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十日，秋阳正好。一群文友相约，驱车赴灵寿县北营村休闲一游。车出石家庄，沿正定为西，入太行山东麓，山路盘盘，林峦叠翠。十月的深山，柿树红透，黄栌如焰，微风过处，落叶簌簌。

　　（邓拓办报的烽火之夜——写在秋游灵寿北营村后）

　　深山古村，自带烽火底色

　　北营村深藏于太行腹地，行政上属灵寿县南营乡。车子在山坳里拐过最后一道弯，一座石头斑驳的古村落便铺陈在眼前。石屋、石墙、石碾、石巷，房舍多是依山就势而建，炊烟从瓦脊间袅袅升起，鸡犬之声相闻，好一处世外桃源模样。

　　可你若细问村名的来历，便知这村子从降生那一天起，就不是一个安安稳稳的世外桃源。

　　北营始建于明初。它坐落在晋冀两省往来的一条古商道、古驿道上，东通华北平原，西接山西高原，自古便是太行山一个重要的隘口咽喉。历代朝廷都在这里屯兵扎营，戍守关口。村子因坐落在古军址的北侧，便顺理成章地得了个名字——北营。

　　北营、南营，一北一南，本是当年军营的两座营盘。六百年风雨过去，营盘的旌旗早已散去，化作了村口老槐树下闲话桑麻的烟火人家。可那股子金戈铁马的底色，却深深地渗进了这片石头的肌理里。

　　我们一行人在村中缓步漫游。陪同的老乡指给我们看：村西那座旧村公所的位置，早先就是一座大车店；村东头那条下河沟，老辈人叫“跑马沟”；后山的一道山梁，人称“抱犊岭”。这些地名，平日里听着平淡，此刻在我听来，却一个个都像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

　　1943年秋，山雨欲来风满楼

　　秋日的山风一阵紧似一阵。我站在村西那道河口，望着黑黢黢的山口，脑海里不由得翻起八十三年前那一页惨烈的往事。

　　1943年，是抗日战争进入第七个年头。这一年秋天，日寇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们纠集了四万多日伪军，从平汉、正太、同蒲三条铁路沿线的据点倾巢而出，分路向阜平、平山、灵寿一带合围，扬言要“彻底毁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敌人要找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驻扎在阜平县马兰村的《晋察冀日报》社。

　　说起这张报纸，来头极大。它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前身叫《抗敌报》，1940年11月改名《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正是邓拓。十年之后，这张报纸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成为后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所以史家称它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一点也不为过。

　　那时的报社，已经不是一间办公室、一架印刷机那么简单。两百多号人，编辑、记者、电台报务员、排字工、印刷工、发行员、交通员，外加八匹骡子驮着轻便印刷机、铅字盘和一令令纸张，在敌寇的夹缝里辗转游击，硬是一天也没有让报纸停刊。这就是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八匹骡子办报”“三千字内著文”的佳话。

　　邓拓那一年二十九岁。他是福建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7年来到晋察冀，血气方刚，才华横溢。他给自己立过一条规矩：“只要有二十四小时驻地时间，就要争取出一期报纸。”他常跟身边人说：“宁死不做敌人的俘虏。真到了那一步，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943年9月，日寇的铁蹄踏向马兰村。

　　马兰最后一期报，八百张欢呼声

　　9月16日，反扫荡大战打响。报社原本驻扎在马兰村。9月22日这天，侦察员来报：东西两路敌人，距离马兰只剩二十里了。

　　邓拓当机立断：走之前，必须再出一期报！

　　整个报社像一台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一齐转动起来。收报员守着电台抄收延安的电讯，编辑伏案赶写社论，排字工蹲在地上拣字，印刷工开机转筒。每印出一百张，屋里的人便欢呼一次；当印到八百张时，满屋子的人激动得又蹦又跳，齐声高喊：“八百张！胜利的八百张！”

　　八百张报纸刚刚打捆，敌人已经摸近了村口。队伍紧急撤离，一头钻进了南山的诚信沟。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山洪暴发，倾盆大雨。同志们脚踩着泥石流，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四道岭。全身淋得透湿，又冷又饿，可谁也没有掉队。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人在，报就在；报在，边区的人心就散不了。

　　深夜进村，撞见一群日本兵

　　9月24日夜里，队伍下到山脚，准备穿过北营村，进入灵寿县西北的深山区。

　　侦察员前一天已经摸过一遍：北营村没有敌人。领导放心了，决定趁夜色穿村而过，争取天明前赶到安全地带。

　　队伍已经行军整整一天，人困马乏。远远望去，村西头的村公所亮着一束昏黄的灯光。同志们心里一阵暖：这是老乡点的灯，等着咱们呢。

　　打前站的同志推门进去——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的血一下子凉透了：横七竖八的日本兵，正抱着枪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桌上摊着钢盔、皮带、罐头盒，墙角支着歪把子机枪。

