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19日　星期四　上午　晴　江西九江军分区一干所

　　今天一早，好友熊全信开上私家车，陪同我去九江军分区干休所采访，完成上次未完的采访任务。

　　我们行程130多公里，8点30分就到达了九江军分区干休所办公室，找到九江军分区干休所王干事，王干事很抱歉地说：“今天我不能陪你去采访，我把他们家的地址和电话写给你，你开了车吗？”得知我们开了车来，王干事接着说：“那你们自己去，实在对不起”。王干事拿来一张信纸，上面写明九江军分区一干休所老红军谢曙光、钟光堤。九江市浔阳东路83号干休所老红军鄢秀英，王世礼。住九江市庐峰北路的老红红军张人远，解放军171医院住院的老红军建化、毛劲松共七人。

　　我拿着信纸，简单问明了九江军分区一干休所所在方向，开车赶到了九江军分区一干休所，在九江军分区一干休所同志的指点下，首先来到了老红军谢曙光家。

　　老红军谢曙光家在九江军分区一干休所内的一座小院里，一栋小楼在院中央，有近200多平米的院子空地种满了各种花草，一看就知道主人是个勤快的人。

　　我们进到屋内，谢老正在书房内看报，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的来访，很配合我的拍照，我准备采写他个人简历时，谢老从书橱里翻出了打印好的“个人经历”送给我说：“不要写了，我这是打印的个人简历和革命的经历，我送给你作参考”。

　　谢曙光，原名叫谢三锡，1910年６月19日出生于井冈山下永新县莲洲乡固塘村的一个贫农家中。1926年，北伐军打到赣西，共产党人呼应北伐，在赣西城乡轰轰烈烈地发动群众闹革命。谢老抱着满腔热情参加了农民协会，从此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年的６月10日，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勾结靖卫团袭击了农民自卫军，把共产党员投进了监狱，并到处捉拿农会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在这段白色恐怖时期，谢老的表兄戴长生被国民党通缉，带全家躲到谢老家。在这里，表兄仍然经常化装外出从事革命联络工作。这年年底的一个晚上，他悄悄地对谢老说：“井冈山新到了一支工农革命军，领头的是毛泽东。”这是谢老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

　　谢曙光随着表兄开始了地下交通联络工作，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湘赣边区的地下秘密交通组织叫“步递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要求政治可靠，因此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和群众骨干。“步递哨”的任务主要是传递红军和苏区县、区、乡政府的命令、信件、传单及标语，监视、报告敌人的行踪。谢曙光在这项工作中干得非常出色。

　　一九三0年，永新的县、区、乡红色政权相继建立，谢曙光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这年年底，谢曙光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一九三三年，苏区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打响后，谢曙光正式参加了红军。1934年春天，他被分配到当时被命名为永新团的红六军团红十七师第四十九团警备排当班长，同时兼任团部直属支部书记。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那时苏区内部的斗争紧张而又激烈，不少坚持正确路线和主张的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斗争。谢老回忆说：“我带的这个班，大部分战士是受处分的连、排干部下放的，其中有三人当过连长、五、六人当过排长，唯有我这个当班长的是新兵。战斗一打响，我晕头转向，不知该向哪个方向打枪。但这些老战士能征善战，他们一会叫我往那个方向开枪，一会又叫我注意另一个方向的动静。在他们的指点帮助下，我打完了第一仗。”

　　一九三四年八月七日，湘赣根据地的红军部队，在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率领下，从遂川出发，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进入桂东，八月十二日在寨前召开连以上干部及就近部队参加的誓师大会，正式宣布红六军团成立并誓师西征。十月二十四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在黔东的印江县会合。会师后部队在任弼时、贺龙统一指挥下由湘黔边境挥师向湘西进军，在龙家寨歼灭湘西土皇帝陈渠珍的近十个团兵力，为开辟湘、鄂、川、黔苏区创造了条件。

　　根据开辟新苏区的需要，谢曙光奉命从“永新团”派到龙山县工作，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区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当地工作环境艰难复杂，险象环生，他在龙山的一年之中就数度遇险。

