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沙江畔

　　2026年9月8日上午10点半，我们离开云南威信扎西，前往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

　　会理会议是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铁厂召开的扩大会议，主要目的是统一红军高层思想，巩固遵义会议成果，确定北上战略。

　　从扎西到会理有500多公里的路程。开始走的是高速公路。中午12点50分，大家在旱莲花服务区简单吃了午饭，又继续赶路。下了高速后，车在过道上行走，经过1公里多长的甘家寨隧道，而后就沿着金沙江边前行，这里路况不太好，弯道多，车速慢。对于这样的大山窝，我是陌生的。在半山腰上，我坐在车窗边，往深谷望去，不免心生恐惧。穿过一个叫黑崖角的隧道，在还是云南的巧家县境内，路边有片开阔地，有山民在这里售卖水果。车停了下来，大家放松休息一会。这时是下午3点50分。

　　我站在金沙江畔，远望。这里的江面开阔，江水很深，两边的大山更是峻峭。我就想，当年的红军是怎样渡过这大江的？

　　现在，我通过查找资料，知道了当年红军在四渡赤水河后，中央军委纵队是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的。皎平渡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交界。而红二十五路军就是在巧家县境内汤丹镇树桔渡口过江的。

　　大家知道，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冲出了蒋介石40万大军的包围，而后又巧渡金沙江。可是，在萧峰《长征日记》里，记载了他和所在的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却是八渡赤水河。

　　这里我对《长征日记》里八渡赤水河做个简单梳理。

　　1935年2月1日，师政派萧峰同吴福善跟随三团大赤水县城。当时萧峰是师政巡视团成员。早晨7点出发，经寨场到王河口宿营，行程90里。第二天，沿赤水河东岸朝北行进，到大金沙场，行程百余里。2月6日到达车冈场，准备夜袭赤水县。这次袭击，没能成功。审问俘虏得知，蒋介石纠集20万大军，百余架飞机，要在赤水河、土城一带消灭红军。

　　2月7日，早晨到新桥，第一次过赤水河，回师政归建，向谭主任汇报战斗及处理伤员情形。2月8日，上午9时出发，经前后胡坨、大金滩，在土城第二次过赤水河，到桂花场宿营，行程90里。

　　2月9日，早晨7时出发，向西经向家寨、桃校坝、五丘田，从石坎子第三次渡赤水河。途中，三团与龙云军阀遭遇，战后同师部失去联系。

　　2月10日，早晨7点出发，午后经马优、海吉到二郎滩一带，第四次过赤水河，到达顺风宿营，行程90里。期间，同敌人穿梭行动。

　　2月13日，上午8时从林口出发，经观文，在视园街第五次渡过赤水河，到白河宿营，行程120里。土城以南的赤水河，水很浅，随时可以过来过去。

　　2月14日，部队东转西转找了三天，都没能和上级联系上。早晨7时出发，向东南方向行动，经共场在尖芦场、茅台一带，第六次过赤水河，到水口寺宿营，行程百余里。

　　2月15日午后3时，找到红一团，和师部联系上了。红一团的通知说，这几天敌人那么多，地形那么复杂，你们独立作战真不容易啊！这之后几天，萧峰被安排跟一团行动，后来又让他负责战地后勤。

　　3月8日，谭主任要萧峰同金行生跟三团行动，因总支书记易秀湘有病，要他帮助三团政治处工作。部队沿赤水河交叉行动，敌人以为他们要渡长江……

　　3月18日，军委指示一军团在3月26日前从草木、九庄间抢渡乌江，向贵阳前进，把川南的围堵敌军甩开。师政首长要巡视团随三团行动。他们从鄂家渡第八次过赤水河，由北到南，折转指向贵阳行动……

　　也许，你现在看到这些文字，觉得很枯燥。可是，这都是红军活生生的生命在行动，在突围，求生存，求发展。

　　现在，我通过智能助手，协助撰写了关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的文字，供大家一阅，了解那样一段红军的传奇经历。

