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7日（周二），西安外国语大学主校区五四广场举办“民族团结进步交流展演暨第六届民族文化节”，主题为“培根育魂，石榴花开”。开幕式时间为12：10-12：40，吴耀武校长及近千名师生参与了这场丰富热闹的活动。

　　西安外国语大学接受少数民族预科班学生后，校园学生和教师成分更加多样化，民族文化教育成为校园文化的又一大特色，自2020年起学校开始办了第一届“民族团结进步月／民族文化风采展”，那时预科班的少数民族学生在西外老校区的“中华文化体验中心”等教室里上课住宿，给原本中西文化融合最有特点的校园增加了浓郁的中国多民族文化特色。

　　2021年10月13日举办的“首届民族文化风采暨少数民族学生工作室揭牌”活动，邀请老教师老职工们为第一批参观者。那一天我们见识了五彩缤纷的民族服饰和各具风采的少数民族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地区的莘莘学子，穿着自己家人缝制的各式民族服装，拿出家乡的特色美食请我们品尝，向我们介绍多种民族文化。年轻俊朗的面容，活泼热情的举止，是西外校园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真实展示——青春、美丽如花绽放，使10月金秋校园更加靓丽多彩。

　　一个身形高大魁梧的男生走到我旁边，他穿着彝族服装，一开口便语惊四座：“老师知道不知道长征时和红军首领结拜的彝族首领？”

　　“知道。彝族首领小叶丹。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彝海杀鸡歃血为盟，结拜兄弟。”

　　“小叶丹是汉译名字，彝族名字叫果基约达，全名是果基·叶吉·约达，果基是家支的姓，叶吉是父名，约达是他自己的名字。是我们果基家支首领，我的曾祖父。”彝族学生说汉语带口音，他说来自四川大凉山，我以为带四川口音，也是听惯了的，但不知怎的，讲到老祖的彝族名字我老念错，还记不住，我一度听成果敢，约旦，被他纠正了好几次。曾祖母的名字更麻烦，名字长且发音生疏，连说了好几遍都不对，我反应不过来相应的汉字，只记住了一个‘mo’，还不知道怎么写。这还不是奇特的，他后来说出来的话，才真叫我目瞪口呆：在我们的记忆里，除了彝族首领小叶丹与刘伯承结拜兄弟外，其他故事一无所知。

　　一直备受欺负的彝族兄弟，第一次遇到了帮助穷人，把他们当兄弟的红军，这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军队；开始他们不许红军过路，甚至抢走了工兵连的枪、设备，剥去了他们的衣服，这些最能激怒人的举止却没见军人们动武。听了家支人的汇报，小叶丹动了好奇心，他亲自去见红军首领，在彝海边和刘伯承深入谈话后，他完全信服了，那位亲切待人的红军将领和他的部队是平等待人、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军队。为此彝族首领拿出了全部诚挚和信任：他要和红军首领结拜，刘伯承痛快地应允，按照彝族习惯，他们在彝海边取水代酒，杀鸡歃血为盟，义结金兰。刘伯承首先喝了血酒，对天发誓，尊为大哥。”

　　果基约达（小叶丹）是四川大凉山冕宁彝族果基家支的首领——“家支”是凉山彝族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基本单位，比汉族的“家族”大得多，是同祖、同谱、共进退的血缘政治共同体（注；本文中的“家支”为彝族社会学术语，指父系血缘氏族组织，非“家族”之误，）。相比较近亲的“家族”，家支是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靠父子连名谱系统起来的血缘共同体，“同祖先、同姓氏、不通婚、共厉害”；“家”是大的宗族，“支”是下面分出来的支系合称“家支”。大凉山地区当时有三大家支—果基，倮伍、罗洪；果基（沽鸡）家支就是小叶丹的彝族血缘集团。

　　那位彝族学生和我讲述果基家支那段长征往事时，我并不了解彝族的风俗习惯，不知道果基约达（小叶丹）和刘伯承彝海结拜的真正意义，想象不到红军将给大凉山彝族地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曾祖父还参加了红军。果基家支有一支红军的队伍。”我大吃一惊，他说，“所以，成立了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还授了旗，是刘伯承授的。这面旗帜一直在我家保存着，是在编的彝族红军，虽然没有跟随长征，但四川大凉山地区始终坚持战斗。他们让国民党军挑拨彝民与红军的关系，制造双方冲突的诡计彻底落了空。红军走后。国民党军来了，逼老祖交出军旗。老祖绝不交旗，并告诉整个果基家支，人在旗在，就是我不在了，也要护住红军军旗。最后被国民党军害死了。旗帜由曾祖母保存。”

