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0日　阴雨　星期三　湖北武昌

　　曾处长听我介绍要采访原武汉军区的江西籍老红军，他对原武汉军区很熟悉，他是在原武汉军区首长服务处转业的干部，他告诉我说：“可能都没有了？”但他还是热情地帮助我联系，找了原武汉军区小洪山首长服务处的熟人，并告知我去的乘车路线。

　　我乘了段车，走了些路，一路打听找到了原武汉军区小洪山首长服务处，在门岗联系时，我打电话给曾处长介绍的宁爱国秘书，警卫接听宁秘书电话后，允许我进去，在秘书处，宁爱国查阅了首长情况登记册说：“江西籍的在首长服务处住的就两位，江含章和谢胜坤，谢胜坤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住院。”他派一位小战士先送我到江含章家。

　　进到小院，院内种满了南丰桔子树，江老出来迎我进去，在交谈中得知，江老是江西南丰县人，1964年授的少将，原任武汉军区参谋长，是1938年参加抗日的干部，我仍按常规拍照、采访、题字。

　　我离开小洪山首长服务处，雨下得更大了，在路过武汉市老干部休养所时，我进去问了一下门卫，干休所有否江西籍老红军，门卫说没有，我又赶紧走到中南路上打了辆的士直接前往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在电梯里，正好碰见两个战士，我打听高干病房在几楼，其中一位战士问我去看谁，我说找老红军谢胜坤，他说：“我是谢老司机，他是勤务员。”他们带我到6类科（高干科）四楼08房，谢胜坤正在吃中饭，看见我们进来，听战士介绍说我从江西来采访他，谢老马上起身，很热情地说：“难得、难得，遇到了老乡，快请坐。”饭也不吃了，并一再问我吃饭了没有，已是中午12点多钟，其实肚子都在提抗议，但我说：“没有关系，不饿。”

　　我把这次来的目的讲给谢老听，并在病房架好摄像机、照相机，与他并排坐在木沙发上聊了起来。

　　谢胜坤说：“1916年我出生在江西万载县潭埠镇鹅窝里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参加少先队，1928年离开了家，参加万载县区赤卫队，做工会和党的工作。

　　1930年红三军团受命攻打长沙，我们集体被调去补充红军，由于敌人守军有准备，攻打长沙失利，我一个班12人，死伤10人，留下2人，我把全班的枪带回来了，团里说我带枪回来有功劳，表扬了我。

　　1930年7月13日提升我为排长，我们从湖南浏阳撤回到江西，年底，国民党派数万军队对苏区进行“围剿”，按照中央指示，我们红三军团在永丰龙岗与其它部队一道设下埋伏，将国民党张辉赞部队消灭，并活捉了张辉赞。

　　1932年8月，我调红三军团供给处任处长时，派我到瑞金参加学习，（供给处13个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只留下2人），在反国民党对苏区第三“围剿”时，我在瑞金参加学习，也上前线参加反国民党对苏区“围剿”的战斗，我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受伤，在瑞金养好伤后，调上干队学习。上干班刘亚楼为团长、董必武为政委，我任供给班长，李天佑任军事班长。刘亚楼兼政治班长，共三个班。董必武、康克清、刘亚楼、李天佑和我为五人党的委员。

　　在上干班学习毕业后，我分到红军合作总社工作，邓子恢是财政部长，（是1931年参加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小组讨论时认识的），邓子恢对我影响很好，要我去当总社采购科长，主要负责红军二个学校、中央机关、上干队的煤油、吃、用物资，苏区由于国民党封锁物资很缺乏，我要组织人员常去白区买盐、食油、油墨等物，我们采购科有20人，主要是去赣州、会昌、广东购物。

　　1934年，红三军团第十六师成立，彭德怀要我到第十七团当供给处长，我们长征到贵州后，红三军团第十六师没有了，张爱萍任第八师第十团政委，他要我去当第八师第十团的供给处长。过了夹金山，红三军团整编为四个团，我还是留在第十团任供给处长，一直到陕北。

　　到达陕北后，我调总兵站部工作，担任二科科长，当时我病得很利害，我要求换下养病，毛主席说：“人不能换，病要治好。”并派马海德医生给我治病，病治好后，休息了一段时间。

　　抗日战争进行到中期，1940年徐向前在延安开七大，向中央要干部，毛主席从中央党校、抗大抽调了150名干部，指示要我带队去抗日前线。毛主席说：“谢胜坤去可以走华中，卫立煌与他关系好，不会扣他。”

