精辟的论述阐述了“中华民族总在关键时刻有一批人成为民族的脊梁。在大家万念俱灰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会挺身而出、横刀立马，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神图腾。”

　　我作为抗战革命军人后代，在喜迎建军100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候，也借着这个专业而神圣的课题，通过《浴火成钢》纪实小说来系统追溯回顾：以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武汉警卫团、罗荣桓为首的湖北农军（特务连党代表），如何跟随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参加湘赣鄂秋收起义暴动，在遭到失败之后率所剩的一团人智上井冈，随后迎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又迎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部队（红5军）余部会师井冈，建立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重点回顾31团以及28团两大红军主力，如何在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中坚持井冈山斗争，如何以政治建军凝聚军魂，为突破重围挺进赣南，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描述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路线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引下，贯彻诱敌深入、在运动中调动和消灭敌人的方针，接连战胜和抵御蒋介石连续发动逐渐升级的大规模“围剿”，依靠中央苏区广大民众不断壮大工农武装，拓展和建立中央苏区革命根军地；尤其是从逐步建立起来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角度，生动描述红军所经历的伟大长征的几大艰难险阻，以至逐步奇迹般彻底摆脱蒋介石竭全力进行的围追堵截；作品聚焦红4军主力部队的不断扩展、著名战将前赴后继的历练成长，尤其是多位红小鬼战将踊跃参加红军，并在各阶段的重大战役、战斗中经受血与火的生死考验，全方位、多角度来塑造这些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红军官兵，真实描述他们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在最残酷的生死较量中，依靠不屈不挠的坚韧、义无反顾的顽强、前赴后继的牺牲，通过一场场的战役、战斗，历经九死一生，克服难以想象的挫折和巨大压力，不断淬炼成为坚韧不拔、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红星”战将，进而由他们这些铁打的骁勇战将，统领一支支英勇善战的红军主力，不断夺取立足陕甘、东进抗日一个个辉煌胜利的故事。

　　第一章　国共合作

　　百年之前的中华民国，虽然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刚刚走过了13个春秋，可动荡不定的北京国民政府，还是由段祺瑞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官僚政客把持。因各省和各派系军阀的争斗连年不断，以孙中山为临时大元帅的南方国民政府，极力反对直系与皖系、以及各省、各路军阀之间的不断争斗，也反对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重又发起针对曹锟、吴佩孚的军阀之间你争我夺的军阀混战。而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幼年中国共产党，与以孙中山为代表重新组建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国共两党的合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的国民大革命，犹如如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暴荡涤着泱泱东方大国积淤的污泥浊水。　　

       1.军阀混战无休止，北京事变引祸端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诞生了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民国，但中华民族的灾难依然没有终止。

　　金一南教授在《为什么是中国》中讲述：

　　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政治对立与军事拉锯，导致了中国社会权力中心的真空与半真空。原本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此时变得更加松散。一方面，多个权力中心出现，谁也指挥不灵、调动不灵；另一方面，各种地方实力派动辄搞分裂、闹独立。

　　……袁世凯1916年就死了。袁世凯死后12年，我们还试验了12年共和，结果怎样？北京9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了26任总理，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共和也没搞成。

　　早在1913年，李大钊在《大哀篇》中说：

　　革命之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

　　革命之前，有一个皇帝；革命之后，一省一个“土皇帝”。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发生了478次。大众的福祉、黎民的权益，几乎全部淹没在对权力的争夺、对地盘的争夺之中。

　　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机加紧侵略中国。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其中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和开矿等享特权，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管理权限，均延长至99年等等。

　　“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同意……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

　　一时间，全国反日爱国热潮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

　　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的计划落空，又怕得罪日本，自己做不成皇帝，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所谓的“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给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1919年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从而引发了1919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北洋军阀政府的权威开始坍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出版　金一南　著《为什么是中国》第47至49页）

　　1923年6月13日，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在曹锟、高凌霨策划下，被冯玉祥逼逐离京，次日被迫宣布辞职，时称“北京政变”。

　　同属于北洋军阀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受日本人驱使和援助）卧薪尝胆，训练新式军队，以图报仇雪耻。

　　1924年9月3日，江苏督军齐燮元（直系），为争夺上海地盘，爆发了江浙战争。而这次江浙战争第二天，张作霖就声援浙江总督卢永祥，通电讨伐垄断北京政府（靠贿赂手段当上总统）的曹锟和吴佩孚。