　　“给国民党迫害死了？”

　　“是的。他和国民党军斗，拼了性命也没交出红军旗。”

　　不知不觉我们周围围拢了不少同学和老师，一个彝族学生，讲那段鲜为人知的家史：长征时期最著名的红军将领与少数民族首领彝海结盟人尽皆知，但这个故事的后续，知道的人少而又少。

　　现场很安静。都在静静地听。

　　时间过了4年，我一直希望能找到相关史料。直到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央视等国家一级媒体连续播出的历史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征途》；理论文献片《万水千山》等高度还原了长征，证实了4年前那位彝族学生讲述他们果基家支长征时期的历史全是真的！4年前的震撼，4年的积累思考，这半年来的印证和感动，那位彝族同学口述的家史，令我难以忘怀。

　　1935年5月22日，刘伯承不仅在彝海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还在当晚宴席上请了果基家支18个头人，也请了果基的冤家罗洪作一。席上刘伯承拒绝了小叶丹想打冤家的请求，他劝小叶丹：彝人不打彝人，应团结一致打军阀刘文辉。那晚他授予小叶丹一面“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军旗，写了委任状任命小叶丹（果基约达）为支队长，他弟弟果基尔拉为副支队长。在那面军旗下接着“沽鸡支队”续写了“长”和“小鴉頭”“小鴉頭”是果基约达彝语名字的昵称“小约达”，带有当地方言口音的最早汉译音；直到上世纪60年代，“小约达”才译为“小叶丹”，出现在1964年公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长征——彝海结拜”，还有一首彝族歌曲《情深意长》。这首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1935年5月22日晚上刘伯承授予小叶丹红军军旗上的完整书写为“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长小鴉頭（小约达）”。小叶丹性情倔强、豪爽，善交际、讲义气，懂汉话并粗通汉语典故，在中年时已熟悉习惯法与典故，能言善辩，成为当地彝族的政治代表、重大事件的裁决者之一。他不仅在本家族内颇有声望和号召力，就是在冕宁一带也是有影响的头人，被视为“善于辞令的尊者”。因其任家支首领时年纪较其他头人都小，故此称小叶丹。

　　这是红军带出来的第一支少数民族武装。刘伯承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员；那一晚他和小叶丹一直谈到天明，第二天就带领红军队伍借道冕宁彝民区赶往安顺场，准备强渡大渡河。彝人打着红旗，背着枪来送红军，小叶丹给大哥送来彝族最重的礼：把自己的坐骑大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送20名彝族青年跟红军学打仗，以后打刘文辉；还送了两名年轻姑娘。1935年的大凉山彝族还处于奴隶社会：家支各有地盘，打冤家为了争强，为了掠夺；这些都是黑彝贵族、首领小叶丹自己的私人财产。但到了红军这里，大黑骡子归了公，可驮物资辎重，可救护伤员；彝族青年参了军，年轻姑娘在红军总政登了记，发了灰军装，当上了红军卫生员，负责照顾护理伤员，用彝语和沿途彝民沟通，方便红军为彝民老乡送医送药。他们都成为红军战士，从“私产、奴隶”变成了人人平等，官兵一致的“同志”。刘伯承除了萧华代他送给小叶丹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外，又送了10支步枪和一批弹药，发给沽鸡支队做装备。出发时小叶丹派出4个向导，协调彝族各家支，保证红军快速安全地通过彝区。刘伯承回话说这条道路一直要通着，后面还有大部队。

　　国民党军对少数民族烧杀掠抢，彝汉矛盾很深，企图利用彝汉文化隔阂、彝民对红军的不了解制造混乱，从而达到阻止红军通过彝区的目的。他们绝想不到会有彝海结拜，想不到彝民出现了第一支红军武装，更想不到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会任命彝族贵族成为红军沽鸡支队的支队长、副支队长。