　　他回忆了龙山县委遭遇土匪偷袭的险情。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县委几位领导正在农车镇的县委机关研究工作。一群武装土匪杀掉了在外面担任警戒的游击队员，冲进县委开会的房间。领头的匪徒首先向坐在房门口的县委书记严汉万头上砍了一刀，把严汉万的头和手砍伤；组织部长罗华生冲出房间，被几个匪徒杀害在堂屋大门口。谢曙光当时正在灯下做记录，一个匪徒隔着桌子举刀向他砍来。谢曙光迅速掀起桌子抵挡，油灯摔在地下熄灭了，屋子里顿时漆黑一团。谢曙光摸黑紧贴墙壁移步到房门口，一个箭步穿过厅堂，冲出了大门，沿街跑了几步转身拐进一条小巷，猛向后山冲去。爬上山后，他发现脖子被刀砍伤流血不止，连忙采了一把松叶，揉碎后敷在伤口上，随后解下腿上的绑带，裹住了受伤的脖子。天亮后，谢曙光得到消息说；土匪昨晚偷袭县委，杀死杀伤五六人，县委、县政府办公的房子也被烧掉。由于龙山县地处边缘，是黔东游击区和红军黔东独立师的战略支点，地理位置很重要，谢曙光在部队医院治疗未等伤口愈合，又赶回了龙山县委。

　　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开始组织对红二、红六军团大规模“围剿”，上级便把分散在各地的干部集中起来，跟随主力红军参加战斗。谢曙光归队后被派到军团警备连任政治委员。他还记得与肖克在一起取得了战斗胜利。

　　那次，他带着警备连在湖北宣恩忠堡的一个山岗上遇到肖克军团长。肖克从望远镜中发现敌人从山脚下向我们山上扑来，他便命令谢曙光赶快集合部队，指着山下对谢曙光说：“敌人不到一个团，都是被打败了的残兵败将。常言道兵败如山倒嘛！我们一冲锋，就会把敌人打垮。”谢曙光把全连集合起来，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高喊一声“打！”三、四个司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战士们杀声震天，一个冲锋就把敌人打垮了，活捉了二三十个俘虏，还缴了几十支步枪和一些弹药。接着，他按肖克命令带着这个连队迅速构筑工事，坚守山头，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一直坚守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钟。下午，部队再次发起进攻，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张振汉。

　　红二、红六军团于1936年５月初翻越了大雪山，谢曙光作为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部政治部巡视员，先是跟随红六师行军，到达云南中甸后调红六军团政治部。在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整编为红二方面军后，谢曙光回到了模范师（四十九团）任宣传队队长。

　　谢曙光回忆说：“过草地时，部队才走了一个星期，每人发的六斤青稞就吃光了，粮食成了大问题，凡是能充饥的东西战士们都找来吃。四十九团是全军的后卫，能吃的东西被前头的部队吃得差不多了。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走两三天见不到一个人，连一只野狗也看不到，天上的鸟？地下的草根？地面上的菌菇、田鼠，都是我们的食物。草地夜间寒冷，又饿又湿又冷，不少人都生了病。我的疟疾发作了，一次走着走着，就昏昏沉沉地支持不住，倒在路旁昏睡过去。要不是有人发现叫醒我，我很可能就掉了队或碰到野兽。当时师政治部主任陈冬尧、组织科科长郁匡南，见我患疟疾，身体虚弱，就把自己分到舍不得吃的那点可怜的牛肉干给了我。正是在这种难能可贵的无私精神鼓励下，我觉得不能辜负战友们的期望，终于振作精神，在同志们的扶持下，支撑着病体，一步一步走出了草地。记得部队在赶往包座途中，一场大雨把大家困在一个小山坡上。这个小山坡连一棵小树都找不到，战士们只好三五个人一伙，撑开雨伞，背靠背地挤着取暖、打瞌睡过夜。待到天亮，有些同志因冻饿和疾病，再也没有醒来。这一夜，牺牲了近百名战友。