　　二、四渡赤水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然而，会议刚刚闭幕，红军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蒋介石调集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滇、川、桂、湘等地方军阀部队共40余万人，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遵义地区。此时，中央红军仅剩3万余人，敌我兵力悬殊达十余倍。红军自长征以来，一直被敌人围追堵截，被动挨打，将士疲惫，物资匮乏。能否打破敌人的包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分三路从遵义北上，向赤水、土城一带进发，准备北渡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郭勋祺部发生激战。战斗打得异常惨烈，红军虽英勇作战，但川军援兵不断赶到，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毛泽东当机立断，果断决定主动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红军在土城、元厚场等地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叙永、古蔺地区，这就是“一渡赤水”。

　　这一决策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军事思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绝不与敌人进行不利的决战。土城之战虽未取得预期胜利，但保存了红军的有生力量，为后续作战创造了条件。红军进入川南后，原拟继续北渡长江，但蒋介石已调集重兵沿江封锁，北渡长江的计划已无法实现。红军遂西进至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休整。

　　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地区召开系列会议，统称“扎西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正式向全党全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会议决议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决议传达到部队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战士的革命斗志。

　　在扎西，红军进行了重要的整编。为适应机动灵活的运动战需要，红军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将原有的师、团编制压缩，干部下放基层，加强一线作战力量。同时，红军在扎西地区开展扩红工作，数千贫苦青年踊跃参军，为红军补充了新鲜血液。经过整编，红军的战斗力得到显著增强，为后续大规模机动作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在扎西集结，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向川南集结。然而，毛泽东却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策——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入贵州。1935年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重入黔北。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敌人意料。当时，黔北敌军兵力空虚，红军如入无人之境，连克桐梓、娄山关，于2月28日再占遵义。

　　娄山关战斗是二渡赤水的关键一战。娄山关地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黔军杜肇华旅凭险据守，红军发起强攻。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指挥下，仰攻险峰，浴血奋战，最终突破敌阵，占领娄山关。此战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再占遵义后，红军士气大振。毛泽东心情振奋，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蒋介石闻讯大怒，急飞重庆亲自督战，调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遵义反扑。红军在遵义西南的老鸦山、红花岗一线与敌激战，再次击溃吴奇伟部，乘胜追击至乌江边。此战共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是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然而，红军也付出了重大代价。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在指挥攻打遵义城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

　　遵义大捷后，蒋介石更加疯狂地调集兵力，企图在遵义、鸭溪地区围歼红军。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坚守不前，红军求战不得，而敌军包围圈却日益收紧。在此危急形势下，毛泽东决定主动撤出遵义，向西转移。1935年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

　　三渡赤水是一次精心设计的佯动。红军大张旗鼓地渡河，故意暴露行踪，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果然中计，急令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企图再次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毛泽东的目的正是要调动敌人，尤其是调出滇军。滇军是云南龙云的主力，若其留在云南守备，红军日后进入云南将困难重重。如今滇军被调出，云南腹地空虚，这正是毛泽东所期望的。红军进入川南后，隐蔽集结，不再北进，而是等待时机。

　　1935年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秘密四渡赤水，重入黔北。此时，敌军主力已被红军调动至川南，黔北再次空虚。红军四渡赤水后，并不与敌人纠缠，而是以急行军速度向南疾进，于3月底南渡乌江，进抵贵阳以北地区。这一连串的机动，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红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在敌重兵集团之间灵活穿插，把敌人拖得精疲力竭，却始终找不到红军的主力所在。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巅峰之作。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转战川黔滇三省，行程数千里，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一万八千余人，成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评价道：“长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而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三、巧渡金沙江

　　1935年4月，红军南渡乌江后，前锋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城内守军仅有四个团，兵力极为空虚。毛泽东抓住这一要害，指挥红军主力向贵阳疾进，做出攻打贵阳的姿态。蒋介石惊恐万状，急令滇军孙渡部三个旅兼程驰援贵阳。

　　这正是毛泽东所期望的。滇军被调出云南，云南腹地空虚，红军便有了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的机会。待滇军接近贵阳时，红军却突然转向，以每天120里的急行军速度向云南疾进。4月下旬，红军进入云南，直逼昆明。昆明是云南省会，龙云的老巢。此时滇军主力已被调往贵阳，昆明城内及周边兵力极为空虚。龙云急调各地民团入城防守，同时急令孙渡回援。

　　红军在昆明以北虚晃一枪，做出攻城的姿态，随即转向西北，向金沙江方向急进。蒋介石此时才如梦初醒，判断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急令各军追击，并令川军在金沙江北岸阻截，企图南北夹击，将红军消灭于金沙江畔。然而，为时已晚。红军已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决定三路并进，抢占金沙江渡口：左路红一军团经禄劝、武定、元谋，直取龙街渡；右路红三军团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中路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