　　2月8日，我们就从洛阳过去，路过淮北，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见到我，不让我走了，他向中央要求将我留下，担任师供给部部长。我只好留在了新四军第四师任供给部长。当时全师经费只有四元五角六分钱，部队都在老乡家里吃派饭，师长彭雪枫甚至把自己的马卖了，可还是无法解决全师的困窘。我当时看到淮北有很多盐商，我组织部队设税务所，向运盐的商人收取适当税费，一天就收到两三万元，使部队能够按照八路军规定的标准解决供给问题，彭雪枫非常高兴。一年就将原来四年没有解决的装备、枪械问题解决了，张运逸还派人来学习经验。我后来调新四军任政治部组织部长。

　　解放战争时打完莱芜战役后，我参加了济南、孟良崮、淮海战役。

　　在孟良崮战役中，我们对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做出包围，张灵甫马上明白了解放军的意图。只要他向左或向右转进，便可以与国民党第八十三师或第二十五师靠近会合解除危险，他与这两个师相距不到10公里。然而，张灵甫做出了“将计就计”的决策，将部队拉上就近的孟良崮，主动让我们来包围，想用自己做一个“钓饵”，在解放军十多万兵力围住他的同时，周边的40多万国民党军则有了从外面又反包围解放军的机会。周边几十万国民党军，近则只有十来公里，远也不过100多公里，最多不过是半天、一天的时间就可赶到。但是，周围的国民党部队口头上应付着蒋介石，眼看着张灵甫被围攻而寸步不前。

　　然而，解放军不仅有三天时间猛攻，甚至撤出战场后又返回了一次对孟良崮进行了攻击。最后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部消灭了，张灵甫也被打死了，张灵甫死后，皮定均遵照上级指示，要政治部买一口好棺材，给张灵甫穿上新军装。当时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就只好穿上解放军的服装。把他的脸擦洗得干干净净。我任六纵政治部副主任。掩埋张灵甫以前，我向皮定均请示：“俘虏的一个少将旅长和八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张灵甫。”皮定均觉得，他们的感情难能可贵，同意了。

　　由我主持安葬张灵甫的仪式。一棵古树下，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花了1000万元北海币（根据地货币）的大价，购买了一口4寸厚的楸木棺材，十分华贵。棺材旁边停放着张灵甫的尸体，已经为他穿好崭新的解放军的军装，洗过脸，伤口也整饰过了。当时，九个国民党将校走到躺着张灵甫的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全都哭了。

　　解放战争后期，部队整编成立兵团，皮定筠任第二十四军军长，（六纵改第二十四军），要我任政委，陈毅不同意，要我去任华东军区后勤部政委，负责渡江后勤保障工作。我上任后，为了做好打过江去的准备，我成立了七个队，分别派到黄河、淮河、微山湖等地去征集渡船。我在规定时间内准备了1800多条渡船，一排放在安庆到芜湖一线，陈老总看后很高兴。渡江战斗一打响，三天时间全军已过江。快速切断了钱塘江、常州一线，使国民党江防部队全部投降。

　　解放后，我在浙江省军区任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文革”之时，我遭批斗，1970年周总理为了保护我，亲自点名调我到武汉大区任副政委。我夫人路慧明却留在南京顶替我遭受批斗。1955年我授予少将军衔。”

　　采访结束后，谢老吩咐司机送我要去的地方，司机是个海南小伙子，在路上我们聊得很投缘。他先送我到空军干部处去联系，得知要求采访的老红军方槐、李盛才住在卓刀泉路虎泉武昌空军干休所，他又转送我到虎泉武昌空军干休所，下车一看，离我所住的湖北省民政厅接待中心只有50来米，我请车子回去，并请他向谢老问好。

　　我看还有时间，就前往卓刀泉路虎泉武昌空军干休所，在虎泉武昌空军干休所，我直接找到老红军方槐将军的家，方槐将军的警卫接待我并将我的情况通报给方槐爱人王韵雪阿姨，王阿姨请我在客厅看电视等方老午休后再采访。

　　下午15点，方老起床，警卫将我的到来通报给他。警卫出来说：“首长要你去虎泉空军干休所办下手续。”他同我到虎泉武昌空军干休所所长办公室，我主动将介绍信，证件全部让其查验，所长看完证件后，要我去广州空军武汉基地政治部办手续。我问有多远，所长讲；来回有三、四里路。这下惨了，我背着30多公斤器材，冒着雨走了近二十多分钟，找到了基地门岗，经门岗联系同意，又走了近十五分钟到了老干处办公室，聂干事接待了我，看我淋得“落汤鸡”似的，说：“你背这么多东西走来的，打个电话讲明就行了，何必要来呢？”这迟来的“关怀”使我哭笑不得，是感谢还是……聂干事叫我去虎泉武昌空军干休所，她会打电话通知所里接待。