　　一九三九年七月，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谢曙光被抽调到华中新四军工作，先在二师政治部民运部任部长，后调淮南军区来（安）六（合）支队任政治委员兼来六县县委书记。

　　来六支队的活动地区位于淮南根据地西南大门，隔江就是日伪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驻扎在来安、六合一带的日寇有四五百人、伪军一千多人。敌人修建了坚固的工事据点，他们经常到来六县抗日根据地雷官集一带蚕食扫荡，部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中。

　　一九四四年新年元旦刚过，支队接到雷官集区委和区中队的报告，说雷官集据点的日军过新年后就撤走了，只剩下伪军的一个连和自卫团约二百人左右。支队认为把雷官集据点拔掉的机会到了，经过侦察和严密部署，攻克了雷官集据点，全歼了敌伪军，俘虏了一些伪军，缴获各种枪支二百多支、子弹数万发。

　　日本投降以后，来六支队组建为淮南军区独立第五团，担负南线前沿防御任务。谢曙光被任命为团政治委员。

　　这个团面对的就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第五十八旅。敌人武器装备精良，它一个连的自动火器就超过了解放军独立五团全团的火力，并拥有我们没有的大口径火炮。谢老说：“我们与强敌对峙，常常是双方一接触，我们就被对方的猛烈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后来我们认真分析了各个方面的情况，设法争取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形成优势，取得主动。全团有１１挺轻机枪，我们抽出７挺，加上掷弹筒，组成一个火力连，集中使用。这样一个整体上火力不足的团队，有了一个火力较强的连队，从某一角度看，就是相对的优势了。狭路相逢勇者胜。在精神上，我们是一支有觉悟的军队。不怕困难、勇于牺牲，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而敌兵是被胁迫扛枪的老百姓，谁都不愿为国民党卖命，因而个个都害怕近战肉搏。抓住敌人这个弱点，我们就采取近战、肉搏战的办法，最后把他们打垮。”

　　在解放战争中，谢曙光先后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天目山围歼战、淞沪战役。解放福州后，他任福建省军区福安军分区副政委，领导群众开展剿匪斗争，击毙了“反共救国军”闽东第三纵队司令范乃扬。此后，他曾任南京军区干部文化学校政委、福州军区工程兵部副政委等职。　由于长期南征北战动荡不定的生活，谢老身体所患的病症也都显现出来。一九六五年，福州军区政治部决定批准谢老离职休息。？

　　在告辞谢老出来前，我顺便问了一下老红军钟光堤家的方向，谢老在门口指了指前面说：“往前走右转弯，不到50米第二家就是钟光堤家”。

　　按照谢老所指，我们找到老红军钟光堤家，钟老正在关院外的铁栅栏门，我们上前说：“请问这是老红军钟光堤家吗？”钟老望着我们说：“这里是”。就一直往屋里走，我们跟着钟老进到屋里，保姆、钟阿姨都在，我们向她们讲明了来的意思，她们说：“他患有老年痴呆症，耳聋，可能无法接受采访”。我说：“采访不了，就拍几张照片”。

　　我开始架好照相机，准备拍照，钟老不愿接受拍照，与他交谈，他听不见，保姆拿来了纸笔，要我写字与他交流。我知道他一点基本情况（瑞金市老干局提供的），我在纸上写下“你是红小鬼，是瑞金人？”他写“是”，我又写“你参加了长征对吗？”“对，在我多次写出“反围剿、过草地、雪山”等词语后，这下提起他的话闸，钟老言语多了，也乐意与我谈，我写，他就讲，交流畅通了，也对我们有了好感。

　　钟老1914出生在江西瑞金县，今年88岁，参加红军前就参加了当地游击队，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多次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时转战山东、山西。