　　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悬崖峭壁，自古便是天险。当地有“夜不渡皎平”的说法，足见其险恶。

　　红一军团采取了化装奇袭的巧妙手段。4月30日，红一军团第四团先头分队三个连，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换上缴获的国民党军服装，冒充“中央军”，大摇大摆地向金沙江进发。沿途所过之地，国民党地方官员纷纷出城迎接，“犒劳国军”。红军不费一枪一弹，一日之内连取禄劝、武定、元谋三县，直趋金沙江畔。这一妙计的成功，在于精准把握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中央军素来骄横跋扈，地方军不敢得罪，更不敢盘查。红军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从容穿插于敌占区。

　　5月3日，当红一军团主力到达元谋时，国民党元谋县县长已弃城而逃。红一军团顺利占领龙街渡，但因江宽水急，敌军飞机又常低空袭扰，架设浮桥未能成功。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于5月4日抵达洪门渡，但只弄到一条渡船，加上此处水流湍急，无法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过江。

　　在三个渡口中，皎平渡最为关键，也最为险峻。江面宽约百米，水流湍急，两岸皆是绝壁。负责江防的是国民党川康边防军旅长刘元塘。他认为红军主力不敢从皎平渡过江，仅派一个营协防，江边只摆了一个连，防守极为松懈。

　　毛泽东却恰恰选择了这个“最不可能”的地方。他派刘伯承亲率干部团，速取皎平渡。5月2日，刘伯承赶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制定作战方案，挑选第二营及工兵组成先遣队，由第五连担任前卫连，抢占皎平渡。先遣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以一昼夜急行军100公里的速度，从小仓出发，直奔皎平渡。5月3日黄昏，先遣队抵达皎平渡口。天色已黑，江边寂静无声。

　　在渡口，当地船民张朝寿主动帮助红军找到了当地土司沉在江底的一只旧船，经修理后勉强可用。不久，又夺得一只从对岸划过来的船只。前卫连迅速完成战斗部署：连长萧应棠率一排、二排先渡江，控制渡口；三排担任警戒，随时准备火力支援。

　　船只靠岸后，两名战士顺着石级向上摸去。黑暗中突然传来敌哨兵的喝问：“喂！你们怎么搞的？才回来。”两位战士没有回答，加快脚步，待接近敌哨兵几步时，猛地扑上去，将其俘虏。萧应棠随即令一排顺街向右消灭敌边防连，二排向左解决保安队。一排摸到敌边防连驻地时，迅速俘虏了哨兵，全排冲进院子，分头踢开几间房门，大喊：“缴枪不杀！”敌兵见到身着国民党军服的红军，连声说：“莫误会，莫误会，咱们是自己人。”红军战士厉声道：“我们是红军，正是来找你们的。”敌兵在乌黑的枪口下，只得乖乖就擒。

　　二排在张朝寿的帮助下，冒充交税的百姓去敲厘金局的大门。张朝寿高声喊道：“林师爷，我们吆猪的来上税啰！”保安队听说有人来缴税，喜出望外，忙打开了门，结果糊里糊涂地做了俘虏。随后，按预定计划，南北两岸分别燃起两堆篝火，南岸见到火光，知道已经得手，只待渡船返回续渡。干部团渡江后，迅速控制了南北两岸渡口。刘伯承令干部团主力迅速翻过中武山，猛攻通安镇，直抵会理城下，打通了渡江北进的通道。

　　5月3日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军委纵队赶到皎平渡，在北岸组成渡江指挥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负责统一指挥中央红军的渡江行动。刘伯承亲自制定了《渡江守则》，精细规划渡江步骤，严明渡江纪律。《渡江守则》规定：各部队按到达江边的先后顺序，依次过江，不得争抢；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得靠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每只空船返回渡口时，按照该船可载人数，安排好渡口沙滩等待的人数；每艘船都编号，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多人同时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依次上船；除船夫外，每只船上设一名船上司令员，负责指挥过江事务。即使军团长、师长渡江，亦须按渡江规则依次上船，听命于渡江指挥部。

