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红色家庭”，是烈士的后代，血液里流淌着父母“忠诚、责任与奉献”的基因；他是人民海军快艇的拓荒人，他汇通中西、熔铸内外，推动快艇部队创建发展；他是人民海军快艇部队的“教练员”，他躬耕教练、育才树人，培养出一批批优秀快艇指挥员；他是人民海军快艇的专家，他为快艇翻译、编撰条令，定规立矩，让快艇训练有序可循……他叫王苏南，海军北海舰队快艇第1支队81大队大队长。

　　2026年是人民海军快艇部队创建76周年，也是王苏南诞辰100周年。岁月流转，初心依旧，今天让我们沿着快艇的足迹，展开人民海军快艇筚路蓝缕、薪火赓续的岁月画卷，深切缅怀这位为快艇部队做出卓越贡献的奠基人。　　　　　　　　

　　等胜利了妈妈再来接你，没想到这一别便是永诀

　　1926年12月28日王苏南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祖籍黑龙江宁安县，父亲王毓峰是骁勇善战的抗日战将。王毓峰19岁投奔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带领几十人打游击，1932年加入王德林救国军，后入绥宁反日同盟军，任抗联第五军一师团长，1936年升任第五军二师参谋长，1937年调抗日联军第四军二师师长，在东北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2月在黑龙江富锦抗联四军密营养病时，被叛徒开枪杀害，牺牲时年仅41岁，解放后被录入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王苏南的母亲吴淑兰，东北抗联四军战士，双枪女英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丈夫王毓峰，在东北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带着5岁儿子王苏南在吉东游击区开展抗日活动。1936年抗联党组织安排吴淑兰等抗联干部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王苏南随母亲和部分抗联子女共36人穿过冰冷的界河抵达苏联。王苏南被安置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1940年9月转入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和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许多早期革命者后代一起，开始了异国他乡的人生之旅。1938年，王苏南加入苏联少先队，1943年加入苏联共青团。

　（1941年中国学生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其中有毛岸英、朱敏、王苏南等人）

　　1938年吴淑兰毕业被统一调往延安工作，离开苏联前她来到国际儿童院叮嘱王苏南：“妈妈就要回国了，你在这里要听组织的话，等胜利了妈妈再来接你回国。”没想到这一别便是永诀！

　　卫国战争时期，王苏南与同学们一起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在学校搞生产自救，到前线慰问宣传，鼓舞战士士气，帮助运送炮弹、护理伤员。苏联政府为了保护国外领导人的后代，不允许他们上前线参战。为了能有资格亲自参加消灭德国法西斯的战斗，王苏南和郭志成等同学申请加入了苏联国籍。

　　在延安吴淑兰得知王毓峰牺牲消息后，与八路军警卫排长魏绍武结婚。1945年日本投降后，根据党组织安排，魏绍武、吴淑兰夫妻首批参加光复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魏绍武任绥阳县民主政府首任县长，吴淑兰任县妇女主任。绥阳是光复后中共接管的力量最薄弱的边境县，党的骨干队伍极其缺乏，政府留用人员十分复杂。1946年5月8日绥阳县国民党收编当地土匪，收买县政府保安队，纠集近两千人里应外合围攻击刚刚成立的县政府。战斗从凌晨孤军抗击至晌午，击毙匪首，但终因弹尽无援，魏绍武、吴淑兰及多名警卫全部牺牲。其中，有魏绍武与前妻的儿子警卫排长魏洪兴，王苏南年仅2岁的妹妹。4岁的弟弟腿部中弹幸免于难。魏绍武、吴淑兰一家四口血染绥阳，他们倾尽一生守护家国，最后把生命永远留在了他们为之奋斗的这片热土。

　　王苏南后来经常对子女说：“你们的爷爷奶奶为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虽然没能在我少年成长时陪伴我。可他们“忠诚、责任、奉献”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希望你们继承他们的遗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为国家多做贡献。”此后的岁月里，王苏南的子女踏上寻根之旅，来到千里之外王毓峰、吴淑兰的墓地，他们不仅仅是来扫墓，更是来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与使命传承。

　　替父母回到他们没能看到新中国，去实现父辈未竟的事业

　　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经组织批准王苏南以优异成绩考入苏联格鲁吉亚苏呼米海军学校，穿上军装，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是唯一进入苏联海军学校的中国学员。1947年在校加入苏联共产党，1948年毕业后，以中尉军衔到苏联黑海舰队服役一年。通过三年的系统专业学习，他掌握了舰船航行理论知识和海军作战知识。一年的水面舰艇操作，练就了他精湛的快艇驾驶技术，掌握了快艇各战位的操作流程，这也为他回国参加人民海军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王苏南闻悉后心情格外激动，“祖国需要我，我应该回去报效祖国”，他心里明白，无论走多远，回来的那盏灯始终亮着。