　　钟老先后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1964年从福州军区军械部部长的位置上离休。

　　我提出拍几张照片，他也很配合，我拿出签字本请他签个名，他很畅快地一气而就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收起设备告辞出来时，钟老要送我出来，我一再表示请他留步，他不肯一定要送我，阿姨、保姆都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也不送人，今天他特别高兴。”我就顺老人心意，同他走出屋，他打开院中铁门，在临走时，钟老右手和我握手，左手打着自己的头说：“我真糊涂，茶都没倒给你喝，真糊涂……。”

　　11点20分左右我们找到了九江浔阳路九江军分区干休所，先到老红军王世礼家，他家正在搞基建，王家人说：“王老出去了，等会回来吃饭”。

　　我们只好转到后边住的老红军鄢秀英家，鄢老儿子在家，他说“我母亲前段时间患脑血栓病，现在不能说话，很多事情记不清。”

　　我说先拍个照，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母亲情况就行。

　　鄢老儿子对我说：“我母亲是1921年出生在四川巴中县，1934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1935年长征任宣传员、卫生员、1955年离开部队转业，1963年离休，1985年又转回部队办理离休。其它我也讲不全。”

　　见此现状，我只好拍了几张照片，请他儿子协助鄢老签上了名字。

　　已近中午12点，我再次来到老红军王世礼家，王老已回来了。他见我们来到，已知我们的来意，他很热情地请我们进屋坐并亲自倒开水给我们。

　　王老身体很好，81岁的老人看上去像60多点的样子，很健谈，一落座他就说：“昨天还在九江火车站给铁路职工讲了一堂传统教育课，前段到庐山工程兵疗养院讲了一堂传统教育课。我在九江几十个单位讲过课，宣传革命传统，使年青人牢记党的发展史，我们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多少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王老谈起了自己的情况说：“我1921年12月20日出生在四川通江县，参加红军前在赤卫队当队员，当年红四方面军总部设在通江县，1933年参加工农红军就在红四方面军总部保卫局法庭工作，1935年1月参加长征任勤务员，1934年4月入党。”

　　王老接着说：“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急电，命令红四方面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当时，红军四方面军总部后方直属部队在通江县城关，红军总部决定从通江向南江战略转移，通江地区下着大雪，冰天雪地的，路上很滑。总部后方枪炮修理厂，苏区银行印刷厂工人抬着机器、以及镪水缸，由于路滑，有些镪水缸也被打破了。

　　一天，部队在南江县东南地区的两河口宿营，凌晨，东面山上枪声大作，我们全部集中上山，上到山上，山上部队已将敌军击退到山下的

　　村庄。

　　天还在下小雪，部队领导看了看地形，把部队安排好位置，命令大家扫雪，用松树枝盖棚子，正在此时，敌军又开始向我们侵犯，再次被我们打退，又连续侵犯了几次，都被我们击退，直到天黑，敌军才停止了侵犯。

　　1935年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部下达渡江命令，红三十军首先强渡嘉陵江成功，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相继突破敌江防向纵深发展，4月2日，一举拿下了天险剑门关，攻占昭化，包围了广元，沿江四百里的江防被我们牢牢掌握。当时，徐向前总司令想集中兵力，北进迂回碧口，进取文、武、成、康等县地区，但给张国焘发报，他就是不表态。那时，张国焘已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正和陈昌浩忙于指挥大搬家，部队只好就地发动群众，待命行动。因张国焘迟疑不决，致使北进甘南的战机丧失，“川、陕、甘计划”未能实现。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仅留下千把人枪打游击，力量太小，反被敌人瓦解和消灭。

　　1935年5月初，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已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西进川西北，接应红一方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行动方针。

　　蒋介石为防止红一、红四方面军“合股川西”，调动刘湘、邓锡候、孙震、胡宗南等四面围堵红军，企图各个击破红军，分割消灭红军于江邮、中坝地区，5月上旬，我们从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撤出，向岷江地区西进，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突破敌人数道防线，于5月中旬进占茂县。并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威州等要点。

