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1日　星期五　晴

　　今天一早我在江西省政府找到老红军林维家，她与我见面时，讲述她参加革命经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逃婚出来参加革命的”。

　　1920年，林老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诗山镇，家里很封建，小学没有毕业的林老就被家里找好了婆家。

　　1933年为了逃婚，她跟着老师跑到鼓浪屿女子中学去上学，后靠同乡关系到北京学习，认识了一些进步人士，陈迫达在北京当教授，也是在同乡会里认识的，当时在北京诩教女中念书，学校里有很多东北流亡学生，在这里，她就参加了学生活动，接受到了进步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在北京她和同学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校方在国民政府压力下，对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学生勒令退学，她就随同一些进步同学和老乡一起来到上海。

　　1936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积极参与救亡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受党组织派遣到达延安，在延安中央党校女生班学习。谈到去延安的日了，林老沉浸于当年的回忆之中。

　　林老回忆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形势十分危急，11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上海大世界难民收容所工作，突然接到入党介绍人赵冰士同志的通知，让我立即离开上海去延安。她说：“这是党的决定，凡是在上海没有家的，没有职业掩护的党员均疏散到外地，你先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他们决定怎样去延安，党的关系会转过去。于是，我找到同在做抗日救亡工作留日学习回国的青年朱敬熙，劝他离开上海，听我说后，他也愿意去延安，我俩一起找到郭沫若，请他写封介绍信，由于形势紧张，交通拥挤，无法买到直接去武汉的船票，只好坐小船先到南京，在船上挤了两天一夜，十分疲惫的来到了南京，南京城里一片混乱，在南京得知上海12日已沦陷，南京国民党军队奉命撤退，去武汉船只更加紧张，我们只好在码头上到处寻找船只，发现从停靠码头的一艘小军舰上走下来穿着军装的扬帆，我们曾一起在上海职救会做救亡工作，由于需要，他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组成的“上海别动队，”加入了十九路军，这次路经南京去武汉执行任务。当得知我们情况后，冒险把我们俩人带上了军舰，经过两天露宿甲板，在冻饿中总算挨到了武汉。

　　到达武汉后，我们急匆匆地去找武汉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外地口音和寻找的单位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常被便衣特务盯梢和军警盘查，我们只得以上海逃亡学生来武汉找亲戚为借口避躲，好不容易找到了武汉文化界的胡绳等人，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并拿出了郭沫诺写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就这样他们帮助解决我们搞到了去西安的火车票离开武汉去西安。

　　经过艰苦的十几天路程，我们终于到达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我们找到负责同志汇报了情况，并表达了去延安的迫切心情和愿望，接待我们的同志说“去延安的事以后再说，先去洛阳县云阳镇的青训班学习，由青训班具体安排今后的去向，你们党的关系，因为上海失守，还未收到，正在联系”。

　　我们乘坐办事处的大蓬车来到了青训班，我想虽然不能马上去延安，但总算到了在党领导下的地区，离延安也越来越近了。到达青训班受到胡乔木同志的热情接待，我和朱敬熙同大家一样，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像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母亲身边的孩子，当时真是百感交集，激动不已。终于在党的怀抱里，可以走上抗日报效祖国的前线。

　　12月份正式开班学习，在训练班，又见到了一起在上海职救会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姚鲁和肖麦萍等人，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交流学习情况，回顾在上海那难忘的活动。想起那时反迫害、反盯梢、集会示威等惊心动魄的日子，我们学习格外努力、充实、用功。

　　1938年1月，根据形势需要，这期学习班结束了，姚鲁、肖麦萍等分配上前线，朱敬熙等人分在陕北公学，我同其他人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学习，我记得坐着专程来接我们的大卡车，经过一天的奔波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我分在抗大三大队女生队。不久，在上海同时入党的吴乃瑛同志调来担任我队的指导员，并由他证明恢复了我的党籍，当我恢复组织关系，像失离许久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不由流出了热泪。

　　我从14岁在老师和堂兄的帮助下跳出了包办婚姻的牢笼，离开家乡与堂兄一起到厦门后辗转北平读书，经过四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力尽艰辛，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到抗日的前线。”

　　林老先后在绥德专区葭县任妇女主任。负责冀、热、辽干部训练班的训练工作。

　　1949年南下，在江西抚州地区贸易局当监理、临川县妇女部长。

　　1950年调江西省供销社任办公室主任兼处长。1954年调省计委任处长。1962年调省成套设备局任副局长。1983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