　　张作霖任命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于9月13日率军约15万人，分编6个军向三海关、热河一线推进。

　　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4个军及后援军、海、空军约20万人应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奉军在热河战场进展顺利，到9月30日，已连克朝阳、开鲁建平、凌源，10月9日又占赤峰，战事转移到山海关主战场。两军在山海关争夺激烈，伤亡惨重。10月7日奉军攻克九门口要塞，威胁直军侧翼。吴佩孚于11日亲赴山海关督战。14日，奉军又克石门寨，山海关直军正面阵地动摇，吴佩孚被迫放弃自海路运兵攻击奉系后翼的计划，临时抽调精锐部队增援山海关战场。

　　冯玉祥（一次直奉战争功臣）即作为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奉命率军在古北口屯兵（未动），作为第三路军迎战进攻山海关。对吴佩孚早有不满的冯玉祥，（同时受孙中山代表徐谦影响）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密谋倒戈。

　　10月23日夜率军出北谷口，趁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长城山海关一带与奉军激战、后方空虚之际，反戈倒直，星夜从热河班师回京，在湖景翼（驻通州讨奉援军二路司令）、孙岳部（北京警备副司令）策应配合下，发动了（又一次的）“北京政变”，也称北京事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

　　消息传到前线，直军士气一蹶不振，吴佩孚率兵一部回救北京，并急调江、浙、豫、鄂等省直军北上驰援。但奉军突入长城，占领滦县，直军后路被断、全线崩溃，山海关、秦皇岛均告失守；奉系大举入关，直军在华北的主力全部覆灭。11月3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率残部2000余人自塘沽登船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21009年6月世界军事出版社　李志强编著《世界军事秘密档案》第92页）

　　11月25日，张作霖、冯玉祥迫使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政变之后冯玉祥无法控制局面，他一面请求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面与奉系军阀达成协议，请皖系军阀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北京政权实际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政变主要牵扯的直、奉两方势力很快达成暂时的妥协，段祺瑞委派冯玉祥驻张家口，为中华民国西北军督办；奉系张作霖也将奉军改为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

　　这场军阀混战的争夺战争和北京政权的更迭，造成的是动荡不安和无辜百姓的生灵涂炭。这也给南方国民政府领袖的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南北对峙、和谈、联合，促进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机遇。因为刚刚成立的国民军就有他国民党军的渗透和影子，说白了，他现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已经形成了一股不断增长的巨大力量。

　　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于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纲领。1905年在德、法等开展革命活动，并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建了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的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还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他领导的辛亥革命通过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之后，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民国元年）在南京宣布就职，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宣统帝（溥仪）宣布退位，统治了267年的清王朝被推翻。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从此坍塌。但出于历史背景的多重压力，孙中山主动辞去临时大总统，将权力让位于北洋军阀袁世凯。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于次年因宋教仁被暗杀，主张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他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不断为捍卫共和而斗争。

　　孙中山1915年与宋庆龄结婚。1917年（民国六年）7月，因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进行护法斗争（后因受军阀排挤，于次年5月辞去大元帅职务）。1917年之后，受十月革命胜利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孙中山接受了苏俄的帮助，于1922年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金一南教授在《苦难辉煌》一书中阐述：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走向的判断却截然不同。

　　孙中山看到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讯悉，后来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致函，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除了复信，苏俄主要是通过帮助中共建党的维经斯基、和马林等与孙中山联系，提出建议和帮助的。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首位常驻代表，曾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早期统一战线的构建。

　　特别是马林于1921年12月，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

　　1923年，作为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越飞，来沪与孙中山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密切接触，签订了具有指导国共合作、建立黄埔军校和进行北伐战争实质意义的《孙文越飞宣言》。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1922年8月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使命：一是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二是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遗憾的是这份带有相互妥协的重要文件，当时没有任何人去征求初生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其中第一条：“孙逸仙先生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民国统一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是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

　　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最无问题的就是联俄。这来源于他一生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先败于它认准的敌人满清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后败于他认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国内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竟开始败于跟随他十余年的部署了。

　　尤其使他痛惜的是，趁火打劫的不仅是陈炯明……国民党内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借机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

　　在此紧急时刻，仍然毫不动摇支持他的，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毕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两个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具有不同信仰和不同的奋斗目标的革命政党。他是出于联俄基础上为获得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巨大援助、以及利用共产党团结广大的民众的优势，才同意联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