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任教期间，学校又一次组织学员远赴浙江奉化溪口驻训，和前几次所不同的是，这次父亲是以教官的身份带队前往，而且在演练中，父亲也同当年他的老师一样，分别出任演练敌方总指挥，并在演练结束后作为战术分析会的主讲教官，据说这还是父亲的老师等几位导师的建议，得到了校领导的大力支持。

       期间父亲还率领学员到蒋介石的旧居和读书的武岭中学参观，要知道在五十年代这里是严格封锁的禁区，而父亲他们能够到此参观，也是上级特批的，意在让学员们清晰地意识到在抗美援朝结束后，当前对台斗争依然是我军的头等大事，要告诫全军指战员时刻不忘毛主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指示。父亲他们还到四明山见到了蒋介石在四九年隐退后，在那里阴谋策划假和谈、实际幕后操纵国民党及其军队继续与人们为敌的指挥所，在庙里见到了当年的见证这一切的老和尚，从而进一步激发全体学员刻苦学习、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

       一九五七年父亲随军校一起搬迁到南京市板桥镇第三公安军学校新校址继续从事教学工作，这时的父亲经过一年的锻炼，已经成长为军校战术系的一名骨干教官，赢得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和校领导的充分肯定。

       然而父亲他们并不知道此时他们的命运将又一次发生重大转变。针对当时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毛主席的意见，为了加快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为了解决公安部队与公安系统之间在编制、职能定位和任务分工等诸多方面的重叠交叉矛盾日益凸显，经中央军委扩大会决定，正式撤销公安军军种番号和领导机构。

       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父亲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番号被撤销，重新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简称，公安军领导机关缩编为总参谋部警备部，从此，公安军作为我军的一个军种正式消失了。

       接到消息后，父亲他们所有的干部和教官都十分难过，虽然在我军历史上，公安军只有短短十年不到的历史，但是毕竟是父亲军旅生涯的黄金时段，更是父亲成为一名干部后快速成长的宝贵经历。父亲在这里从一名学员成长为如今的军校教官，他无法忘记在军校读书的两年艰苦岁月，更无法忘却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给予帮助的每一位首长和老师们。而今他刚适应了军校的生活，适应了从一名学员到教官的转变过程，他和他的军校、乃至整个公安军都将消失在我军浩瀚的序列里，父亲感到有太多的遗憾和无奈。

       一九五八年是父亲任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公安军干部学校奉命解散，所有的干部和教官都被分配到全军各部队。开始父亲提出要回已经被改编为山东青岛守备区的原公安军十三师老部队，毕竟那里有自己许多老首长和老战友，父亲对那里也很有感情，然而最终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父亲被分配到了上海警备区守备第十五师崇明第七十七团一营任上尉作战参谋。

       就在此时父亲还遭受了另一个重大打击，已经怀孕的母亲在大跃进的极其艰苦的生活中，因为营养不良导致流产，让父亲期盼已久当爹的梦想破碎了。这双重的打击让父亲很失落，母亲也是格外难过，她明白父亲的心愿，这些年来父母聚少离多，加上父亲军校读书，一直没有能够为父亲生个孩子，这几乎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尽管父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母亲，但是身为女人的母亲心里是非常明白的，她很想为父亲添一个大胖小子。好不容易怀上了，还是男孩，父亲和母亲都格外珍惜，但是在自然灾害的严重困难条件下，部队的日子也过得很苦，部队的供给也受到严格制约和压缩，母亲最终没有保住这孩子，否则他应该是我的大哥，我就是父亲的第三个儿子。

       带着这样的双重打击，父亲带着母亲离开了被视为第二故乡的南京，重新回到了上海，去了那个荒凉的海岛——崇明。

       临别前，军校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挤出经费举行了告别宴，虽然没有什么大鱼大肉，但是父亲觉得这种痛苦的离别比吃什么都难受，餐厅里一片沉默，没有以往聚餐时的欢乐与笑声，更没有喝酒时的豪迈，面对许久没有油水的可口饭菜，没有人动筷，大家都默默地低着头，气氛格外沉闷。

       已经被任命为公安边防学校政委的李建良少将起身对大家说：“同志们，我知道大家心情都不好，虽然我们的学校成立时间不长，但是这里留下了我们大伙无数的心血和汗水，我们都为这所学校倾注了所有的热情和精力，我们期盼着能够为军队输送更多优秀的基层指挥人才。但是请同志们记住，我们都是军人，是军人就要无条件服从组织。现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做出撤销公安军的决定，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服从。我相信同志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定会发扬我们第三公安军干校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做一个当好毛主席放心的优秀军人。来同志们，为了我们的曾经的付出，为了的未来，大家干了这杯离别酒……”

       父亲在自己的手稿里虽然提的不多，但是他曾经多次和我谈起过这离别的一幕。父亲说当天天下着阴冷的小雨，校领导和所有的干部教官一一握手告别，许多人都哭了，场面颇为悲凉。

       军校举行了向校旗告别仪式，全校师生和家属都参加了，当王世延副校长大声说：“向校旗敬礼！”时，旗手缓缓降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公安军干部学校》的红旗，这时包括李建良政委在内的所有人都流下了痛苦的泪水。父亲举着的右手也在颤抖着，他紧紧咬住双唇，任凭泪水往下流。当旗手将降下红旗交给李建良政委手中的时候，操场上爆发出阵阵哭声，那场面父亲一辈子不会忘记，这或许是父亲心中的一个永远的伤痛，他很少提起，只是在写回忆录时，才向我第一次打开记忆的闸门。

       一直以来父亲都牢记着政委的话，牢记着自己的班主任老师的话，牢记着每一位首长对自己的谆谆教诲，他深深地珍藏在心里，每次谈起都会动容。

       父亲和一批分配到上海警备区的干部和教官，乘坐着军区专门安排的军车踏上了新的征程。

       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父亲他们稍作休整后就各奔东西，奔赴新的工作岗位，父亲也带着母亲和行李，由吉普车送到了吴淞码头。

       当父亲带着小产后未愈的母亲走下轮船的旋梯时，眼前的海岛同样是一片贫瘠和荒芜，只有那海岛特有的咸咸的的海风让父亲想起了青岛海边的边关岁月。

       团部干部股派出的一辆吉普车前来迎接父亲，父亲就此开始了和崇明这个海岛一辈子难以割舍的人生旅途。

       崇明陈家镇守备七十七团团部，父亲手持第三公安军干部学校的介绍信向团首长报到，团参谋长接待了父亲。他翻看着父亲的档案说：“战术系教官，新四军军部特务团战士，陈老总身边的警卫战士，履历不简单啊。黄国平同志，经军校推荐，团党委研究，决定任命你为一营营部作战参谋，有什么意见吗？”

       父亲向参谋长敬礼后依然是那句习惯的话：“坚决服从组织！”随后就乘坐团部的吉普车奔赴位于陈家镇海边的一营营部赴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