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炉灶的变迁

不久前，我由南宁出差久别的故乡蒙山县，沿途耳闻目睹大量事实使我产生一个强烈的预感：已经再度旧貌换新颜的城镇居民的炉灶，正在酝酿着第三次变革。它引起我深深的思索。这小小的、普通的生活设施的每一次变革，都像镜子一般映照出我们的时代向前跨越的一个侧影，映照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们在改革中从贫穷走向富裕、走向现代文明所经历的由疑惑、忧虑而达愉悦、欣喜的种种复杂心态。

柴火灶的功与过

15 年前，在县城里，人们烧饭用的炉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柴火灶。柴火灶者，以烧木柴为燃料之灶也。

“柴米油盐酱醋茶”。柴，这一被中国老百姓列为民生第一需要的物质，经炉灶的燃烧，给世人带来温暖和生机。遥想当年人类的远古祖先刚学会用火之时，想必是没有炉灶的，随时随地皆可生火烧烤猎物。那种用火方式确实十分自由。但那火却如同野火一般不易驾驭，其自由也就很容易走向反面。人类经过多少艰难的探索，才创造出柴火灶来，使烧柴用火规范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柴火灶是人类告别蒙昧的野蛮状态，跨入文明社会的一种标志。古今中外，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曾得益于柴火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

柴火灶实在是功不可没！

 但是，如果说柴火灶只有功而没有过，那又失之偏颇了。别的不说，只要想一想它那永远填不满的肚子，就够令人心烦甚至畏惧的。每当梅雨季节，家里柴草告馨，大街上又无柴可买，你就不得不忍痛把仅有的几件家具往炉灶里填。当市上偶尔出现几担柴火时，人们争相抢购，根本顾不上问它的价钱有多贵。那时，一个 20 级以下的小干部，柴火费就占去月工资的 1/5 以上。“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们这些初次走上为人父母岗位的群体，在炉灶面前立刻体会到父辈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这句格言的分量。

同柴火价格不断上涨现象互为因果的是，年复一年的柴薪消耗使得山头渐渐绿少黄多。青山的消失又导致水源枯竭。尽管“封山育林”的告示随处可见，但炉灶的需求是不可拒绝的。无可奈何的父老乡亲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家乡那条奔向梧州而汇入西江的滔滔湄江日渐一日地变成了涓涓细流。在我们的孩提时代，运米南下梧州和广州的帆船常常泊满长寿桥下的百米码头。当年，在上学的路上，驻足长寿桥头，举目远眺蓝天映衬下悄然而去的点点白帆，成为同学们每天的一大乐趣。而今，当我们的孩子上学路过长寿桥时，能够看到的只是桥下浅水中嬉戏的一群鸭子，偶尔可见几只白鹅在裸露于河中心的沙洲上啄食才冒尖尖嫩的草芽芽。

此情此景不能不令人想起家家户户厨房里那黑黑的灶膛。那东西，充其量不过一、二十立方厘米，谁曾想到它却能吞没青山，吞没绿水！

为了限制那黑古隆冬的灶肚子对人们的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威胁，许多人在思考、在试验。于是，70 年代末期，中国农村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普及“省柴灶”的热潮。在这一热潮中，广西城乡许多人家实现了炉灶的第一次变革——“省柴灶取代了世代相传的”大肚灶”。

煤火灶的喜与忧

改革之初，我们迎来了炉灶的第二次变革。随着乡镇企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外地煤炭源源而来。人们的厨房里出现了正、副二灶。正的是煤灶，副的是柴火灶。由于木柴来之不易，柴火灶难得派上用场，处于独守冷宫状态。烧饭炒菜几乎全由煤灶独自承担起燃烧重担。

 烧煤免去了烟熏火燎之苦，此其喜也。国家按月发放煤炭票证，且又煤价低廉而稳定，此其福也。从此，作为一家之主的我，耳边免去了妻子不时关于“柴火快没有了”的提醒和催促，免去了到处觅购柴火的奔波和烦恼，心中暗暗窃喜。

 然而，天地无全功，万物无全能。煤炭亦有优有劣的。遇上好煤，那火虽比柴火稍逊一筹，做饭还是顺利的。要是碰上劣煤，那火可就如同点煤油灯一般，慢条斯理的。任凭你如何焦急，它亦全然不理。而且，每次换煤，那滚滚灰尘凭借炉里的阵阵热气，满屋子扩散，其张狂之势丝毫不亚于过去的柴火灶冒出的浓烟。当我从医院的体检结论中得知新近感染的咽喉炎的始作俑者为粉尘过敏时，对原始的柴火灶的一片怀旧之情在脑子里一闪而过。

 煤气灶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

当改革进入第四个年头之时，邕城建立了煤气公司，开始有计划地向部分居民供应煤气。初始，不少人对新燃料心存疑虑，尤其是那个全封闭的圆筒形煤气罐，酷似一个重磅炸弹，给人以神秘而恐怖之感。因此，有人宁愿继续烧蜂窝煤而不愿接受照顾性分配的煤气购买证。但是，时隔不久，煤气就以其火力威猛、火质纯净、使用方便而使千家万户的人们为之倾倒，煤气灶也成了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标志。

