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 （一）　　

　　1969年3月，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由此而急剧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形成了对我国东北地区巨大压力。我当时在东北部队当兵，对此变化感受颇深。首先，我们部队全部拉出了营房，分散住在农村老乡家，防止“苏修”的突然袭击，毕竟我们是军炮团，军之重器。第二，部队开始军事训练了。从文革以来部队就以“三支两军”、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要工作，基本不搞军事训练，现在看来光凭毛泽东思想抵抗“苏修”的突然袭击还是有些难度的。第三，据说军里首长开始轮流到山里作战指挥部战备值班了，军里炮处的参谋、团作训处的参谋都下到各个基层连队协助军事训练。

　　从训练的强度、紧迫、针对性可以看出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我们主要训练就是打坦克。老实说我们这种火炮打坦克实在不适合。我们这种炮射程远，杀伤力大，可以打战术核弹头，适合打击远距离的固定目标。缺点：机动性能差，不适合与近距离移动目标作战。在连队训练会议上副连长委婉的提出了上述意见立刻遭到了炮处杨参谋的严厉批驳，“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种想法，苏修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这儿是苏修1945年出兵东北打关东军最近的路线，苏修最厉害的就是坦克部队，别的我们都不怕他们。因此，军区号召全军都要学会打坦克，人家步兵老大哥都在练习使用反坦克手雷、四零火箭筒打坦克，我们炮兵部队看热闹，像话吗?”杨参谋一席话把副连长说的灰头土脸的，谁也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

　　我们连队战备隐蔽在梯子沟（锦州郊区的一个小山村）并在河滩上修筑了火炮工事，每天练习平射直接射击科目（我们大型火炮一般都是间接射击）。我们这种火炮实弹射击开销太大（打一枚训练弹约合人民币当时价格150元，实弹就贵的没边了）而且需要军区批准，杨参谋确实有办法，他和驻地空军联系，把空军老式、淘汰飞机的机关炮拆下来，到军工厂加工成我们火炮炮弹的形状，然后塞进我们火炮炮膛里。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机关炮进行实弹训练了，大大节省了训练费用。这种炮兵打坦克的新式教学法写进了军区战时通讯，军区有关领导看了异常高兴。当时我们担心的就是苏联坦克的进攻，如果我们大威力火炮发射穿甲弹能够打他们的坦克，那是太好了。领导肯定了这种教学方法，提出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并从战备弹药库拨出2枚穿甲弹，一辆废旧苏式坦克为靶子，认真搞一次实战打坦克训练，届时有关领导要实地观摩。

　　苏式斯大林4号坦克

　　知道了领导的批示，一开始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就高兴不起来了。首先，那辆为靶子的废旧苏式坦克，这是一款斯大林4号坦克。1945年苏联和日本关东军作战使用的主战坦克，后来可能在作战中某些部件损坏被遗留在中国。几十年一直在仓库闲置，坦克的动力装置、作战部件都被拆除了，只剩下一个空外壳。杨参谋组织了实弹射击研讨会，副连长作为连队干部代表，我作为战士代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杨参谋提出了演习方案。他强调，从实战出发坦克必须动起来，不能打一辆不动的死坦克。为此他找到工兵营借来300米钢丝绳，由我们炮车牵引这辆当靶子的坦克。靶场选择在村庄以西河滩开阔地，炮阵地距离靶场大约3000米。

　　会议在方案实施、炮阵地设置、安全、警戒戒严、修路等问题争论不休，作为一名士兵代表在这样的会议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不过我要是不把我们士兵的担心讲出来实在是于心不忍。于是我发言提出，火炮直射打移动目标，牵引车离坦克只有300米距离操作起来太困难，由于牵引太短，在火炮瞄准镜看到牵引车和射击目标都在同一个界面里。对移动目标射击需要有提前量，这几乎就是瞄准我们自己的牵引车射击，掌握不好会误伤牵引车的，瞄准手心理压力恐怕承受不了。其次瞄准镜和火炮是一体装置，对移动目标射击时，瞄准手一刻也不能提前离开瞄准镜。一旦射击，这种火炮的后坐力带动瞄准镜会对瞄准手的眼睛产生极大的伤害。

　　我发言以后，会场一片寂寞。副连长接着说，我们这种火炮是一种覆盖式轰炸、大面积的杀伤性武器，不太适合对单个目标精确打击。话没有说完，杨参谋把话就接过去了，“老马，你别跟我谈什么火炮，这个我比你懂。现在全军都在学习如何打苏修坦克，就你们特殊。我问你，你们炮车行进途中遇到苏修坦克打不打？”杨参谋这个例子假设的不好，我们行进途中真要遇到苏修坦克只有挨打的份，这种笨重的火炮遇到突然情况到完成射击准备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等我们准备好了，对于机动性能好的苏修坦克来说，早把我们打成为一堆废铜烂铁了。不过大家谁也不敢吱声。

　　杨参谋用轻蔑的眼光瞟了大家一眼接着说，方案讨研讨会首先要统一思想，至于如何具体实施可以往后放一放。看着大家默然无言，最终杨参谋耍开了大牌，他拿出一摞文件往桌子上一放说，这是军区首长的批示，军炮处演习实施方案，你们连队执行不执行看着办。说完拂袖而去。从哪个角度上讲，这尊大神无论如何是得罪不起的，连长满脸赔笑又把他请了回来，开始认真讨论如何落实问题了。最后决定，各个炮班负责修筑火炮掩体，一班负责实弹射击准备工作。指挥排修筑靶场牵引车道路。

