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问我们讨论到，如果国家和社会以“自由”和“平等”为群体道德卡尺，或以此制订法律，会出现诸多问题。那么，国家和社会应该秉承什么样法的精神呢？

　　我们说，法律是以最大化群体道德的共识为依据的，而目前以财富追求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下，消除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即“消除剥削”——可以说是目前最大程度的群体共识，以之作为法律的核心精神，最为恰当。

　　剥削近乎是马克思提出来的概念，意思是一部分人不合理的剥夺了另外一部分人的财富。字面意思不难理解，马克思的贡献是，首创了“剩余价值”的概念，从而使得资产阶级的“剥削”哲学被明确了出来。

　　事实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剥削和反剥削的斗争史。在动辄把人当成“资产”和“奴隶”的时代里，一部分人是被另外一部分人完全剥削的，甚至生命也是被“物权”的；之后经过长期的斗争和妥协，地主、封建主、贵族等剥削者，虽然仍掌握被剥削者的绝大多数财富，但至少在生命权上，给予了很大的解放，阶级扭转的机会，也在逐渐增加；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作为“剥削者”，即便在马克思老爷子嘴里，至少也是“温情脉脉的”。可以看出，只有不断消除剥削，使得财富分配越来越合理的社会，才是越来越文明和进步的社会。消除剥削的社会观和法律精神，才是文明的进步精神。

　　消除剥削，难点是找到合理的分配方式。秉承社会主义哲学观的马克思同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财富增长的“公式”是共识的，即“资本＋创造＋劳动”。区别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如果资本家“按劳付酬”，那么增值的部分，应当是提供“资本”和“创造”的资本家所有。而马克思坚决认为，劳动者的劳动，并非仅仅是“报酬”的那一部分，财富升值的部分，被资本家以诸多方式剥削了。

　　马克思最终给出的方案是：将“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归社会（全民）所有。如此一来，创造和劳动带来的升值部分，也将是社会（全民）的。剩下需要解决的，只是对全民所有的财富，进行公平的再分配。他在此基础上，以半社会学半哲学的角度，提出了“按劳分配”的概念。

　　我们不否认马克思的伟大，但也必须得说，他提的“按劳分配”与“消除剥削”，更多是社会的哲学观，在哲学层面是成立且正确的。但在纯社会实践领域，却只能是指导思想，没办法当成具体的社会规则。即：它们只能是“法的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本身。

　　首先，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如马克思时代那样，“由财富决定财富”、“生产资料控制生产资料”、“贵族催生贵族”的情况，正在逐渐削弱。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在借助科技和信息的力量，成为新的“资产者”。阶级身份的互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但这种互换并不能说消除了剥削，因为财富的两极化并没有缩小，甚至是越来越扩大，这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很多国家对这种情况，采取的所谓“公平”的税收等手段，机械地“均贫富”，本质上是用法律的剥削去代替市场的剥削，并非什么好手段，反倒会产生类似“全社会躺平”这种“副作用”。

　　其次，我们把“按劳分配”放进社会实践中，带入“资本＋创造＋劳动”这个公式。倘若资本（生产资料）一直被资本把持，或者大概率被资本把持，就无法消灭剥削，这是一定的，在哲学上，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成立；而如果资本（生产资料）归共有，那么按“按劳分配”，即“按劳动时间分配”则抹杀了“创造”的价值，造成人们创造财富的惰性，所以“按劳分配”才成了一句社会学的空话。

　　于是，“按劳分配”在现今，被增加了“劳动复杂度”、“劳动优劣度”、“劳动有效度”等等补丁，这实际上改变了“劳动”的根本哲学属性——“劳动者的单位劳动时间”。是的，真正的“按劳分配”，就是完全的按“劳动时间”去分配，这才是真正哲学意义上的“公平”。即，每个人对自己生命时间进行拆解，投射到社会劳动里，然后产生的总价值，再进行按投入时间的分配。

　　所以，我们对“劳动”的补丁和解释，实际上是在给“创造”赋予价值。

　　那么，什么是“创造”呢？它应该如何被合理的估值？

　　马克思并没有太多的纠结在创造里，他认为只有优先解决了生产资料公有化，才有谈科学分配的基础。即，只要是生产资料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剥削必然存在，分配必然是不合理的。而一旦解决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所有产生的全社会产力的提升，一定会反哺到每一个人，无论是含“创造”的“按劳分配”，还是不含“创造”的“按劳动时间分配”，都是可以讨论和优化的　。所以他并未真正的深入社会实践，只是提出了分配理念。他当然也是鼓励“创造”的，不给予“创造”适当的价值，则劳动时间付出的公平性就无从谈起了。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认为“创造”的价值，就是市场反馈的价值，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分配。这其实是一种无奈，毕竟“创造”带来的价值在主观上无法估量，哪怕明知道市场判断，会受到诸多干扰，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甚至大部分资产阶级的国家，自己也改变了初衷，用政府手段进行分配干预，限制和控制市场，补丁越打越多，漏洞却不见减少。

　　所幸，我们今天的讨论，可以止步于社会的哲学观，不用真的解决社会实践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得到“消除剥削”是财富追求型社会的法的精神，以及按个人“创造价值”分配，是哲学上最合理的消除剥削的分配方式，就可以了。至于如何对“创造价值”进行更合理的评估，就交给真正的实践社会学家们吧。

　　关于“创造”能够带来价值，我们回望前文不难发现，这正是对人创造的“神性的思考”的印证。我们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那些创造性的、非情绪非需求的，活泼的思考。而正是这些思考带来的价值，在追求财富的社会目标下，推动了人类的进步。个人也好，人类也好，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创造性的思考。

　　最后，我们做几个对未来的想象。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消费品财富极大丰富，进而对消费品的分配实现了哲学意义上的“按劳分配”，即无论劳动属性如何，都按投入社会生产的时间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和按劳动时间分配结合统一。这时社会的推动，就不以财富的多寡——至少是不以消费品财富的多寡——为前提了。也就是说，那必然是一个，不以财富追求为人类共识的社会了。

　　用一个极端想象实验去描述它的话，就好像大家都迁移到了某个“虚拟空间”，里面的生存空间无限大，而消费品只是一串数字，只需凭空想象而不耗费资源，大家不必费力气去争取。那么人们在这样的空间里，要如何分配资源呢？需要分配资源吗？我们要如何消磨日子呢？倘若没有个人的神性思考下的有效的个人信念支撑，个人就会消亡；倘若没有神性思考主导下的群体性共识，人类就会灭亡——无论是在虚拟空间，还是真实的世界里。

　　人类在积累到足够多的财富之前，需要找到哲学上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