　　这是一股白天被我军四分区主力团击溃的日军运输队。他们丢盔弃甲，趁夜狼狈逃窜到北营，刚进村公所躺下，连口气都还没喘匀。

　　说时迟，那时快。屋里的日本兵惊醒过来，哇哇大叫着翻身上房，架起枪就朝村东头打来。

　　枪声骤起，子弹呼啸着火光从屋顶泼洒下来。

　　邓拓正骑马走在队伍最前面。听见枪响，他刚翻身下马，脚还没沾地，那匹心爱的坐马“扑通”一声中弹倒地，气绝身亡。他摔在泥水里，就地一滚，借着断墙隐蔽，立刻高声传令：“不要硬拼！分散突围！往山上撤！”

　　夜黑如墨，敌我难辨。同志们按照预先演练过的方案，三人一组、五人一队，沿着河沟向黑暗的山里摸去。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混战之中，报务员郑磊俊中弹倒下；电台收电员曹斗斗、报纸发行员安志学，当场壮烈牺牲。

　　三位同志，一个负责抄收延安的声音，一个负责让电波连通上下，一个负责把报纸送到乡亲手里。他们倒在北营村的泥土里，连一句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

　　七月身孕，丁一岚崖洞藏身

　　乱军之中，邓拓没有找到妻子丁一岚。

　　丁一岚是江苏人，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3月7日在平山县南滚龙沟一间农家小屋里，与邓拓结为夫妻。这一年，她身怀七月身孕，小腹已经明显隆起。

　　枪声一响，队伍散了。丁一岚跟着人流往山上跑，可一个怀七月身孕的女人，哪里跑得过子弹？跑着跑着，她就落了单。腿一软，跌坐在一条田埂边上，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她对赶来寻找她的邓拓说：“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我走不动了，不能拖累大家。”

　　邓拓死死抓住她的手，语气斩钉截铁：“一岚，一定要坚持住，决不要掉队。我让我的警卫员来帮你。”

　　黑暗中，一位战友解下自己的枪背带，一头塞到她手里，拉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头爬。山风呜呜地吹，树叶沙沙地响，远处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她一手护着小腹，一手攥紧那根冰冷的皮带，一步一步，硬是爬上了抱犊岭。

　　后来，同志们又把她掩蔽在半山腰一处向阳的石洞里。卫生员留下一点干粮，一壶水，用蒿草把洞口遮了又遮，追赶队伍去了。

　　那一夜，丁一岚独自缩在崖洞深处。山风从石缝里钻进来，吹得她浑身发抖。远处偶尔传来野狼的嚎叫，还有零零落落的枪声。她把一颗手榴弹紧紧抱在胸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老邓，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要活下去。

　　多年以后，丁一岚回忆说：“北营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最惊心动魄、最危险的一夜。”

　　敌军自乱，丢盔弃甲

　　说来也巧。那股日军运输队，白天刚被我军主力揍了一顿，本就是惊弓之鸟。半夜里突然听见村东头枪声大作，又听不清有多少人马，只当是钻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魂飞魄散。

　　他们在房顶上胡乱打了一阵枪，不敢下楼，更不敢追击。等到后半夜，越想越怕，干脆丢下抢来的物资、大车和骡马，趁着夜色翻山越岭，狼狈逃窜而去。

　　第二天，我军俘虏了一个受伤的日本兵，一审问才弄清楚：昨夜在北营撞上的，不过是一股溃散的运输队，并非正规作战部队。

　　同志们听了，哭笑不得。好一场虚惊！可那三位倒下的战友，却再也回不来了。

　　大家在北营村后的山坡上，含着热泪掩埋了郑磊俊、曹斗斗、安志学三位同志。没有棺木，没有墓碑，只有太行的松涛为他们守灵。

　　玫瑰坨上，十二天十二期报

　　北营脱险之后，队伍继续向外线转移。他们沿着山脊，一步一喘地登上了海拔两千多米的玫瑰坨。

　　玫瑰坨山顶，有一个叫“日卜”的小山村——今日属灵寿县南营乡大地村。村子里只有两三户人家，一位年过花甲的牧羊老人带着乡亲们，忙着给这支衣衫褴褛的八路军队伍腾房子。

　　一百一十多号人，两三间石头小屋，哪里够住？同志们自己动手，砍树枝、割茅草、架玉米秸，在山坡上搭起一片片窝棚。老乡家的猪圈、牛棚，也被收拾出来，当了临时的编辑室、电台室和印刷间。