　　我返回到虎泉武昌空军干休所时已是16点30分，所里在开会，等他们开完会同意，已经17点过了，我赶紧前去方老家。

　　方老见我进来说：“所里己来过电话了。”并指着王阿姨说：“你知道她是谁吗？”我说：“阿姨吧！”方老接着说：”她也是老革命，是原来党的创始人陈潭秋的爱人。”我说：“陈潭秋我知道，同毛泽民、林基路一起在新疆被盛世才杀害的。”“对”方老说：“1946年我是从新疆同她们一道回延安才认识的。”

　　经过交谈，我了解到老红军方槐是我们江西于都县银坑人，原名赖芳槐，曾用名赖世禄，1917年出生，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党。红军时期任战士、班长、排长、红十五军团青年部长，参加了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时期任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大队长、中央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等职。

　　全国解放后，任空军师长、军长、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方老与我谈起了当年参加革命的经历时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在出发长征后，红军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特别是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是我们打得最苦，死人最多的一次战役。敌人在天上有飞机，地下有追兵，前面有堵截。我看到清澈的湘江河水都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中央红军从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红军部队渡过湘江后只剩下3万多人。”

　　方老说：“长征途中，最困难的事就是没有吃的和喝的。红一军团过了贵阳后，机关的同志3天3夜都没好好吃过一餐饭，连喝水也很困难。我背包里有个鹅蛋，虽然饿得发慌，但是，一直都舍不得吃。到了云南边界，在山边见到一股泉水，几千人的队伍一人只能接一杯。我这时才把鹅蛋拿出来，和另外三个同志一起分着吃掉。

　　有一次部队在行军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大家都隐蔽在路两边的沟里，仰面看着炸弹一颗颗的从天上掉下来。太阳晒得暖洋洋的，我们实在太疲劳了，很多人竟睡着了。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突然听见叫喊声，猛地睁开眼睛抬头一看，尾追而来的敌人距离我们只有十来米，我跃起来猛跑，逃过一劫。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干部大队等到达陕北时剩下不到6000人。”

　　1937年12月，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提议，红军准备组建自己的航空队。我当时在第十五军团任青年部长，有幸被选中了。开始派我到抗大学习。不知去干什么，我就去问政治部主任谭政。谭政告诉我说：“要你们去学当飞行员。”

　　就这样，我和另外42名战友一道，奔赴设在新疆的抗日航空教育班学习。由于家贫，在家没读过什么书，文化水平不高，经过我的努力，克服了困难，一天只休息几个小时。5年后，我学会了四种不同机型飞机的驾驶，苏联教官翘起大拇指夸我“哈拉索”。

　　1949年8月，周恩来副主席交给军委航空局一个任务，10月1日那天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要求搞几个飞机编队从天安门飞过，展示我军风采。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聶荣臻代总参谋長召集有关部门会议，商讨开国大典组织阅兵事宜。我当年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隨航空局局長常乾坤參加了会议。軍委航空局於1949年3月30日在北京成立，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也是代行空軍职能的过渡机构。在这次会议上，聶荣臻询问常乾坤和我说：“你们能不能组织飞机编队，参加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和战友常乾坤接受空中飞行命令后说：“坚决完成任务。”

　　当时解放军只有一个航空中队，飞机全部是国民党留下来的，型号、大小不一，飞行员也大都是国民党的起义人员，究竟能不能保障，我心中并没有多少底。

　　第二天下午，聶荣臻又专门把常乾坤和我等有关人员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详细询一问了有关情況，最后指示：“你們先搞个计划出來，过两天再来向我讲一下。”

　　经过两昼夜的苦战，空中受阅方案出炉，它包括：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号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对方案等。我们向聶荣臻代总参谋長汇报，聂荣臻听后十分高兴：“好啊，我们有了自己的飞机参加开国大典，给大典增添了气氛，你们要抓紧时间很好地组织训练。”

　　在接下來的20天时间里，我带领战友们抓紧时间搞训练。那时候训练条件极为艰苦，一条跑道要飞三、四驾飞机，每天早上3点多就开始了训练，一般都是我开始先飞。

　　在组织训练的同时，航空局領导考虑更多的还是安全问题。按空中受阅的需要，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在政治上要绝对的可靠。我向聶荣臻建议：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帶实弹参加受阅，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情況。这一建议最终被首长采纳。

　　熟悉飞行阅兵的人都知道，受阅飞机是禁止帶实弹的。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帶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少有的。