　　（王苏南肖像）

　　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人民海军从此诞生。人民海军快艇部队创建初期，专业人员极度匮乏，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通过组织协调，决定把王苏南从苏联召回祖国，因为海军建设太需要有业务专长，有政治觉悟，有军事素养的人才。当年23岁的王苏南归心似箭，只盼早日回家。

　　1949年经苏共中央组织部批准，由苏联红十字会办理手续回到了祖国。在海外漂泊14年，现在终于回家了！回国对他来说不只是换国籍、换军装，更像替父母回到他们没能看到的那个新中国，去实现父辈未竟的事业。

　　1949年5月，中央军委指示以原“重庆”号舰员为基础，组建安东海军学院，校址设在今天的辽宁省丹东市东沟县内，习惯称为“安东海校”，王苏南被分配到安东海校秘书科任秘书。安东海校是人民海军成立的第一所海军学校，但它不是正规的海军学校，而是执行政治教育任务，转变学员思想的一所过渡性学校，不到一年便结束其特定时期的使命。1949年12月安东海校宣布撤销，全校官兵分成三支队伍前往新的岗位继续工作学习，即相继成立的“大连海校”“华东海校”和“青岛海校”。

　　（1950年王苏南（右一）与安东海校战友合影）

　　“十年陆军，百年海军”，发展海军不仅需要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更需要的是人才保障。1950年起，中国政府和海军萧劲光等人先后去苏联考察，参观苏联海军设施和学校，购买海军武器装备、进行技术性谈判等。由于王苏南既精通俄语，又熟悉海军舰船理论，他参与了中苏购买鱼雷快艇的翻译和技术谈判工作。

　　1950年3月至7月，王苏南调到大连海校指挥系和航电系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8月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申请办理退出苏联国籍和苏共党籍，然后调到青岛驱逐舰六队64号舰任实习航海员。

　　1950年9月27日，在青岛莱阳路8号原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旧址上，创建了海军舰艇学校，简称“青岛海校”，1951年3月易名为“海军快艇学校”，1952年9月又易名为“第三海军学校”，并在1953年10月移驻威海刘公岛。

　　青岛海校被誉为“快艇的摇篮”，初识海校是大海的清风，是成群的古建筑，是日夜穿梭的快艇；真正读懂“青岛海校”，方知这里的厚重，它是“快艇人”的根，是水兵初心和梦想铸就的地方。

　　（莱阳路8号青岛海校大门）

　　1950年8月14日邓兆祥校长等人首先来到莱阳路8号，为即将成立的青岛海校做准备。学校开学前，第一批6艘鱼雷快艇于8月底运抵青岛，援助建校的苏联专家也同期到校。1950年9月27日“青岛海校”正式成立，海校直属海军领导，海军要求在六个月至一年内培养出能作战的快艇学员。当时建校最困难的是教员问题，那个时期连年战火，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更甭说去找快艇学校的教员了。但是，青岛海校想尽办法，汇聚八方英才，在短期内调集了专职或兼职教员从事各学科教学工作。一是从原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人员中选拔。例如，重庆舰起义的人员陈宗孟担任了航海教研室主任；二是从苏联聘请海军专家参与办学；三是从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招聘毕业大学生。例如，1950年11月燕京大学机械工程系骆传骊等数名学生被选调入伍。1950年10月，王苏南作为特殊人才调到青岛海校，从此他和快艇结下了不解之缘。

　　青岛海校第一期快艇学员大队来自陆军各部队，指挥员班学员来自营以上干部；艇长班学员来自连排干部；其他轮机、鱼雷、火炮等专业班学员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或战斗英雄，几乎每个人的胸前都有闪耀着的功勋奖章和战斗纪念章。学员按照快艇建制进行实际操作技能与战术训练。同时，还要负责筹建青岛快艇基地，包括码头、轮机修理所、鱼雷检查所等基础设施。

