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后，我们家在徐州定居，而伯父徐化鲁的家则安于济南。两地相隔千里之遥，空间的距离使得两家之间的往来变得寥寥无几。

　　我这一生仅有一次与伯父相见的机缘，那是在“文革”时期。当时年仅十六岁的我，从徐州搭乘火车前往北京串联，路过济南时，在伯父家中停留了几日。这一面，既是我与伯父的初次谋面，亦是最后一次相见。自那之后，直至伯父与世长辞，我都未能再与他重逢。

　　在我的印象里，伯父是一位慈祥且儒雅的老者，全然不像传说中那样令人心生畏惧。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竟是当年率领八路军战士在淄博战场上纵横捭阖、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徐化鲁司令。若非亲眼所见，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伯父身材并不算高大，与父亲相差无几。在徐氏三兄弟当中，他是唯一跻身于高干行列之人。据家乡的父老乡亲回忆，当年伯父的大儿子成婚时，伯父特意从省城济南赶回。他乘坐着轿车，身后还跟着几个挎着匣子枪的卫兵，那威风凛凛的派头，引得众人纷纷侧目。然而，对于伯父当年具体担任何种职务、官居几品，他们却都含糊其辞，说不清楚。

　　在撰写徐化鲁一文时，我借助百度进行了一番查找。百度词条是这样介绍的：

　　徐化鲁（1902—1994），阳谷县人。早期曾在国民党西北军教导师、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冯玉祥总部任少校营长等职。1933年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数次。七七事变前，任博山县联庄会训练大队队长兼总教练。1937年8月参加革命。翌年2月，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队长。同年4月后，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一团团长、先遣大队队长、后方司令部副司令员、泰山区副专员兼莱东县县长、鲁山专署专员等职。1945年后历任淄博特区专员兼城防司令、警备司令、沂山专署专员。全国解放后，任山东黄河河务局济南修防处主任等职。

　　1967年，我回到家乡，一位未出五服的三爷爷为我设宴接风。他精心炒了几个鸡蛋，拍了一盘鲜嫩的黄瓜，还打了二两老白干，将哥哥徐书函和我邀请到家中，一同开怀畅饮。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就连打酱油、买醋都需要凭票供应，三爷爷能够置办这样一桌酒席，实属难能可贵。

　　酒过三巡，三爷爷谈起过往经历，感慨万千地说道：“若不是你伯父徐化鲁，我早就命丧黄泉了。”说罢，脸上仍残留着心有余悸的神情，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抗战时期，三爷爷常常骑着自行车去集市售卖颜料。如今的人或许很难想象，那时百姓所穿的粗布，是由女人用棉花纺线织成的，织成之后并没有颜色，需要根据不同的需求染成各种色彩，而三爷爷赶集售卖的正是这种染布用的颜料。那时，三爷爷正值二十出头的年纪，骑着一辆洋车子（自行车），上身穿着白色短褂，下身穿着黑色长裤，头上系着一条洁白的布毛巾。看过《平原游击队》的人，想必都会记得那个巧妙糊弄日本鬼子的农民，一边敲着铜锣，一边大声呼喊：“平安无事了。”三爷爷当时的装扮，与电影里的那个农民极为相似。

　　一日，三爷爷正在集市上售卖颜料，只见从正南方摇摇晃晃地走来一个人，身后还跟着两个醉意醺然的壮汉。三人来到三爷爷身旁，为首的那个人恶狠狠地瞪着三爷爷。三爷爷心里明白此人不好招惹，赶忙上前赔着笑脸打招呼。谁料那人突然一把揪住三爷爷的衣领，迅速拔出盒子枪，对准他的脑袋，用枪顶着他的头大声喝道：“打死你个狗汉奸。”三爷爷顿时血流满面，疼得冷汗直冒，赶忙鞠躬作揖，急切地说道：“我不是汉奸，我是徐良府的村民。”

　　“徐良府的村民？”领头的人愣了一下，接着问道：“你是徐化鲁司令村的？”三爷爷连忙连连作揖，说道：“徐化鲁是我本家，我是他未出五服的三叔。”

　　“徐司令的三叔？”领头的人一听，头脑立刻清醒了许多，慢慢地松开了抓住三爷爷的手，诚恳地说道：“对不起，误会了。”另外两个壮汉也随即收起了匣子枪。就这样，三爷爷幸运地保住了一条性命。回到家后，他大病了一场，从此再也不敢到集市上卖颜料了。

　　伯父徐化鲁一生秉持清正廉洁的高尚品质，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的人际交往中，他都坚守原则，从不为亲属谋取私利，更严禁亲属打着他的名号为非作歹。然而，世事难料，在危急时刻，三爷爷竟钻了个空子，借他的名号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恐怕是伯父做梦都未曾预料到的意外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