　　1949年10月1日，我们凌晨3点就起床来到了南苑机场。5点整，全体受阅人员进入机场的各个工作岗位。下午16时35分，空中纵队接到地面指挥所受阅分列式开始的命令，17架飞机组成的受阅纵队依次起飞。我率領的教练机编队最先起飞，接著是C—46运输机编队、轰炸机编队和P－51战斗机编队。起飛后，按照預演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進入通县双桥镇上空分层次集结。依次由东向西分层次进入受阅航线。P—51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門上空，轰炸机编队接着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隨后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由我率領的3架教练机编队。当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門上空时，全队推、拉机头三次，代表人民空軍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領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致敬

　　开国大典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大型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将领和有关人員。方槐因為担任战备值班，守候在電話机旁，未能参加这个宴会。

　　后来方槐得知，宴会上朱德总司令对受阅部队给予很高评价。他特意找到参加受阅飞行的飞行员，一边敬酒，一边說：“你們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对方老采访结束后，我转而问坐在沙发上的王老说：“你是我们江西的媳妇，又是老革命，顺便采访下你。”

　　王老说：“采访本给我、我自己写。”我忙将本子递给王老，王老接过本子写下了她的简单经历：“1917年9月出生在江苏金坛县，1932年在城中女小毕业，之后又去常州女师初中部就读。

　　1933年转入金坛县中，1935年考上了镇江女师，笔试合格后，口试时因没有按照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礼节对待考官，最后竟名落孙山。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下乡当了半年小学教师。

　　1936年夏，考入南京中华女中读高一，时值西安事变，南京政府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到最后办不下去，不得已离南京回到金坛。

　　回到金坛后，受到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王世风影响，参加读书会，接触了许多进步书籍，也为以后参加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6年西安事变后，参加了李寿慈等人组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金坛支队，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在组织里积极参与党的统一战线宣传活动，并被派往《金坛日报》当编辑。在抗日宣传进入高潮之时，国民党县党部传出将要逮捕活动分子的消息。在党组织安排下，我离开金坛，后几经辗转于1937年11月到达延安，入陕北公学六队学习。1937年12月入党，1938年春节后被党中央派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新兵营）学习俄文，并当了班长。

　　1939年6月，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从莫斯科回国，按党中央指示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0年初，我被分配到“八路军”迪化办事处当机委秘书。陈潭秋自夫人徐全直于1933年牺牲之后，一直未娶。由于工作上的接触，陈潭秋与我双方互生好感。1942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我二人结为伉俪。

　　1942年后，新疆军阀盛世才与我党统战关系破裂，将我党在新疆的全部120余人，以要推翻他为借口，全部逮捕入狱。陈潭秋与毛泽民、林基路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容杀害。

　　1944年冬，我与其他家属及孩子共50多人投入监狱。我除了要带孩子，还要组织同志们学习革命理论，与敌人展开不懈的斗争，我与陈谭秋所生儿子纤纤取名陈楚三，取“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意。

　　1946年，我党的好朋友张治中将军，当时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鼎力相助，加上党中央的营救，于1946年7月无罪释放我和其她被关押人员回到延安，受到毛主席、朱德等领导的亲切接见。

　　我问王老：“你与方老是怎样相识的。”王韵雪对我说：“1946年6月，我带着年幼的儿子纤纤和新疆航空队的队员们一起回延安。在回延安的途中，他对我们母子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与我同年的他特别喜欢纤纤。是他对纤纤的感情感动了我。我们的婚姻在延安也曾是件“很了不得”的大事。

　　我们结婚后，又育有2男2女，而纤纤依然姓陈，但他一直叫方槐爸爸。现在他闲来无事经常写字、钓鱼，或者找老战友切磋牌艺。而他最喜欢的孙子方烈，如今也是空军某部干部，继承了他的事业。

　　此时，外面雨停了，我请方老在家里院子门边的树丛中拍照。拍完照片后，我赶往对面楼里去采访老红军李盛才。

　　（谢胜坤、方槐二位将军和王韵雪现场录像带被江西电视台二套小徐借用遗失。）

　　李老住在二楼，我敲门进去时，他坐在书桌前正在看书，见我进来，关掉台灯，合上书起身过来说：“请坐、请坐。”我在客厅沙发上坐下。

　　李老问：“你从那里过来。”

　　我回答说：“我从南昌过来的。”

　　李老说：“你一个人来的呀！”

　　我说；“是呀！我一个人习惯了。”

　　在聊天中我了解到李老的一些情况。

　　老红军李盛才1916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田佰村，1930年6月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四军任战士。1931年入团、1934年转党。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时期，参加了“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

       李老1934年从兴国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中撤出，经于都出发开始了长征。他在红一军团红一师侦察连，到达四川毛尔盖时，任侦察排长。1935年到达陕北。

