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下半年）（一）

　　“革命大串联”，这个名词很长时间没有听说过了，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人提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名词，但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却是有着一段难忘的记忆。

　　献给儿时的伙伴，现在已经老去的一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我们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事件，都有着不同的感受。老伙伴们可能已经忘却了不少往事，现在已然是饱经风霜、阅历丰富或者功成名就的老者，但是我们也有过懵懂、无知的童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对于一个懵懵懂懂的初中生来说一切是那么陌生。在学校，每天我们不用上课了，经常对我们这些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吆五喝六的班主任开始夹着尾巴做人了，对任课老师可以直呼其名。在家里，父母都自顾不暇，被隔离审查，所有这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多年来由于学习成绩经常受到老师的不待见，父母的责骂一去不复返了。这突然到来的“平等”，让我认识到我们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似乎提前来到了。

　　我每天无所事事，幸好那时开展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于是就和同学们一起到祖国各地游山玩水。但是好景不长，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中央发通知不让再搞串联了，正在沮丧之时，小学同学海阳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班同学一起到南方去作最后一次串联。正好我还没有去过南方，一拍即合。也没有什么可以准备的，就这一身衣服，走哪吃哪，不过需要带一点钱。

　　父母虽然隔离审查但是情况却大不相同，母亲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主要是现行问题，对文革有异议，处于拘押状态，不让见面。父亲有点历史问题待于澄清，主要还是走资派问题。由于他是单位组建领导，不少人都是他带来的，造反派们对他还算客气。他被隔离在办公室，必要时可以回家（由造反派押着），要钱也只能找“他老人家”了。

　　在办公室里，我见到了父亲，他对我的到来感到十分诧异，因为还没有到给我伙食费的日子。为了达到目的，我直接告诉他，到外地串联，造走资派的反。我心想，他不敢不答应，这是一个敏感话题，何况旁边还站着一个造反派看着他呢。果不其然，父亲没有接我的话茬掏出来钱包，拿出一张五元钱递给了我。我没有接，因为他钱包里我看到了还有几张十元大票。父亲见我没有接钱，知道我嫌少，嘟囔着“串联不是到接待站吃饭，带那么多钱干什么？”。嘿，关在办公室外边什么事他都知道，我心想。见此景，他又想再拿一元钱给我加上，我趁机抽了一张十元大票跑了。有了钱，我背了一个小包就出发了。

　　我如约而至到了北京站见到了海阳和他的同学，一共七个人。“这是洪胖子。”海阳把我介绍给他同学，这是“老冯，冯瘸子，这是米鹤都，老米，米耗子。”海阳也把他的同学介绍给我，同样也是“外号”，大家彼此都是点头示意就算认识了，看来这里老冯是“头”。老冯这个“头”确实不是徒有虚名，火车时刻表几乎能背下。由于不让串联了，我们办不了红卫兵车票离开北京，于是老冯带着我们离开了北京站，沿着铁路向东走去。走了十分钟左右，我们翻墙进入了北京站。在一个沙堆前，老冯示意大家先休息一会，北京发往上海的车还没有停靠在站台上。我们躺在沙堆上，仰望着皎洁的明月，静静的等候着。老冯的判断时间能力极强，我们7个人都没有手表，完全看太阳、月亮来判断时间，而且时间的判断误差不会超过5分钟。过了一会，老冯带我们上了一列停靠在站台的列车，车上还没有人。我们刚坐下来，许多人就蜂拥而至，刹那间车厢的过道也站满了人。列车徐徐开动了，第一站上海，这次串联和我以前串联大不一样，总是有点冒险的色彩。

　　火车走走停停开了两夜一天，在一个秋雨霏霏清晨火车驶入了上海站。由于没有办红卫兵串联车票我们只能分散和人群混出车站，然后在出站口集合。然而情况并不顺利，我们只出来了四个人。我们七个人是一个行动整体，不可能丢下三个人不管，于是我们只好又返回站里。在站长办公室我看见另外三个同伴，屋子里还有不少人，可以看出大部分是北京串联学生。海阳的妈妈可能是上海人，他会一点上海话，他正脸红脖子粗用不地道的上海洋泾浜话和站长吵架。“阿拉上海人，侬为啥不让我出站？”站长笑了笑，咕哝一句上海地道话，海阳无语了，只能讪笑着重复那一句话。站长笑呵呵的用普通话对大家说，“同学们，说什么也没有用，中央有文件，串联结束了，你们只能回北京，一会有一趟车去北京，我送你们上车”。见状，老冯给海阳打了一个手势，他们借故溜出了办公室。我们汇合后进行了商议，决定跟着下一次进站的火车再次混出上海站。