　　我军为避开敌军的拦截，飞机轰炸扫射，没日没夜地不停地向西转移，在茂县城关休息了几天，又昼夜不停地向西行军，行军中往往是边走边睡觉，赶出一身汗，醒来又感冒，我当时发烧39度，有时烧到40度，人头脑发晕，当时急行军又得不到治疗，在茂县休息几天才退些烧。

　　从茂县出发第一天，部队进入了山区，在半山坡上的苦瓜寨，五里寨宿营，这个村庄是少数民族——回族，他们没有养猪，我们就买了一头牛为同志们改善生活，请了当地人来杀牛，他们边杀边吃生牛肉，为尊重少数民族习惯，搞好关系，同志们没有阻止他们吃，他们反而叫老婆、孩子一起来吃，牛身上好些的肉都被他们吃光了。

　　第二天，我们从苦瓜寨、五里寨转移，我们在黑水、芦花地区，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河的南北两边是高山，河水很深，来往人只能通过一条钢丝绳滑向河对岸，我们刚到钢丝绳的地方，河对岸敌人向我们猛烈开枪，我们进行了反击，对岸是地方军阀邓锡候的部队，他们无心恋战，我们炮火、机枪一打，都跑光了。

　　我们继续向西挺进，部队到达马尔康地区，为准备迎接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党中央。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动群众，筹集粮食、被服、牛羊、食盐、茶叶、羊毛等物，并在部队开展制作和捐献慰问品活动。并于1935年下旬派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第八十八师、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七师各一部西进小金地区，消灭了邓锡候的一部，扫清了障碍。

　　1935年6月12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彻底粉碎了敌人阻止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

　　王老接着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家极为高兴　，党中央毛主席听取李先念介绍情况后，为此，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于两河口举行会议讨沦战略行动方针问题。经过研究，提出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但张国焘想南下川康边，1935年9月11日，党中央毛主席率红一、红三军团八千余人北上，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指示，率红四军、第三十军、红军大学、骑兵师第二次穿越草地南下。

　　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利用毛主席、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北上之事大肆煽动，公然另立中央，搞分裂主义。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起初我军十余日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

　　我们南下第一次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在上山之前作了短时的上山准备工作，动员大家多穿些衣袜，在北上两次过草地，为了多背粮，多余的衣、袜都丢掉了，只能穿现有衣、袜上山。

　　当地老乡说：“翻过夹金山就是平原。”我们爬到山顶时，山上氧气不足，头发晕。走在前面的部队，有几十位同志像排队一样，坐在那雪山上都牺牲了。大家见此情景都很难过，这时，列宁室搞文艺的同志又叫大家一起唱那支战略任务歌，反复唱了几遍，震动了高山空气，突然吹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雪，使我们更看不清路。

　　上山时，出了一身大汗，衣、袜都湿了，到了山上后，又冷又冻，身上衣、袜都结了冰，冻得全身发抖，有些平时身体差的、有病的同志，上山后氧气不足，头发晕，想休息时，大家都劝阻并相互拉着他们翻过山顶。

　　走过了艰难的雪山，大家又唱起了战略任务歌：“红军啦！南下心啦！啦嗦咪嗦，要打成都成都省啦！积极消灭敌人啦！哆来啦嗦多啦咪嗦！首先，要打下那雅州城啦！来哆来咪哆来哆！”

　　那时的口号也是“夺取雅州、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当时我们都认为很快就要夺取这些城市。

　　但是，当红军到了天全、芦山，直逼邛崃县境时，川敌刘湘急调其主力八十余团堵击我军，薛岳六个师向雅安、天全地区集合，李抱冰部队则对川西南的康定，泸定地区严密封锁我军，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我们东出、南出都不可能，只好蹲在川、康边地区过冬，这里汉藏杂居，人口稀少，粮食短缺，气候又寒冷，部队靠制棕榈衣御寒，挖土豆野菜充饥，伤病员大量增加，又缺医少药，战斗力下降很大，在百丈战斗中，我军击毙敌军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万余人，刘湘后续部队源源不断补充，薛岳大军又压了过来，我们深感兵力不足，迫不得已，我军只有由战役进攻转入防御，只好向西突围，翻雪山、又过草地，向川、陕、甘根据地北上，事实证明，张国焘南下方针是毫无出路的。