　　1938年李老调骑兵团任连长；1940年在晋察冀骑兵团任营长；1943年组织上派他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学习毕业，他分配到张北分区察尔省军区骑兵团任团长；1948年任察北分区参谋长，后调第168师任参谋长；1950年调空军机务学校任校长；1959年调武汉空军任副参谋长；1969年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1983年离休。

　　我是白求恩在中国抗战中成功实施接骨手术的第一个病人。没有白求恩同志，我的腿就保不住了。

　　李老对我说：“白求恩当年给我接骨疗伤，那是1938年8月的一天，我所在的晋察冀军区115师骑兵营奉命对占据河北完县的日寇进行打击，那时我任该营3连连长。据侦察，这伙鬼子有30多人，还有100多伪军。为此，参加战斗的3个连进行了分工：一连担任警戒，二连作为预备队，三连担任攻击任务。

　　为避免惊动敌人，我和战友们全部下马徒步前进。鬼子和伪军很狡猾，分别住在两个独立的院子里。院子四周有围墙，高达1.8米。为进一步摸清敌情，我们抓了两个俘虏，经审问得知，鬼子有180多人。我们3连参加战斗的不过90多人。鉴于敌众我寡，我决定进行突袭。

　　战斗很快打响，一个冲锋后，我们就干掉10多个鬼子，但枪声也惊动了其他鬼子和伪军，敌人依托炮楼等有利地形进行反抗，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双方伤亡都比较大。

　　就在我率队准备冲向炮楼时，一颗子弹射来，我身负重伤倒了下去，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部队撤到一个叫军城的地方后，营里的特派员钟生益曾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过，他一看我的伤这么严重，立刻给聂荣臻司令员的秘书打电话汇报，请求派人救治。很快，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振华，军区卫生部医务主任林景亮赶了过来。

　　经检查，我右大腿的腿骨五分之四已被子弹打断。“天气炎热，必须马上进行锯腿手术！如果感染了，命就保不任了！”游振华说。

　　就在准备进行锯腿手术时，白求恩赶到了。他仔细检查了我的腿伤，用英语说：“马上做保腿手术！”白求恩亲自主刀，他小心翼翼地把我那被打碎的腿骨取出来，然后把带消炎药的纱布塞进去。再用铁条做成夹板固定，最后绑上沙包。

       在白求恩的精心治疗下，我的腿保存了下来。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游振华对我说：“你很幸运啊，没有白求恩同志，你的腿就保不住了。你是白求恩同志到中国后亲手接骨疗伤的第一个人。”

　　手术后，我在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直属医院治疗了五、六个月。因为是重病号，医院给我安排了一个单人房间，和白求恩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见面，渐渐地，我对这个外国人有了一些了解。

　　白求恩年轻时自筹学费奋发学医，成为闻名欧美的胸外科专家。他接受马列主义，为劳苦大众服务，全力帮助那些付不起医疗费的穷人。他离开豪华的医院，到贫民窟里去长期为穷人治病，后来又谢绝了大学教授的头衔和英国皇家医学会的聘请，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白求恩待人很和蔼，但对工作非常严格。谁要在工作中出问题，他会大发脾气，毫不留情地批评。我的伤腿需要每天更换消炎纱布，他每次都亲自到场后才让换。他经常讲：“要把伤员当兄弟，不然就是犯罪。”有一次，我嫌右大腿的“托板”牵引难受，私自将其松开了。白求恩发现后，生气地对负责医生大喊：“你怎么不管住他，你这是不负责任！不负责任！”

　　1939年9月，我从晋察冀军区卫生部直属医院转到营部所在的神南镇治疗。一天，听说白求恩路过这里，我赶紧给白求恩送去两只烧鸡和几斤梨子，让他补补身体。白求恩鼓励我说：“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再到战场上消灭敌人。”不料这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1939年10月下旬，白求恩在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不幸被手术刀割破感染。11月12日，终因伤势恶化，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当营部特派员钟生益把这个噩耗告诉我时，我说什么也不相信，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一生一世，永远忘不了白求恩的救助之恩。

　　时间已近六点，又在下雨，只好在李老家中灯光下拍了几张李老的照片，当我走出虎泉武昌空军干休所大门，路灯已亮了，我回到湖北省民政厅接待中心住地放下器材，中午没吃饭饿着的肚子又开始了抗议，真要吃又吃不下什么了，可能是一天奔波下来太累的原因。

　　晚上，洗了个热水澡，吃了碗方便面，将脚趾间已破水泡的的剩皮剪掉，贴上创可贴，早早地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