　　（青岛海校办公楼）　

　　1950年9月，王苏南向青岛海校建议成立一个快艇中队，专门培养鱼雷快艇艇长，他的建议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同，并经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的批准。青岛海校以购买的6艘B123型鱼雷快艇为基础，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快艇中队，在建制上归青岛基地，指挥上由青岛海校负责。快艇中队刘秉义任中队长，魏岱峰任指导员，舷号和艇长分别是，111号艇长王苏南、112号艇长韩明歧、113号艇长崔捷、114号艇长范永康、115号艇长王健秋、116号艇长滕远，其中，王苏南、韩明歧、崔捷、滕远四位艇长都是1926年出生属“虎”，人称“四虎艇长”。当时鱼雷快艇中队干部就8个人，111号至116号鱼雷快艇，这不仅是一艘艘快艇的编号，更是一代快艇人启航的原点。这8个人就是培育人民海军快艇指挥员的播种机，是人民海军快艇的第一根桩。从此，王苏南和他的快艇中队战友们深入军港，遨游大海，开启了人民海军快艇教练生涯。一代代“海上轻骑兵”从这里出发，劈波斩浪，守卫祖国万里海疆。　

　　开启“快艇不歇，教练不停，学员轮换”的快艇教练模式

　　快艇中队的组建让王苏南兴奋不已，回国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要把在苏联学到的一切全都交给祖国。据时任快艇中队116号艇长滕远回忆：“他和毛岸英等留苏的同学关系非常好，毛岸英年龄比王苏南大4岁，政治成熟，思想进步，王苏南视毛岸英为学习的榜样。1950年12月，正在朝鲜战场参战的毛岸英给王苏南寄来一封信，信的封面是中文写的，信的内容是用俄文写的，我们都看不懂。王苏南说毛岸英在信中鼓励他，要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为人民海军事业做出贡献。”据资料显示，毛岸英1950年10月入朝作战，11月25日在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室遭敌军轰炸时遇难，牺牲时年仅28岁。那时车马慢，书信远，也就是说，毛岸英牺牲一个月左右王苏南才收到这封信。王苏南收到毛岸英的来信深受鼓舞，把来信当作工作的动力，就像毛岸英信中告诉他的那样：“干什么工作都要有热情、有毅力、有恒心，并且一定要干出成绩。”

　　在教练艇长的岗位上，王苏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承担的快艇中队111号教练艇长的任务，是一次全新的挑战。按照国外标准，培养一个快艇艇长，从学习到独立操作需要学习四年以上。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海军刚刚起步，快艇数量有限，装备条件有限，训练条件同样有限。而王苏南面对的学员是速成培养，是一批从陆军转过来的海军，他们文化底子薄，知识水平低，上级要求培训的时间就一年。面对这些世界海军史上少有的现象，王苏南并未退缩，而是迎难而上。

　　（青岛海校学员学习鱼雷吊装技术）

　　他每天8点准时出现在教练艇上，白天在现场亲自传授离靠码头，鱼雷发射，晚上还要书写教练记录，评价每一名学员的实习表现。他根据每名学员的文化水平和对快艇和大海的认知程度，有针对性地“私人定制”，手把手，一对一传授驾驶技术、单艇航行、鱼雷发射等。在时间紧、学员多、快艇少、教练忙的情况下，要把每一位学员轮流教练一遍出海操练或离靠码头，需要很大的精力和很长的时间。因此他开启了“快艇不歇，教练不停，学员轮换”的教练模式，让每一位学员都有实际操作的机会和时间，而他自己和快艇则连轴转，没有停息的时间，用餐没有规律，吃饭只能凑合。长此以往，王苏南的身体出了问题。

　　据快艇21大队111艇轮机长董惠和回忆：有一次快艇刚刚靠码头，王苏南箭步飞奔到水兵食堂，只见他满脸冒着虚汗，端起桌上的饭菜狼吞虎咽。后来才知道他的胃病犯了，而且非常严重，待吃上几口饭菜，胃疼才有所缓和。医生劝他：“得了胃病要按时吃饭，按时就医服药，必要时住院检查。”可是他把治病事一拖再拖。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胃疼像针扎的一样，脸色苍白，表情痛苦，大家赶紧把他送往医院紧急抢救，医生诊断“胃穿孔”，经过手术把胃切除三分之二。医生告诉家属：“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规律是造成胃病的主要原因，幸亏就医及时，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是啊！他在快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训练，很难按时吃饭，尤其是当教练艇长的时候，吃饭的时间到了，他正在海上教练；他去食堂吃饭，饭菜已经凉了。他的心里只装着快艇，他的脑子就想着训练。

　　（2025年11月王苏南的女儿王一竹看望王苏南的老战友董惠和，左边为董惠和之子）

　　快艇中队6位教练艇长除王苏南在苏联当海军驾驶过鱼雷快艇，包括中队长在内其他人没有驾驶过鱼雷艇，都是分配到快艇中队后，经过苏联专家和快艇队的教练们训练后，他们才走上了鱼雷教练艇艇长的岗位。据滕远回忆：“在评定职务级别时，我们快艇中队5位艇长评为正连级，根据萧劲光司令员的建议，王苏南被评定为副营级。”他是快艇中队唯一科班出身的快艇教练艇长，可见，王苏南在快艇中队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是学员眼中“半个苏联专家”。

