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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一响”的年代

作者: 金石斋潘建 点击:122 发表:2026-11-19 08:42:12 0

摘要:如果穿越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问问当时人们过日子最大奢望是什么,大概率会给出“三转一响”的答案。所谓“三转”就是缝纫机的圆盘轮转、手表的指针轮转、自行车的滚轮轮转,“一响”是指收音机里飘出的声响。当时,很多家庭梦寐以求的就是拥有“三转一响”。这四样物件,撑起了一代人的体面与温暖。

  如果穿越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问问当时人们过日子最大奢望是什么,大概率会给出“三转一响”的答案。所谓“三转”就是缝纫机的圆盘轮转、手表的指针轮转、自行车的滚轮轮转,“一响”是指收音机里飘出的声响。当时,很多家庭梦寐以求的就是拥有“三转一响”。这四样物件,撑起了一代人的体面与温暖。


  缝纫机

  母亲最期盼的是缝纫机,也是“三转一响”走进我家第一个物件。

  父亲和我们姊妹仨曾提及说,之所以买缝纫机,是因为心疼你们的妈妈。家里有缝纫机之前,做衣服全靠妈妈手工一针一线缝制,晚上灯光昏暗,妈妈在灯下做针线活,稍不留神,手指就被针刺一下。针刺在妈妈手上,也刺进了父亲的心里,他暗暗决定攒钱,买台缝纫机。后来,全家人省吃俭用,攒够了买缝纫机的钱。但在那个商品经济供应的年代,缝纫机是凭票供应,这票并不容易拿到。父亲想方设法,终于托在县商业局工作的二舅,花100多元钱(当时是父母三四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蝴蝶牌”缝纫机。

  这台缝纫机是妈妈的宝贝,她不许任何人靠近,更不许任何人乱摸。那个年代,缝纫机非常珍贵,整条舒家巷也就两三台。我们一家人的衣裳全靠妈妈的那台缝纫机,妈妈每天白天到厂里上班,夜晚就伏在缝纫机前忙碌起来。

  在昏暗的白炽灯前,妈妈那瘦弱的身影,埋头坐在缝纫机前,左手布料,右手转盘,哒哒哒——有节奏的缝纫机声,总是似摇篮曲一般伴我们入梦,清晨,那“哒哒哒”的清脆缝纫机声,又会伴随我们醒来。我们姊妹仨人身体长得快,衣裳要量身定做。妈妈用软皮尺给我们每人量袖长、肩宽、腰围、臀围、身长等,把名字和尺寸写在小本子上,画出很多纸样板。再去街上买来各种布料,帮我们做棉袄、衬衫、长裤、短裤等,春夏秋冬装,厚的薄的,一套又一套。

  妈妈做衣服的裁衣台是把门板取下,用两条长木凳架起的,上面铺了底布。做衣服时,她先铺布料、抚平,按纸样板用画粉画出轮廓,然后手挥一把大剪刀沿着画粉线裁剪,落剪快,不犹豫。一条条、一块块布料裁好后,妈妈轻快地踩动缝纫机,脚踏车上下摆动,带动大轮、大轮通过皮带带动缝纫机上的小飞轮旋转,缝纫针带着细线上下跳动。妈妈轻盈地推动着叠加在一起的布料过针脚。随着针与线有节奏地跳动,缝纫机发出“嗒嗒”声,上下线把两块面料缝在一起。妈妈低着头不断地踩缝纫机让布料过针脚,一条条裤子、一件件衬衫、一套套棉袄在她的縫纫机上完成了。缝好的衣服,先不熨烫,让我们试穿。如果非常合身、得体,再用熨斗把衣服熨平,熨出褶,熨得有模有样,最后再钉上纽扣。

  大年初一,我们姊妹仨穿上妈妈做的新衣裳去走亲戚拜年,那时幸福感与温暖感遍布全身,妈妈每次做完衣裳,都要把缝纫机收拾得干干净净,注入少许缝纫机油,防止缝纫机的齿轮生锈,最后套上一个布罩防尘。