　　上海人非常精明，把上海站把守的像铁桶一般。我们屡败屡战，被扣的人数越来越多，每次都被送到站长办公室。站长对我们每次到来毫不在意并告诫我们，“上海站你们是出不去的，对你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老老实实回北京”。经过简单的磋商，我们决定不从上海站出站，在厕所一扇破碎的窗户处翻出去，顺着铁路沿线找机会出站，最终我们找到了一处低矮的围墙翻了出去。这是我第一次到上海，周边都是与北京少见的高楼大厦，仿佛到了西方世界。潮湿的空气中伴随着海腥味。上海，我们来了。我们得意忘形的唱着“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下午来到了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吃了点饭。接待人员不给我们办理住宿，要求我们坐晚上火车返回北京。好不容易到了上海就马上返回北京，真是岂有此理。我们悄悄离开了接待站，边走边玩，傍晚时分来到了一个建筑物附近。大家分析，这可能是一所中学，门口牌子已经没有了。大铁门锁着，传达室也没有人，看来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我们决定晚上在这里住下。

　　我们翻墙进入校区，然后从一扇破碎的窗户进入楼里。教室里的课桌椅有一层厚厚的尘土，看来学生们早就不来上课了。黑板画的乱七八糟，讲台上还留下了不少写大字报的纸、墨汁、浆糊。我们七手八脚的把课桌椅搭在一起，把大字报纸垫在上面当褥子。这时老冯拉了一下灯绳不亮，才发现教室里一个灯泡也没有，于是对我说，“洪胖子到旁边厕所里拧一个灯泡来”。

　　我来到教室旁边不远处厕所，里面有一个15w灯泡，灯光昏暗，灯泡外边罩着破损的铁丝网，难怪厕所还能剩下一个灯泡，原来如此。铁丝网被螺丝拧在天花板上，没有螺丝刀不行，干脆一使劲拽下来得了。可是当我刚触到铁丝网时，就觉得一个强大的力量推了我一把，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整条胳膊发麻，我马上意识到遭到了电击。正当我不知所措时，走廊传来老冯的声音，“耗子去看看洪胖子怎么了，去了那么半天了。”，老米进来看见我坐在地上调笑我，“洪胖子坐这凉不凉？”，我恨恨的想，凉不凉一会你就知道了。见我不理他，老米又问“灯泡那？”，我用手指了指上边。老米看了看铁丝网里的灯泡笑了笑，“这就没辙了？把网子揪下来不行了吗？”。自负害了老米，当他刚触到铁丝网，就坐到了我的旁边。老米是聪明人，吃亏的事不抱怨，否则只能说明你傻。他斜着眼看着我，我们俩都慧心的笑了笑。是呀，我虽然没有骗老米上当，可是也没有对他说实话，多少有点愧疚。

　　这时童昆走进来了，尽管是中学生可是已经发育的像一个小伙子，带着沾着橡皮膏白色塑料眼睛，下巴已经有了疏疏落落的胡须。老米冲我努嘴笑了笑，我当然知道什么意思了。老童看了看灯泡，也不和我们俩说话，可能料定我们俩无能，制服不了那个铁丝网。他上手就拽铁丝网，竟然没有电着他，我和老米都惊呆了。难道他居然有“金钟罩、铁布衫”真功夫？还是老米反应快，“棍子（他的外号），光拽不行，得拧着拽。”老童一拧不要紧，这时可能已经刚巧脱开的火线又碰到了铁丝网，童昆大叫一声，手缩了回来，但是没像我们俩那样坐在地上。我和老米开心的大笑不止。

　　这个玩笑开太刺激了。接着，海阳来了，他很瘦，外号叫“猴子”。名副其实，海阳真是“猴精”，看着我们三人都不回去疑云顿生，问这问那就是不摘灯泡。无奈，我和老童低头不语，但是老米善说，最终海阳也未能逃出厄运。就这样7个人都来到了厕所，被老米编出了不同的理由释疑，无一人幸免。老米的善说显示了他深厚的文学功底，日后据说成了大作家（出了不少书），这一点也不出乎预料。

　　这次串联让我由衷的佩服能考上师大附中的学子们，个个都是人精。小学升中学时我也报了师大附中，可惜没有被录取。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恨出考题的数学老师，记得一道送分的用倍数关系计算水库结冰、融化体积的应用题，结果我做错了。因为结冰的体积是膨胀的，遇热融化后体积缩小，而我做反了。在当时，我的知识里，万物都应该服从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最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老师上课曾讲过类似数学题，在课堂上我指出这个概念老师讲的不对，真可笑。现在想起来，人傻并不可怕，因为人的智商毕竟有高低之分。但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才是可怕的。这必将付出代价），可是水分子在氢键的作用下就不是这样了（后来上中学学化学才知道的）。数学一道大题做砸了，那个好中学还会要你？现在想起来，学习不扎实是很难考上好学校的，这也是历史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