　　那一天刘伯承和小叶丹在彝海边谈了什么，学生没仔细讲。但我们都知道蔣介石妄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早在通往大渡河大道上布满了重兵。可刘伯承偏选了通向百里彝区的小道，绕道安顺场。他把激烈对抗的危地变成了兄弟相亲的坦途。党中央、中革军委一系列民族政策是红军和平借道成功的保证。为了避免和彝民反生冲突，红军总政治部就此印发戒令：绝对不准骚扰少数民族兄弟，绝对遵守少数民族风俗，绝对不许把少数民族富裕户当土豪打。彝汉平等，都是兄弟。这是党中央的民族政策，更是红军严格的军纪，用和平方法借一条路，让少数民族成为信任红军的群众，支持红军的基础。事实证明，红军感动了果基家支和他们的首领，也有了彝海结拜流传91年的佳话。

　　授旗后，小叶丹以红军支队长的身份在彝区坚持斗争，在国民党军、彝族反动势力的威逼迫害之下，宁可倾家荡产（被罚白银1.2万两，母羊120头），拼了性命护住那面红军军旗。他把军旗藏在背篓的夹层里，危急时随身携带。他不改初衷，从1935年5月22日坚持到1942年6月18日，直至遭反动势力伏击牺牲。7年里，他不交旗，不废番号，不变身份——他始终是大凉山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支队长，军旗在，部队就在，红军就在。小叶丹被关押一年后才获释放，1942年6月18日，在国民党挑起的彝族内部械斗中，小叶丹遭到被国民党军队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年仅49岁　。留在冕宁越嶲一带领导彝汉人民武装斗争的原红三军团卫生部政委黄应龙最终也被俘遇害　。刘伯承始终惦记着他的彝族兄弟，四川解放后他以西南军区司令员身份嘱咐要尽快找到小叶丹，准备邀请小叶丹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派人回到彝区找寻小叶丹的家属，给其弟弟和家人以诸多帮助。

　　小叶丹没等到红军回山的那一天，临死前护着的还是那面军旗。

　　保护红军军旗的责任落在果基约达（小叶丹）夫人倮伍伍加嫫身上。

　　“祖奶奶东藏西藏，想尽了办法；藏在家里一翻柜子就发现，藏在羊圈里，埋在地下都会污染损坏。一面军旗很大，不是随身物件不好藏。祖奶奶想到最后，决定缝进百褶裙里不离身。百褶裙展开足够大，完全可以藏纳这面军旗。夜深人静，祖奶奶铺开百褶裙将红军旗细针密线缝了进去，贴身穿着百褶裙，将红军旗时刻护在身上。这一穿就是八年。国民党军多次抄家，任凭如何翻找，就是找不到这面旗帜。直到1950年冕宁解放，祖奶奶才取出这面彝族红军估鸡支队的军旗献给国家，现在这面旗帜收藏在北京国家军事博物馆里。”

　　1950年，冕宁县解放。小叶丹的妻子和弟弟等人遵照小叶丹的遗嘱，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交于当地驻军，请求部队将此旗转交给刘伯承。

　　太精彩了！所有人听得凝神静气。

　　彝族学生高大帅气，白色衬衫外斜挂着蓝色花纹的披风，典型的彝族服装。我想他应该是继承了果基家支父辈的血脉，音容举止间留下了老祖果基约达的身影。1935年5月22日，果基约达接过刘伯承授予的红军军旗，接受了任命，那时红军正在艰难的战略转移之时，他却义无返顾地参加红军，把整个家支都投放了进去。果基家支在凉山地区很有影响，国民党军威逼利诱，果基约达毫不动摇。他护的不仅是一面军旗，还是彝海结拜的信义，绝不背叛誓言的忠诚。

　　彝族学生找到我来谈这段红色家史，源于2020年11月2日的那场“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讲座。西外是陕西高校最早记述授予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的志愿军老兵战史、校党委最先提出全校学习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的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是西外第一个开展抗美援朝专题讲座的教学单位。我是该专题讲座的主讲老师。

　　我们参与的“百面战旗红”大型文创中有18面“抗美援朝”战旗，我有针对性的选择了志愿军50军的“白云山团”战旗故事：这支部队来自云南地区，含彝族、白族、傣族，哈尼族等多民族官兵，是志愿军里少数民族战士最多的部队。