  那时我的好奇心泛滥,总喜欢偷偷地钻进内屋,好奇地摸摸缝纫机上那块光滑的面板,那金黄色的面板,布满清晰的木纹,那种光滑度在其他任何家具上是见不到的。更喜欢摸一下缝纫机上那只栩栩如生的蝴蝶,感觉吹一口气,这只蝴蝶就会惊醒,从缝纫机面板上飞起来。

  一次,我瞒着妈妈好奇地揭开布罩,踩踏缝纫机,让缝纫机空转,针脚上下跳动,速度极快,我以此为乐。哪知乐极生悲,一不小心,在一旁的妹妹伸手去抓针脚,手指被缝纫针扎穿,嗷嗷大叫。我怕挨揍,赶紧逃之天天。剩下那被扎了手指的妹妹动弹不得,侧着脑袋,手指被缝纫针扎穿,卡在针脚下,哭天喊地。现在想起这一幕,我的心还在颤抖。

  那时候,我经常拿妈妈缝纫机抽屉里的画粉,以画粉代替粉笔,在墙上或地上乱写乱画。现在想起这些往事,仍然觉得好笑,笑我们那年代的孩子太无知,也无聊。

  搬过几次家,妈妈是家搬到哪儿,就把这台老缝纫机带到哪儿。衣服破了,或者开线了,妈妈就用这台缝纫机修修补补,保持着节俭本色。这些年,我也常常走进妈妈的房间,仔细端详着那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摸摸它的面板和机身。那只金灿灿的蝴蝶镶嵌在机身上,依然那么灵动如飞。


  手表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只有父亲戴着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他在工厂里是出了名的车间“小劳贵”(机器保全工的俗称)。上班时要求掐着点儿检查机器安全生产,早出晚归,不能迟到早退,一天也离不开手表。

  那个年代,在一般的人家里,别说手表了,能有个小闹钟就很不赖了,至于座钟、挂钟之类的,更是让人稀罕的奢侈摆设儿,装饰的作用似乎更大于它提醒时间、记载光阴的实际用途。我和小伙伴们在闲玩儿的时候,常做的一个游戏,就是用圆珠笔在彼此的手腕上画手表。一边画着,一边笑闹着念叨:“咱俩好,咱俩好,攒上钱,买手表。你戴戴,我戴戴,你是地主老太太。”有时,左手腕上画了一只还不满足,右手腕上也要画一只。画了手表的,笑嘻嘻地端着自己的手腕子,装模作样地看了又看,很是沾沾自喜,仿佛那里真的戴上了一只手表似的。而且,画好后舍不得洗掉,小心翼翼地,能保留上好几天。

  大人们也有玩把戏的,出的洋相也不少。记得,我大伯去街上百货公司买个小闹钟,非要让人家售货员再给捎带个小的(指手表),算是“饶头儿”,把那年轻的女售货员急得满脸通红,弄得哭笑不得。回来后,别人笑他不懂行,不知道那小的比大的要贵得多哩!大伯却诡秘地一笑,说。“我咋不知道?我是看那个小闺女儿长得挺俊,说话儿也好听,故意逗她玩儿哩!”

  印象中,刚去厂医务室上班的四伯,买了块新手表,兴奋得不行,生怕别人不知道、看不见。可要是不在人前显摆一下呢、又实在憋不住。于是,欲藏还露,欲语还休,给人看病时,总是装作有意无意地往上撸一撸白大褂工作服的袖筒儿,让手表在袖口儿那里若隐若现;要不就高高地抬一抬胳膊,让那只银光闪闪、锃光瓦亮的手表灯光下忽闪忽闪一下人的眼睛,然后就等着人们羡慕地问他:“哈,潘医师戴上手表啦?”“啥牌子的呀?”“啥时候买的呀?”“从哪儿买的呀?”“叫看看!叫看看!”别人越拉着拽着、追着喊着问,他倒越扭捏了起来,其实心里满是得意和欢喜,然后,才慢慢地摘下手表来,交给人们“欣赏”一番,还一个劲儿碎嘴子似的叮嘱着:“慢点儿,别给摔了!”

