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3.21　上午　星期三  晴  南昌市三纬路

　　今天一上班，我与同事邹建清约好一同前去采访永丰籍老红军汤光恢将军，邹建清父亲也是永丰老红军，巳过世，与汤光恢将军是老乡，原常有来往，　邹建清带我来到南昌市三纬路汤光恢将军家，小邹敲开了汤老家的大门，一位战士开门，问明我们来意后，领我们上了二楼，楼巳很旧了，楼板有些已松动，。

　　在二楼一间东边房内，汤老正在写大字，汤老见有人进来，停下了手中的笔，请我们坐，我见桌上的对联刚写了两个字说：“汤老，你的字写得不错，”汤老说：“陈毅元帅诞辰，上海要我写一副字去展览，以示纪念陈老总”。汤老放下笔，坐在桌边接受了我的采访。

　　1909年汤光恢出生在江西永丰县恩江镇柏树村，他家是全村13户人家中的“穷老大”，一家8口欠债度日，经常断炊。在此窘况下，汤光恢正直勤劳的父母为子女立下了“要艰苦朴素、要勤劳勇敢、要有远大理想”的家训。在“三要”家训的熏陶下，他自小就养成了爱劳动、爱读书的好习惯，除帮助做家务外，还曾到田里摸田螺卖钱，农忙季节给别人当帮工赚吃。1919年，他进入免费的城三乡小学读书，不久又转入濠上高等小学。小学毕业时，他因学习成绩列全校榜首，被选中为执教初级班的老师。

　　1924年8月，汤光恢参加了以“养成团体生活，维护群众利益，介绍新潮，改造社会”为宗旨的中共外围组织“恩江学会，”并为学会编写了《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1986年从地下挖出，现珍藏在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宣传册因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易懂，受到读者的喜爱，有力地驳斥了“共产共妻”、“共产主义就是财产均分”等谬言蜚语。

　　1925年，16岁的汤光恢考取了吉安第七师范，该校是吉安共产党最早的星火发源地，薛佐唐是他的小学老师，毕业于吉安第七师范，由于永丰县恩江学会是永丰最早的党组织，袁佐龙。钟涛祥是党组织在永丰的负责人，袁佐龙是他表哥，汤老受他表哥进步思想影响，加上小学薛老师的介绍，汤光恢在读师范前就加入了中国青年团。

　　1930年汤光恢参加了红军，在红四军十一师政委办工作，部队驻江西宁都小布，罗瑞卿任政委。当年参加了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他先后参加了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战斗。

　　1933年8月，在永丰县藤田召开的全军运动会上进行了军事、政治工作总结评比。他所在的红四军一师五团警卫连，因在一年多艰苦环境中“无战斗减员、无逃跑落伍、无伤病员”的业绩，被大会评为先进单位，报经中央军委批准，被授予“巩固模范连”称号；他本人也被授予“团结巩固部队优秀模范连指导员”称号，荣获“八一红星三等银质奖章”。

　　1934年由于五次“反围剿”战斗失利，汤光恢从于都出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任红一方面军四军二师组织部干事，谭震任部长，刘亚楼任师政委，红军到达遵义后，召开了遵义会议，汤光恢被组织上派去任会议警卫工作。

　　1935年10月，汤光恢长征到达了延安。他参加了东征战斗。

　　1937年11月，汤光恢奉命从延安来到南昌，参与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938年4月4日，他出任新四军军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兼调查统计科长，主管全军“对内保护核心机密，对外惩治汉奸特务”的锄奸工作。他严格掌握三个原则：“打击少数主动的，争取多数胁从的，严惩罪大恶极的。”他从不计个人得失与荣辱，实事求是，竭尽全力保护好曾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打入敌人内部的革命同志。

　　1938年，国民党三战区特务头子张超，派遣经过专门训练的上海宝隆医院男性护士长杨忠打入新四军内部从事收集我军情报工作。杨忠通过自己在新四军期间的亲身体验，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主动向新四军共产党组织交代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党支部根据他在教导总队3个多月的表现，经请示副军长项英同意，把他列为“特别党员”，允许他继续与特务组织保持联络。杨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跟党走”的诺言，与汤光恢保持单线联系，为新四军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全国解放后，杨忠曾担任福建省卫生厅厅长。“文化大革命”期间翻出此案时，汤光恢以历史的亲历者证明，还了杨忠的真实面目。

　　1941年，新四军第一师吸收了近百名上海青年学生补充军力。因当时生活艰苦，少数青年开了小差。第一旅在对抓回来的青年进行审讯时，方法简单、粗暴，逼迫他们供出了一个“真理团”的托派组织，将“头目”王兴华等4名主犯送交军部处理。汤光恢接手案件后，耐心宣讲锄奸政策，认真进行调查分析，最终弄清所谓“真理团”组织纯属捏造。王兴华等得到解脱后很受教育，要求留队为抗日作贡献。后来王兴华还成为我党一名高级领导干部。以后，王兴华在肃反和“文化大革命”中，曾两次被揪斗、审查，均因有汤光恢提供真实有力的历史证据，得到平反昭雪。王兴华称汤将军不仅3次救了他的命，而且给了他后几十年的生命。汤光恢回信说：“你的生命是党给的，党的政策不允许冤枉一个好人……我只是凭着党性、凭着职务的责任，严格执行党的政策。

　　汤老一九二五年就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县学生联合会宣传股长、区农协委员会委员、县交通部长、军粮站长、区少共委员会书记、红四军第十一师宣传队队长，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连政治指导员，第二师侦察大队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干事、巡视员。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参加了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东征山西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干事，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军法处副处长、处长，保卫部部长，参加了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参加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流江、上海等战役和解放浙江临海、舟山等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胶东军区政治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公安军政治委员，黑龙江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顾问，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汤老告诉我说：“1955年我任东北公安军政委，黑龙江省军区政委兼党委书记，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由于对东北气候条件的不适应，经请示批准回到江西省军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