　　1936军2月，根据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我们又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经丹巴翻越终年大雪覆盖的党岭山，前往道孚、炉霍、甘孜。

　　部队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后，一面发动群众，一面整编训练，休整补充，准备北上陕甘。

　　由于南下几个战役，部队损失很大，由八万六千余人减到四万余人，整编砍掉了一些师、团建制，精简机关人员，充实到连队。

　　皮定均原在红军大学军事科任科长，我任他警卫员，整编后皮定均调任红军大学学员笫三营营长，我也随他到了第三营。

　　在整编过程中，对第三次过草地作了精神上、物资上的准备工作。准备了青稞麦，青稞炒面每人几斤，每人一双牛皮草鞋、一顶斗笠、一个连队还要准备两顶或三顶牦牛皮帐蓬，因时间仓促，所有的牛皮都没有硝透。

　　朱总司令决定，为策应红二、红六军团北上。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总部派第四军、第三十二军一部南下，歼敌两个多团，占领东、西俄洛，将李抱冰部队阻于雅江以东，以策应红二、红六军团从雅砻北上。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党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将第三十二军划归红二、名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两军会合后，立即组织北上，红四方面军先行，红二方面军跟进。

　　我们从炉霍北上，走到柯河，在耿达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我们在耿达上游过河，过河的桥是工兵营同志临时用木头搭建，上面用两根圆木做的桥面板，人走在上面有些上下颠簸。首长的马夫拉着马，马从河水中走，人从桥上走，因河水大深，流速又快，马又踩不到河底，马在水中乱蹦乱跳，我正在此时扛着首长的行裹在桥上走，我看马夫和马在河中动态，脚下一滑，掉入了河水中，河水很快把我冲走了，皮定均营长即时派人救我，我抓紧行裹不放，在河里一会沉下去，一会浮起来，喝了好几口水，河水将我冲到下游好远，同志们才把我救上来，我喝了好多凉水，肚子也有些胀痛。过了河。接着就爬山，首长和同志们叫我拉着马尾走，爬到山顶，出了一身大汗，身体又恢复过来了。

　　我们从阿坝出发，第三次进入草地，之前准备的炒面不允许吃，进入草地后，只允许每人每天吃二两。

　　草地有些低凹处，人马踩多了，下面成了稀泥，人陷下去还可拉上来，牛、马陷入稀泥后，就很难拉上来，我们将拉不上来的牛、马当场杀了，分给大家带在路上吃。后来，由于食物大少，途中牺牲的战友留下的牛皮草鞋、牛皮斗笠都被吃掉了。

　　敌人骑兵和我们同时进入草地，残杀了很多掉队的战友，刘伯承校长命令皮定均带一个连伏击敌人，我们在一块高地埋伏下来，待红军部队过去后，对敌骑兵进行了猛烈的打击，经我们打击后，敌骑兵才停止了追击。

　　草地气候变化很大，一会儿下大雨、一会儿刮起暴风，紧接着又下起大雪，并爽有冰雹。走在我们前面的部队，由于没有吃的了，走不动，掉到我们后面了，大家各走各的，走路也没劲，东倒西歪的。

　　过了草地，到了班佑地区，必须翻过腊子口才能到岷县补充粮食。我们部队在翻越腊子口时，上山时天下起了小雨，雨越下越大，走到山顶时，又下起了暴雨。下山走到半山腰时，来回几百米淌水走，走到山谷时，淌水己经过不去了，只有会游泳的带不会游泳的向对岸游去，人多时是几百人一起过，我们刚到河对岸，炮兵营、迫击炮连同志拉着马驮着炮过河，刚到河中间时，上游山两边几米高的洪水突然冲了下来，把炮兵营一百多人冲走了七、八十位同志，炮也没有了，马也冲走了，只有几十个人到了对岸，我们沿河往下救人，看到一部份同志己经牺牲了，还有的挂在河岸边树枝间。