  最有趣的是我四伯戴着手表,有时还故意没话儿找话儿地去问别人:“现在几点了?”人家说不知道,他就亮出自己手腕上的新手表,左瞧瞧、右看看,然后再告诉人家是几点了,弄得对方一时间莫名其妙。他最得意的时候,是有人拉住他,向他打问时间。呵,你看他那个动作吧,把胳膊高高地抡起,一抹袖子,然后大声地报出个数儿来。

  我长大后戴的第一只手表,是在1988年的秋天刚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让在商业局工作的二舅托熟人给买的,是上海手表厂生产的“海达”牌手表,花了30多块钱,亮晶晶的很是好看。那时,学校每月发给我们的菜票才18元,这只手表在当时,也算是很金贵的了。只可惜,在我快毕业的时候给弄丢了。记得那是我到水房里去洗脸,把手表摘下来,顺手放在了水泥台上,等洗完了脸,甩了甩手就走了,等忽然想起来再跑回去找时,我的“海达”早不见了。

  后来,我又有过好多块手表,有自己买的,也有参加活动得到的纪念品。但多了也就不稀罕了,好多表戴不了多久,就扔在了一边。时针、分针、秒针停了下来,停滞在某段岁月里的某一时刻。


  自行车

  父亲最期盼的是自行车。我家住在南城郊,公交车还没通,人们出行多是步行。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永久牌的。当年买自行车还得凭票买,一张车票能让一家人念叨大半年。父亲攒了小半年工资,托了单位的熟人,才换来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那会谁家有自行车,比现在家里有宝马、奔驰还有面子,整条南大街都合到一处,也就那么几辆。“前轱辘滚,后轱辘滚,当中夹个小孬种。”这是没车的人家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表现。

  新车推回家那天,全家都围着转,父亲仔仔细细给车梁缠上碎花布,车座套上带穗的布套,车条绕上彩色毛线,车铃都要反复摁几遍,听那“叮呤呤”的脆响,眉眼间全是欢喜。往后的日子,这辆车成了家里的“功臣”,父亲骑着它上班,骑着它去买米买煤,骑着它下乡走亲戚。

  当然作为孩子,我对手表、缝纫机都是不感兴趣的,却独独对父亲的自行车觊觎不已。但父亲整天忙得脚不沾地,看不到人影,自行车哪有停留的时候。只能趁父亲晚上喝酒吃饭时,把他的自行车偷偷给推出来,和其他从家中偷车出来的小伙伴趁着夜色切磋技艺。

  我们那时大约只有十来岁,身矮腿短,跨不上大杠,只能偏腿斜别在三角架里咯噔咯噔地蹬上小半圈。这种骑行方式有一个通俗明了的名称:别大杠。远观之,只见车身歪在右侧,人身斜在左侧,看着摇摇欲坠心惊胆战,却又出奇的平衡统一牢不可破。因身高所限,我们的眼睛似乎还没车把高, 但这并不影响骑行,那时上学作业少,又没有电视手机什么的荼毒视力,每个孩子的眼睛都明亮如猫,黑月头也能把路看得一清二楚。我们排成车队,在大街小巷里嘀嘀铃铃地绕行,给街巷死寂般的夜晚平添了些许不安分的音符。

  稍大时,我虽还够不到坐垫,但可以“骑大杠”了。我们把车推得飞快,左脚尖蜻蜓点水往车脚搭上的转轴一跐(踩脚搭高度不够),右腿一个秋风扫落叶已然骑到大杠上去了。然后又咯噔咯噔两脚尖点着脚搭划出小半个弧,想再往下瞪,脚就够不上了。若下车,又如法炮制,很有点杂耍的意味,但的确比“别大杠”要先进多了。