物以稀为贵。随着需求的普遍化，煤气价格急速地由每罐 5 元跳跃式地上升到 10 元—15 元—22 元—28 元。待到我们家想加入时，价格已经涨至每罐 38 元，外加几百元的“入户费”。蜂窝煤仍是每块 0．03元。四口之家，每月烧 100 块蜂窝煤，合计 4 元左右。烧煤气比它高出 10 倍以上。尽管如此，在家庭会议上，一家人还是异口同声地喊：“用煤气”。几个月后，煤气售价再度上涨，达到每罐 40 多元。但在“三代同堂”的厨房里，锃亮的煤气灶依然稳稳当当地压在那一正一副的煤灶和柴火灶上。左邻右舍的家庭主妇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那两个旧灶，留着有什么用？”“可不是吗，笨里笨气的，占了老大一片地方，厨房本来就窄。”“干脆敲掉它！”于是，有的人家一夜之间煤灶和柴火灶的各种构件被一块一块地卸下来，清除到垃圾堆去了。腾出来的地方换上了特意设计的不高不低，不宽不窄、崭新的煤气灶架。整个厨房顿时换了一副模样。过去的狭窄、拥挤、笨拙的土气现象一扫而光。宽敞、简练、和谐、统一的新布置中透现出时代气息。妻子对出差归来的我讲述邻居厨房的变化时眉飞色舞。当闻知包括我们的家乡县城在内的许多地方亦有同样变化时，她更是跃跃欲试。

但在羡慕中又保留着几分顾虑——煤气已经涨到每罐 55 元了。她问，如果拆掉那两个冷落多时的旧灶，将来万一煤气价涨到承受不起的程度，用什么来做饭？

我的回答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同国家改革的成败息息相通。我们下决心拆卸旧灶，即是下决心改变旧的生活方式，也就意味着自愿把个人的命运同改革的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改革需要义无反顾。生活方式的改变同样需要果断而坚决。曙光就在前头。一切风险都将在全国人民果断而勇敢地推动改革中化险为夷。

妻子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

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厨房里炉灶“三代同堂”现象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看来该是那两个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炉灶“老前辈”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

                                   （原载《今日广西》，1994 年第 3 期）

四、新一轮教育改革禁止成绩排名的规定验证了“成绩排名的忧思” 　　

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向社会呼吁：不要办重点学校、重点班，不要随意公布学生的考试成绩，不要搞成绩排名那一套做法。 　　

本书作者1998年2月发表的《分流社会化与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心理学根源》一文指出：“改革以来，我国社会对教育界办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的做法一直有不同看法。人们认为，用行政手段将同一层次和相同内容的小学和中学，人为地区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并且在师资配置、招生和录取等方面给予不同的待遇，这实际上是公开推行变相的歧视性教育。从后果来看，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因材施教和有利于培养所谓“尖子人才”，但是，同时却人为地在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造成许多矛盾与问题……与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并行的是中小学普遍实行排名次的做法。大到升学考试，小到期考、段考和测验，都要排名次。一个班的学生，从第一名到倒数第一名，都被毫不留情地在老师中间，同学中间以及自己的和别人的家长中间公开出来。它引起的心理反应无疑是十分强烈的。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那些在排名次中位列于后的学生，成批成批地产生挫折感和屈辱感。”［1］ 　　

1993年7月23日，本书作者发表于《南宁晚报》副刊的“遗憾的太阳”（发表时题目被改为“孩子们到底怎么了？”）一文，以小标题“成绩排名的忧思”的形式明确提出：“课堂不是市场。在教育上不存在你学多了，他就学少了的问题，因此学习不需要开展竞争。竞争的结果永远有成功者和失败者。失败者必有淘汰感。成功者也是不稳定的。两者都经常处于焦虑中。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说，学习竞争的害处超过好处。不搞学习竞争也就没必要公布考试分数。教育理论认为，分数是学生的私人数据，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无权公布或偷看别人的分数。”［2］ 　　遗憾的是，28年前，这些观点、意见和建议，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前不久，教育部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明确提出：学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尊重学生名誉，保护和培育学生的荣誉感、责任感；在教育管理中不得使用任何贬损、侮辱学生及其家长或者所属特定群体的言行、方式。学校采集学生个人信息，应当告知学生及其家长，并对所获得的学生及其家庭信息负有管理、保密义务，不得毁弃以及非法删除、泄露、公开、买卖。学生的考试成绩等学业信息，应当便利学生本人和家长知晓，但不得公开，不得宣传。教育部门要求，自2021年9月1日起，学校、教师不得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 　　

这些新规定勾起笔者对28年前所写“成绩排名的忧思”的苦涩的回味，心中的遗憾，难以言表。 　　

虽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但是，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 　　

28年，人生有多少个28年！ 　　

28年，有多少孩子被剥夺了心理健康的权利！ 　

6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可是，28年，成绩排名的做法制造了多少“遗憾的太阳”！ 　

历史的遗憾，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教育领域的折腾，千万别再重复！ 　

时间已过去三十年。今天重翻旧作，使我感慨不已的是“统购统销”“农转非”“剪刀差”“恐农症”“跳农门冲动”“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盲流、“进城农民超生游击队”“僵化就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农村劳动力的非农择业流动”“绿豆花生米，换粮票、煤票”“彩电票”“票证倒爷”“省柴灶”、炉灶“三代同堂”……这些曾经使我产生创作冲动，曾经引起许多人共鸣和思考的历史名词、短语，已经远离而去。当代年轻人对这些名词已经很陌生。我相信，把它记载下来，能够为人们研究我国改革的历史提供有效的和积极的参考线索。

　注： 　　

［1］郭念峰编：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学函授大学《监管心理咨询与矫正文集——理论、案例和调查研究》，第122－123页

［2］《南宁晚报》。1993年7月23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