　　50军前身是长春起义的滇军60军，属1950年10月志愿军首批入朝部队，先当预备队，军长曾泽生憋屈得“连被彭总骂都没资格。”60军在国民党手里是杂牌，被克扣粮饷、被排挤，蔑称“60熊。”

　　50军在抗美援朝战役中打成了“50勇”。我讲述他们的战例：“第三次战役1951年1月3日，50军149师在高阳佛弥地用手榴弹、炸药包、爆破筒近战，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是志愿军唯一的成建制歼敌坦克的部队：毙伤、虏敌690名，击毁缴获坦克31辆，装甲车／汽车24辆、榴弹炮两门。

　　“1951年1月4日晚，50军先头部队率先打进汉城……”

　　我一直对大学生听这类军史课信心不足，那些枯燥数字陌生环境，残酷的战争距离和平时代的大学似乎很遥远，学生们课上玩手机、做作业，低头干别的事，甚至打瞌睡都快成常态了，没想到这个预科班还真出乎意料。

　　他们也有低着头看手机的，但大部分同学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课没讲散，没睡觉已是大幸。我继续讲着战旗故事：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3月，面对数倍敌人在汉江两岸死守50昼夜，50军与38军并肩“西顶”，伤亡极重：入朝3.3万，打完约剩1万。毙伤俘敌1.1万，击毁坦克装甲车70多辆。白云山是汉江南岸军事要点，守备部队50军149师447团。

　　白云山阻击（1月27日－2月5日）447团血战白云山11昼夜，打退敌10余次进攻，毙伤敌1200－1400。面对强敌打得坚决顽强，宁死不屈。美军劝降，国民党特务喊着“国军兄弟们回来吧，”许他们封官进爵领大赏，被50军战士们当面啐了回去：“老子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志愿军，滚！”“保家卫国决不投降！”

　　此战荣誉：打出“白云山团”战旗——志愿军唯一获此荣誉的成建制步兵团。蔣介石想不通：当年看不上的杂牌，怎么就打成了50勇？”

　　全场哄堂大笑，热烈鼓掌！

　　几个低头看手机的学生举着手机高喊：“是真的！老师讲的是真的！我们查了，50军底子是滇军，云南少数民族很多！抗美援朝我们参加了，我们参加抗美援朝了！”

　　与矜持的汉族学生相比，少数民族学生热情奔放，如此直接的表达让我猛地一震：他们喊出了一个事实，一个被我们汉民族文化长期忽略的真相——少数民族作为国家的主体，责无旁贷地参加了这场立国之战，以极大的牺牲和非凡的勇气，顶住了强大的敌人，打出了志愿军的军威。前辈的义无返顾，保家卫国，让他们的后代感到无比骄傲自豪！

　　汉江战后曾泽生见彭总，彭总紧握他的手：“50军打得好！你指挥的好！”向作战官兵鞠躬致谢！曾泽生红着眼眶说，总算在兄弟部队抬起头了。彭总说：“共产党军队里没有杂牌军，我彭德怀向50军的同志们致敬！”

　　讲座出乎意料的气氛热烈，有老师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说没关系，让他们说，让他们喊，他们听进去了。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解放军某军校。他们的前辈志愿军老兵到达现场时全场肃立，掌声雷动。政委悄悄告诉我，这些来自地方985高校的军校生听政治课，也有地方高校玩手机甚至打瞌睡的通病，但这次不同，所有同学全神贯注，对志愿军前辈表示了极大尊重。演讲结束后，解放军学员不能像地方少数民族学生那样热烈奔放地直接表达，他们有纪律。他们有他们的表达方式，那就是把高亢的《志愿军战歌》足足唱了20遍，停都停不下来。

　　也许我们的讲座从更深、更广的视野，多角度地讲述了共和国创建和成立后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老一代人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不怕把牢底磨穿，不怕经受难以想象痛苦挫折，无数流血牺牲很多都是当时的青年，他们义无返顾，勇往直前，为的是坚定的信念。我们的讲座折叠了时代，完成了那时的青年与现代青年的对话——打动当代青年的是活生生的实例，是真实存在的英雄，是具体数字，是一组组口述的画面，具化了他们从小听惯的理论，激发了年轻一代潜在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特质。这些，不仅中国青年一代具备，也是全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