　　开始时，只有18名船工，仅靠2只船，在急流中往返一次需要40分钟，一昼夜只能渡1200余人。后来，张朝寿等人帮助红军又找到了4只大船，并联络了四川、云南两岸30余名船工，大大加快了渡江进度。刘伯承经过精确测算，向朱德报告：“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就在红军紧张渡江之际，龙街渡和洪门渡的红一、红三军团遇到了困难。龙街渡架桥不成，洪门渡船只太少，两处都无法让大部队迅速过江。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果断决定：两个军团全部集中到皎平渡渡江。

　　朱德于5月5日电示红一军团，要求“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河完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同时电示红三军团，限于6日上午赶到皎平渡口渡江，不得延误。

　　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渡江，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在石板河坚决阻击敌人。他们利用有利地形，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多次打退追敌的进攻，以血肉之躯为渡江红军赢得了宝贵时间。完成任务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赶到皎平渡过江。

　　千军万马齐聚皎平渡，就凭这几条船过江，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但老百姓的支持，就是最大的保障。中央红军过云南期间，沿途开展宣传动员，严明的军纪、广泛的群众工作、正确的民族政策，感召着当地老百姓。船工们在张朝寿带领下，每只船安排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后换另一班，歇人不歇船。划船1小时，下来休息1小时，然后又上，如此循环不停。他们打破了“夜不渡皎平”的习俗，昼夜不停地摆渡。

　　毛泽东将北岸一个当地农民放牧避雨的石洞作为自己的住处和指挥所。在这个又闷又潮的石洞里，他随时关注着敌人动向，日夜惦记着各部队的位置和进展情况。组织指挥渡江间隙，他伫立岸边，注视着在浪涛中摆渡的船只。渡过江的战士一上岸，毛泽东便举起手，向从他面前经过的战士们亲切招呼：“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胜利了！”朱德在北岸临江的小山包上，指挥部队迅速离开码头。刘伯承在南岸具体负责指挥按序列登船，他站在江边那块龙头石上，给即将登船的部队讲话，交代注意事项，指挥船工来回摆渡。邓小平则负责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

　　5月3日至9日，整整7个昼夜，2万余中央红军主力，依靠6条船，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从皎平渡口成功渡过金沙江，未掉一人一马。两天后，追敌赶到江边时，红军早已无影无踪。敌军只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

　　在中央红军主力渡江的同时，担负牵制任务的红九军团独立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红九军团在罗炳辉、何长工率领下，一直在侧翼活动，牵制和迷惑敌人。他们攻占会泽，开仓放粮，将6万余斤积谷分发给穷苦百姓，扩红1500余人。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红九军团于5月6日从东川树桔渡全部渡过金沙江，与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企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进入川西南地区。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图谋彻底破产。

　　陈云在长征途中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以化名“廉臣”的视角记述了这段经历。他写道：“红军之渡金沙江为自离江西以来，最险要亦最得意之事。”“最险要”，在于当时的战役态势。中央红军连续两个多月转战滇黔，抵达金沙江时，前有大江，后有追兵，一旦渡江失利，后果不堪设想。“最得意”，在于红军的英勇善战和神机妙算。党中央审时度势，率领红军采取兜圈子、大穿插等战术，用“铁脚板”将敌人拖疲拖垮。实施渡江作战更是奇招迭出，通过化装成“中央军”，不费一枪一弹巧取三县；关键时刻派军委干部团夺取渡口，为渡江赢得宝贵时间。

　　长征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长的李一氓，在抵达陕北后写下长篇纪实《从金沙江到大渡河》。文中写道：“红军就这样过了金沙江，说来或者有人不相信。”毛泽东后来以“金沙水拍云崖暖”的诗句，抒发了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愉悦心情。一个“暖”字，既写出了金沙江两岸悬崖峭壁在阳光照射下的景象，更表达了红军摆脱追敌、取得战略主动后的欢欣鼓舞。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经典之作。在敌我兵力悬殊、红军极度疲惫的绝境中，毛泽东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指挥红军大踏步地机动，忽东忽西，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在敌重兵之间迂回穿插，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这一系列作战行动，充分体现了运动战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而是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1935年5月，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向大渡河进发。更大的考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正在等待着这支英雄的军队。但经历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洗礼，红军将士已经坚信：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只要有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不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更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它告诉我们：在绝境中要保持冷静和信心，在被动中要争取主动，在劣势中要创造优势。这种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永远是激励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