  技艺提高,眼界就开阔。就如小蛇变成了苍龙,小沟河汊已满足不了膨胀的欲望。我们骑出街巷,骑到河对岸任家垛的麦场,骑向花园村的田野,甚至更远的南郊化肥厂地界。任家垛空旷的麦场其实才是孩子们最好的游乐场,地面平整如镜,草堆柔软似棉,入了夜就变成了一片平静的海,我们骑着自行车犹如一只只耐不住寂寞的鱼儿,绕着那些礁石,劈开一片片欢快的浪花。有一次我突发奇想,鱼儿撞向礁石会怎么样呢?于是猛蹬着车径直向草堆撞去,就听一声闷响,我突地脱离了车的束缚,越过车把飞上了草堆,又从草堆滑落在地。好在麦草蓬松柔软充满弹性,我毫发无损,但以后再不敢冒失做这样危险动作了。

  最值得骄傲的一次是住北门菜家垛的大舅家二表哥来玩,回去时没车坐,步行又太远,于是沿着丰收路骑车把我带到北水关,然后继续步行回家,让我独自骑车返回。这是我第一次在石子公路独立骑行,还是七八里远的遥远路程,难免有些紧张。好在那时路上人少车少,并没有多少危险。先前一路平坦,骑起来尚好,到接近家的跃进桥时变成上坡,骑起来就有些费劲了,我只得改变策略,身体左右冲突,左歪一下右腿挂在大杠上,左脚借机狠狠蹬满一下脚搭,然后借势换到右侧,左腿挂在大杠上,右脚再狠狠蹬满一下脚搭……虽多费了点劲儿累得满脸通红,但效果着实不错。引得一位骑车赶超过去的年轻人回头给我竖个大拇指,说:“这小伙,真能!”

  后来,我上高中的那年,父亲给我买了一辆“永久牌”的二六斜杠自行车,那真的是跟宝贝一样的存在。我每天自由自在地骑着自行车去上学,有时骑到无人的空地,我会张开双臂,像自由飞翔的鸟儿一般来个“大撒把”,骑得飞快!


  收音机

  比起“三转”来,似乎“一响”更要稀罕珍贵。60年代末期,父亲喜欢自己动手鼓捣电子产品,从《无线电》杂志上描画下来电路图,并按图组装了一台单管收音机。为此,文革时期父亲被打成搞地下无线电的反革命分子,下放至唐子镇米厂,干起铲米糠、扛笆斗的苦力活。文革后,父亲得以平反,返回城里在立新米厂酿酒车间做酒保管员。

  父亲组装的那台半导体收音机,黑色的,方方正正的,有八十厘米长,四十厘米高。自从有了它,家里突然有了些响动,这对于我来说,比得到什么玩具都开心。我蹲在一旁,看着父亲把收音机的电池仓打开,把一节节大公牌电池装进去。装进去的大公牌电池有我拳头那么大,家里用的手电筒只需要用两节这样的电池,而这个大家伙需要整整八节。

  电池装好后,父亲把收音机放在窗台的桌子上,从收音机的上方抽出了一条细长的金属天线,然后转动收音机上的圆形按钮,进行调频,先是一阵嗞嗞啦啦的声音,然后就有清晰的人声传来。

  里面的声音有时候是新闻播报,有时候是歌舞节目,还有讲故事、说相声等等。我们小孩总是记不住收音机播报的内容,只是感觉这里面的声音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温柔好听,让人着迷。

  那年代,能坐在屋里听上收音机,真是极好的日子!有了收音机后,我们家相当热闹了。就说邻居孙叔叔吧,每天必到我家“点个卯”。一进屋,他直奔桌上摆着的收音机,哗哗地拨着两个波段,实在没什么节目了,还会听一会儿外国语,我们谁都听不懂,他也听不懂。在傍晚的时候,家里突然多了很多客人,左邻右舍的人都到我们家里来听听广播,聊着我们小孩听不懂的事。