　　讲座不同于政治课的地方在于有相对的针对性和选择性，可以根据国家当前的重点热点选择话题，但其备课授课的份量绝不轻松，讲西外那五个健在的志愿军老兵，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收集、积累、核对资料，多次采访耄耋老兵，写了3万多字的文章，拍摄了视频。后来的大型文创“白面战旗红”更是集中了相当的军事历史专业人才，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罗援将军指导审阅下完成的。正是这些厚重准确的资料，真实战史、具体数字还原了抗美援朝的一角，形象地解释了什么是“抗美援朝”精神。这些在网上还没有的实例和非PPT，非重复性的真实故事，才是青年人喜欢听，能够被打动的知识。　　

　　在和这些青年学生打交道的过程其实是我对党的民族政策的逐步了解，与少数民族学生的认识过程：

　　彝海结拜—长征时期，少数民族是红军主体的参与者。

　　彝海结拜不是“红军收编彝族”，是小叶丹主动选择结拜，主动参加红军，举“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旗，果基家支护旗，带路、打游击。冕宁先后有700多名彝族及其他民族青年参军，并发挥了很大作用。贵州苗区16岁的苗族小战士“云贵川”，从小采药谋生，练就赤脚攀绝壁的硬功夫，攻击腊子口上的碉堡时，靠一个铁钩，赤脚攀上70多米高的绝壁，跟上来的迂回部队，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敌碉堡和火力点，夺取了腊子口天险关隘的胜利。

　　抗美援朝时期：少数民族战士也是志愿军的主体。志愿军50军，许多官兵来自云南大山里的少数民族，在最危急时刻汉江南岸血战11昼夜，打出了志愿军唯一成建制授战旗的步兵团。

　　也许汉文化体系容易忽略少数民族参与革命历史的主体作用，是少数民族学生听课时核证了授课内容后，当场喊出：“我们参加了抗美援朝，我们也参加了！”这种参与意识，国家主体意识还显示在他们对红色家史的主动叙述。彝族学生，果基家支的后代主动向我，向周围的老师和同学讲述祖上参加红军，家支里有一支红军支队坚持在大凉山地区，拼死护旗15年，直到解放。这个史实把少数民族群众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国前22年武装斗争的时间，往前推进了15年。大学预科班学生主动加入红色历史讲述，向大家说明他们也是中国革命的主体之一，他们不仅是受教育者，同时是中华少数民族文化的输出者。

　　接受少数民族预科生，是中国现代教育重要的一环。从长征开始党中央、中革军委制定民族政策开始，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各民族英雄辈出，形成滚滚铁流，推动革命成功，加快国家富强，少数民族始终站在主体位置上。现代教育提前吸收少数民族学生入校（预科班）的意义决不止只是让他们尽快熟悉汉语言的环境，为本科学习做准备，还在于增强汉文化系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凸显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的繁荣性。西安外国语大学举办了六届民族文化艺术节的意义正在于此。

　　在中华民族多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少数民族学生带来的独特文化恰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上预科班之前，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文化体系已经建成，但汉文化体系的教师对少数民族文化基本不了解。2021年我为什么记不住彝族同学老祖的名字？不是模仿力差，记性不好，而是用汉语言的发音去听彝语发音：直到看到果基约达、倮伍伍加嫫的彝语注音，才知道学生是用彝语告诉我他们老祖的彝族名字。彝语的“家支”也是查了很久才知道与汉语“家族”的区别。虽说“家支”后面有专门的解释，但整个写作过程中，电脑始终用蓝色浪线提示我改正，我尝试改成“家族”，浪线就消失了。“家支”和“家族”不是一回事，这是彝汉文化的差异。

　　现代民族教育，现代教育中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学生不光是来学习的，还有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对他们民族的学习。我们需要时间学习。回想长征路上红军在彝区遇到的问题：语言不通、文化不通，彼此不了解。彝汉仇恨很深，刘伯承总参谋长仅5月22日一天就消解了仇恨，建立了信任，拉起了彝族红军支队。他的行动直接跨过了障碍，用彝人能理解的方式——歃血为盟——建立了连接。他的行动是最权威的语言，直击人心，超越了仇恨和隔阂，人心沟通，唤起彝区群众跟着红军同心干！刘伯承当年播下民族团结的一粒种，现在长成了一片林，还在不断成长，更加枝繁叶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