　　时间过的很快，没过几天各路首长就来到我们连队驻地的村里。为了欢迎领导，黄土垫道，静水泼街。此时，我们的火炮已经进入了掩体，外面拉上了伪装网，如果不走近了仔细看，真不知道这儿竟然是一个炮阵地。临时演习指挥部宣布演习开始并联络靶场，准备启动牵引车，坦克开始进入靶区。不料此时杨参谋叫停了演习，后来才知道，他在检查一班火炮射击准备时，发现一班瞄准手有点精神紧张，动作不协调，因此要求调整一下演习方案。过了一会，我突然听到副连长口令“四炮准备射击”，我脑子为之一振，怀疑我是否听错口令了？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团副参谋长从临时搭建的指挥台站了起来。他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指着副连长大声指示道：“叫四班换一个老兵打，不，叫他们班长打。”得，这下完全坐实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乱其心智。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乱如麻，一时不知所措。犹豫了一会，我忐忑不安的放下指挥包，迟疑的向炮位走去。这种火炮的实弹演习，以前也参加过多次，可是其威力每次都让我感到心灵的震撼。

　　我在瞄准镜里看到了牵引车拉着“斯大林4号”已经缓缓进入靶场，逶迤而行，此时心乱如麻。我不断的警告自己，一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否则要出大事的。3000米的距离300米间距，还是移动目标，还要设置提前量，太难了。我决定在坦克运动方向提前设置一个射击点，然后射击。

　　人算不如天算，当坦克进入我设置的第一个射击点位置时，这个家伙好像有意躲避我的射击，突然下沉，坦克几乎在我瞄准十字线消失。我估计很可能路不平，坦克进入了一个水坑，尽管副连长已经下达了射击命令，我觉得把握不大还是放弃射击了。一共这次演习就批了2发穿甲弹，机会一定要把握好，于是我向前又移动了炮口，设置了第二个射击点。很快坦克进入了我预设的第二个射击点，不过此时的坦克时而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时而像一个欢蹦乱跳孩子，我知道这是我们的牵引车拉一个60多吨的重型坦克由于坡度牵引力不足造成的，看来第二射击点把握也不大。我只好又向前移动了炮口，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不发射，坦克将出了靶区了，没有射击机会了。

　　这时连蹦带跳的坦克好像稍微平静了一点，我不失时机的拉动了炮闩。一声惊天动地轰鸣，大地在颤抖，炮口拉出了长长火舌送出了炮弹。火炮发射的后坐力卷起了阵地的浮土，遮天蔽日，对面不见人影，空炮弹箱子也被火炮后坐力吹出10米以外。尽管我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瞄准镜还是把我眼眶撞击的生疼，两眼冒金星，耳朵被震的嗡嗡作响。我顾不得这些，急切的想知道是否击中目标了。靶场的浮土渐渐消失了，我迫不及待的从瞄准镜向前望去。眼前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说是击中了吧，瞄准镜中的坦克看的清清楚楚，完整无缺。没有击中吧，坦克一动不动了。此时副连长又下达命令“一发装填”，没等射击命令下达我就拉动了炮闩，目标一动不动多好的机会呀，心想此时不打更待何时？

　　又是一声巨响，阵地、靶场两处硝烟弥漫。这一下踏实了，两发穿甲弹打完了，就等结果，演习指挥部的各级领导都站到了高处，拿着望远镜向靶场望去。前后两发炮弹引起的烟尘使靶场一切都在朦朦胧胧之中，阵地上的人们越是想看清结果，靶场上的烟尘越像害羞少女的面纱，迟迟不肯露出那神秘的美貌。这时一阵微风从靶场袭来，送来一阵阵烤肉的香味，我知道，我肯定打中了。在这之前，杨参谋曾经让司务长买了老乡家一只狗，他想把狗放进坦克里，看看穿甲弹的威力。我肯定击中了坦克，在穿甲弹击穿坦克装甲的一瞬间，穿甲弹释放出了巨大能量，把狗烧死了。

　　事后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坦克的确被我击中了。尘埃落下之后，在瞄准镜里可以明显看到穿甲弹击中的痕迹，阵地上传来一片欢呼声。从领导的笑容、讲话也可以知道他们对这次实弹演习是满意的。在领导看来，我们这种火炮对付苏修坦克的突然袭击是非常有效的。演习之后，杨参谋曾拍着我的肩膀夸奖我，说我是我军第一个用大型火炮打苏修坦克的士兵，值得嘉奖。我觉得他有点言过其实，他主要还是为炮处在连队蹲点训练经验推广唱赞歌。特别是，尽管我没有见过苏联现在装备的坦克，但是我绝不相信我打坏的“斯大林4号”坦克是苏修目前主战坦克的代表。不过从宣传角度还是可以打消苏修坦克“恐惧症”的。领导的讲话、上级的宣传使我得到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表扬，不过也得到了连队有些领导的羡慕、嫉妒、恨，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油然而生。

　　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当领导们走了以后，副指导员找我进行了单独谈话。他提出这次实弹演习，我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而是单纯军事观点、大比武弄虚作假的再现。他的一席话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愣愣的看着他不知所措。他严肃的说：“你首先打断了钢丝绳，然后再打坦克，这不是弄虚作假是什么？都说你们城里人鬼心眼多，我看一点不假。”他这一番不着边际的无理推理，让我既生气又可笑。于是我嘲讽的反问道：“副指导员，我要是有用炮弹打钢丝绳的准头，我为什么第一发炮弹不命中打坦克呀？”“是呀，”他若有所思的回答道“这就是你灵魂深处的东西，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很好，这个问题你确实应该向组织上讲清楚的。”他肯定是在装糊涂，拼凑一些事实，进行毫无逻辑的推理，最后达到整人的目的。这种事我在“文革”中见的多了，跟我玩这套。想到这，我脑子一热，一摔门出了连部，后面还传出了副指导员的斥责声“这是什么态度吗？一点也批评不得，简直太不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