　　我们过了腊子口，到达甘肃岷县地区，蒋介石命令甘南、青海的王均、毛炳文、鲁大昌、马步芳等布防堵截红军。

　　8月5日到12日，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第一、第二纵队，红二方面军组成的第三纵队，相继向甘南突击，到8月下旬先后攻占了漳县、洮州、渭源三座县城及岷州、陇西、临州、武山、西固等县大部份乡镇地区，敌人想阻止三个方面军的会合已不可能。

　　1936年10月8日、12日，三个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红军从长征开始的三十余万人，到长征结束，减少到两万五千人。”

　　讲到这里时，王老端起茶杯喝了口水说：“我们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一定要记住先烈，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呀！”

　　时间已到中午1点钟，我们告辞出来，王老要留我们吃饭，我讲；还要去采访了老红军张人远，就谢绝了王老的挽留。

　　在九江市庐峰北路，紧靠马路边有一些依地势而修的梯子，梯子一直向上延伸十几米处有一扇大门，门内住着老红军张人远。

　　张老见我们来采访很高兴，又是倒茶、又是拿糖等食物，在张老家客斤里，我对张老进行了采访。

　　张人远1916年出生在江西省赣县石源乡，1933年参加红军，在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当战士，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民党“围剿”战斗。1935年由团转党。

　　张老回忆说：“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了苏区，我留在苏区，在闽、浙、赣根据地打游击，当时受方志敏、粟裕领导。1937年，国共合作，中央指示我们下山，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我在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工兵队任小队长。我们二支队谭震林任司令员，在皖北、苏南、苏北一带坚持抗日斗争。

　　1945年抗日胜利后，我们部队编入了一纵队，叶飞任纵队司令员，一直在河南、河北、山东、苏北一带与国民党作战，参加了孟良崮、枣庄、莱芜、大沙河、滕县的战斗，我任连长。淮海战役打响后，我任营长。在渡江战役时，我生病住院。

　　1949年5月解放南昌，我在江西省委警卫团工兵营任营长。1952年，我调南昌市兵役局任副局长（主持工作）。1953年我在桂林速成中学学习两年半。1956年任宜春兵役局局长。1959年在江西省军区待命，1961年出任庐山五一疗养院副院长，1965年从正师职位上离休。”

　　因天气晴朗，我请张老到院中拍照，正好中午太阳顶光，只好请张老站在大树下，我拍下了几张展览用照片。

　　看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没吃午饭，我叫老熊直接开车赶往解放军171医院，我俩在医院门口饮食小摊上点了三菜一汤，边吃边休息。

　　下午13点30分，在医院的高干病房我找到了在此住院的老红军建华同志，在病房里我对建华进行了采访。

　　建华生于1919年，四川旺埸县人，1934年2月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宣传队当战士，1938年入党。

　　1935年建华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翻雪山、过草地，于1936年到达延安，在军委卫生所学医，1937年组织上安排在延安卫校学习。1938年在学校组织下，前往唐山一带参加抗日斗争，经过一段抗日锻练，学校与白求恩学校合并。1940年，从白求恩学校毕业后，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从护士改做政治工作，在晋察冀边区二分区任指导员，直至抗日结束。

　　1949年，建华调山西军区供给部工作，供给部改为后勤部，她在后勤部秘书科任科员。

　　1958年随爱人到内蒙古军区工作，在内蒙古军区离休，建华爱人是江西籍老红军，1963年她从内蒙古随夫回到江西。

　　在建华同一层楼最西头病房，住了另一位老红军毛劲松，他是1918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由于不慎跌倒，将左臂摔断，由于天热，病房又没有空调，毛老打着赤膊，整个左手被石膏包裹着，伤病痛疼，使毛老一直呻呤着，护士说：“毛老刚入院不久，伤情较重，可能没办法接受采访。”我也不好去打扰，安慰和祝愿地说了几句话后，拍了几张毛老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结束了在九江一天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