　　那架跟随他们辗转千里的轻便印刷机，就在牛圈里架了起来。

　　10月4日，日卜出报了。

　　从这一天起，到10月15日，整整十二天，他们在这座海拔两千米的高山顶上，一期接一期，奇迹般地出版了十二期《晋察冀日报》。

　　山高路远，天寒地冻。缺粮，大家就挖山上的土豆、白薯充饥；缺纸，就用乡亲们手工抄的土纸；缺油墨，就刮锅底烟灰熬制。可报纸一天也没有停。

　　一张一张带着油墨香的报纸，被交通员用油布包好，揣在怀里，翻山越岭，送回边区，送到乡亲们手里。

　　这就是中国新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页：八匹骡子，一副铅字，在敌人的铁壁合围中，硬是把党的声音传遍了太行山。

　　邓拓吟成《忆北营之变》

　　战火暂息，邓拓在玫瑰坨的茅棚里，就着一盏子弹壳灌煤油点成的小灯，想起北营那惊魂一夜，想起倒在血泊里的三位战友，想起身怀七月、在崖洞里独自熬过漫漫长夜的妻子，禁不住心潮翻涌，吟成七律一首——

　　忆北营之变

　　客秋三月战云迷，苦忆北营遇变时。

　　弹火燃眉随突阵，田梯诀别痛牵衣。

　　出围结屋依崖冷，怀孕离群入穴危。

　　最是寇氛纷扰日，相逢举案又齐眉。

　　我反复吟咏这首诗。

　　首联“苦忆北营遇变时”，一个“苦”字，写尽了当夜的凶险。

　　颔联“弹火燃眉随突阵，田梯诀别痛牵衣”——“弹火燃眉”是何等紧迫；“田梯诀别痛牵衣”，正是丁一岚要他“不要管我”，而他“痛牵衣”不肯放手的那一幕。夫妻生离，犹如死别。

　　颈联“出围结屋依崖冷，怀孕离群入穴危”——上句写同志们突围后在悬崖边搭起草棚，下句写一岚身怀七月被掩蔽在寒窑石穴之中。一“冷”一“危”，把太行山的秋寒与战争的残酷，写得入木三分。

　　尾联“最是寇氛纷扰日，相逢举案又齐眉”——在敌人遍地、寇氛方张的乱世里，这对患难夫妻劫后重逢，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热茶热饭，只有“举案齐眉”四个字。这是中国人最朴素、最深沉的情爱：我信你，你信我，生死与共，革命到底。

　　这一年，邓拓二十九岁，丁一岚二十三岁。

　　一座村庄的红色坐标

　　北营那一夜之后，邓拓和《晋察冀日报》社又转战龙耳清、“无人区”，一直坚持到1943年反扫荡胜利结束。

　　丁一岚后来被掩蔽在灵寿一个村子的寒窑里，孤身一人，手握手榴弹，熬过了秋风秋雨。直到12月24日，她在易家庄一间被鬼子烧光了门窗的空房里，生下了长女——邓小岚。那一天，天冷得滴水成冰，老乡用四根木头扎了副担架，把娘儿俩抬到了报社驻地雷堡村。

　　邓拓给女儿取名“小岚”，随了母亲“一岚”的名字。

　　许多年后，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写下脍炙人口的《燕山夜话》。“马南邨”三个字，是福建口音里“马兰村”的谐音。他一辈子念着马兰村，也念着北营、日卜这些在战火中庇护过报社的太行山小村。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社牺牲和病故的同志，共有五十九人。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岁。

　　今日重访，山河已换人间

　　从北营村漫游归来，夕阳把后山的红叶染得一片金红。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位老人坐在石碾旁晒着太阳，闲聊着今年的柿子收成。孩子们在巷口追跑嬉戏，笑声清脆。

　　我站在村西那道河口，八十年前的枪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今天的我们，坐在车里，吃着零食，拍着照片，来这座古村“休闲游”。可就在同一片土地上，八十三年前，有一群和我们年轻时相仿的年轻人，怀揣着信仰，驮着印刷机，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夜行穿山。他们中有人再也没有走出这条山沟。

　　北营，不再只是一个村名。日卜，也不再只是一个小小的自然庄。它们是太行山的红色坐标，是中国新闻人的精神原乡。

　　那一夜弹火燃眉，那一夜田梯牵衣，那一夜崖洞孤灯，那一夜茅棚出报——所有这些，都已化作我们脚下这座青山上的一道霞光。

　　临别时，我回头望了望北营村。暮色四合，石屋的窗棂里亮起了电灯。

　　我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邓拓的诗：

　　最是寇氛纷扰日，相逢举案又齐眉。

　　山河已换人间，烽火犹在心头。

　　附记：本文史实据《回忆八年抗日游击办报的艰难岁月》（人民网党史频道）、《读〈忆北营之变〉寻踪〈晋察冀日报〉》（石家庄日报客户端）等公开资料整理。三位烈士为郑磊俊（报务员）、曹斗斗（电台收电员）、安志学（报纸发行员）。玫瑰坨、日卜出报时间为1943年10月4日至15日，共十二期。｛照片由冯振虎（云兰子）先生拍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