  收音机在孩子们眼里,那时还是一个新鲜玩意,我儿时的一些好伙伴们没事就到我家听收音机。当时让我在小伙伴中很有面子,也很荣耀。

  听收音机是那个年代最佳的精神食粮。我是伴随着父亲的收音机而成长、获得知识。

  每到下午放学后,17点整,一到开播时间,我就把收音机放院子里调大音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一段欢快的乐曲后,稚嫩的童声响起:“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每逢此刻,左邻右舍几个玩伴都会兴高采烈地跑过来,规规矩矩地坐好,一起倾听广播节目,收听节目主持人,我们可亲可爱的孙敬修爷爷悦耳动听的声音。他那一个个有趣动人,富有哲理的故事,是孙敬修爷爷给予了我们心灵的启迪。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孙敬修爷爷讲的《西游记》,我和伙伴们听完还会互相复述,彼此纠正一番。那时候,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康英老师、徐文艳老师讲的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小红帽》《鸡毛信》《半夜鸡叫》……听着,听着,我们心中充满了快乐和想象,眼前展开无限神奇和广大的天地……

  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正在热播,大人孩子都痴迷她的评书演播。人们听着《岳飞传》,讲着《岳飞传》,个个豪情满怀。

  每天中午12点整,我父亲都会准时打开收音机播放评书《岳飞传》,小桌子旁围着一圈儿邻居伙伴们。随着刘兰芳声情并茂地表演,我们都不敢大声出气儿,生怕错过了哪个小细节,甚至谁感冒了都硬憋着不敢咳嗽。如果赶上信号不好或有点儿杂音,人们好像要把脑袋钻进广播里似的。

  当时刘兰芳的《岳飞传》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和单田芳的《三侠五义》《杨家将》等一系列评书伴着我们渡过美好的童年,也给我们的童年增加了许多的乐趣和书本里学不到的知识。

  到了八十年代,父亲改装了那台组装的收音机,安装了能放磁带的录音磁盘,算是升级版的收录机,适应了当时生活的时尚和潮流。

  于是,父亲那台组装的收音机,除了收听广播,还能放磁带。一盒盒小小的磁带,有着花花绿绿的封面,用塑料盒装着,特别精致。打开包装盒,拿出那小小的磁带,放进收音机里,随着两个齿轮的转动,优美的音乐从收音机的喇叭中传来,温婉,动听。

  如果是播放旧的磁带,有的时候还会卡带,细长的褐色磁带条会卷进收音机里。父亲慢慢把磁带条从收音机里拨出来,再用筷子转动磁带上的小齿轮,把磁带条慢慢卷进去。要是这一节磁带条已经用不成了,父亲就把这一节用剪刀剪掉,再用胶布接起来,这样还能听。

  那时候,我正准备读高中,我的大部分学习方式从收音机过渡到了录音机,听原版英语磁带,提高口语和听力能力,效率比之前提高了很多。

  记得有一次,我一不小心把收音机从书桌上推滑到地上,它的声音“沙哑”了。我怜爱地拿起它,用胶布把它身上的伤痕都包扎好,又似懂非懂地拨弄几根导线,它竟然恢复了原来的音色,我欣喜若狂!我不能失去这个一直陪伴我学习的“挚友和恩师”,我把它擦得干干净净,放到书桌上,父母看着也笑了。

  这台收音机,很大程度上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它是不求回报的良师,是为我指引方向的导师,是开阔我视野的课外辅导员,是培养我良好品质的技艺高超的教练,更是教给我生活知识的指南和书库。直到今天,我仍然有听收音机的习惯。每到节假日,我都会打开它静静地听上一段,仿佛又回到了它默默陪伴我左右的那些日子……

  多年过去了,“三转一响”早已成为云烟往事,但儿时那些记忆偶尔反刍出来,依旧氤氲出一抹淡淡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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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文章以“三转一响”为情感线索,将老物件与家庭温情、童年趣事巧妙交织。本文以温润细腻的笔触,深情的回望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转一响”的时代记忆。从母亲灯下缝纫的哒哒声,到孩童手腕上圆珠笔画出的手表,从父亲珍爱的“永久牌”二八大杠,到承载精神食粮的组装收音机,作者将宏大时代浓缩于家庭微观叙事中。这不仅是对一件件老物件的追忆,更是对一代人质朴温情与奋斗底色的致敬,读来令人动容。推荐阅读赏析!编辑:攀登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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