　　王苏南是一位“好教练”的故事广为传颂，他不但精通快艇理论，而且快艇操作和驾驶技术也炉火纯青。青岛海校在官兵眼里，王苏南是能人是高手，他示范的动作标准规范，他讲解的原理通俗易懂。他对于每个艇长班学员的评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的学员说：“很喜欢王苏南教练学员离靠码头，而且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看他离靠码头非常过瘾，而且一生不忘。”

　　1951年5月，又有30艘B123鱼雷艇运抵我国，其中10艘运抵到青岛莱阳路8号的青岛海校，与原有的6艘快艇一起成为第1期学员班的教练艇，这样快艇学校的教练艇就增加到16艘。当时，王苏南带队到旅顺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鱼雷快艇返回青岛，他是第一个成功将鱼雷快艇驶入莱阳路8号军港码头的快艇艇长，被誉为：把快艇开进新中国的“第一人”。

　　1951年海军4个鱼雷艇大队相继组建，为了快速把人才输送到快艇大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部队一线，青岛海校对工作重心进行了部署、对人员进行调整。

　　从1951年3月开始，来华支援快艇学校建设的70多位苏联专家顾问，离开快艇学校安排的各个快艇部队；青岛海校第一期文化水平高、技术能力强的优秀学员留在学校，安排到教职员的岗位上；学校部分教职员工和快艇中队教练艇长也离开快艇学校分配到各个快艇大队。

　　（青岛海校第一届艇长班毕业证书）

　　1951年快艇中队在对第一期学员完成项目训练后就撤编了，他们在快艇大队里继续担任教练艇长，王苏南被分配到快艇21大队继续担任教练艇长。在青岛海校他培养出来的优秀学员也分配到快艇21大队当了教练艇艇长，例如纪智良、铁江海、徐焕章、于化武、林盛、辛学诗等学员，这些新的教练艇长又去培养新的学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王苏南看到自己培养出来的学员当上了教练艇长，而且又培养出新的优秀学员，他感到十分欣慰，那种感觉就像自己的生命被延长了。

　　一个用“情”教，一个用“心”学，他教出了大演习的好成绩

　　1951年9月3日，青岛海校第二期学员正式开学，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战斗英雄的张逸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快艇21大队3中队144艇任艇长，他的上一任艇长是第一期学员林盛，也是张逸民的教练艇长；而林盛的教练艇长则是王苏南。师傅带徒弟，徒弟出徒后再带徒弟，这就是人民海军快艇创建初期的现状。

　　张逸民在回忆录中说：“我进快艇学校不久，王苏南这个名字就如雷贯耳。那个时候王苏南在快艇学校已经名扬四海，只是久闻其名，未谋其面。我编入快艇21大队后，就因为他作为副大队长又主管训练，不仅有了接触，还逐渐多了起来。一多接触，真实的王苏南便呈现在我的面前。”

　　“王苏南既是我的好领导，又是好战友。公平地说，在快艇部队建设的初期，在帮助学员掌握快艇技术、战术上，他是有大功的。我们这些实习艇长成了他天天光顾又不断做示范的主要对象。”

　　（海战英雄张逸民）

　　王苏南告诉实习艇长，人要与快艇和大海融为一体，高度结合，快艇好像是你身体的延伸。人给与快艇灵魂，人的勇敢通过快艇的冲锋陷阵，发射鱼雷，命中敌舰体现出来；快艇赋予人气势，在人的科学操纵下，运用好最大功能，发挥出最佳效率。每一次出海训练都是一次人与快艇和大海之间的对话。

　　1951年青岛海校第一期学员刚刚毕业，海军决定对新生的快艇部队举行海上大演习，以检验学员的学习成果和老师、教练的师资水平。为迎接海军快艇成立以来第一次海上演习，1951年夏天，刚刚组建的快艇21大队开始了热火朝天地选拔训练。原快艇中队“老教练艇长”王苏南、韩明歧和“新教练艇长”纪智良、铁江海等人，在苏联顾问带领下分别指导学员训练。

　　1951年12月10日海军快艇第一次演习开始，四个快艇大队分别派出2艘快艇汇聚到黄海水域，考核的项目是“单艇航行”和“发射鱼雷”。这次演习是对青岛海校第一期学员海上训练成果的检验，也是对教练艇长和业务参谋能力水平的评价。一个用“情”教，一个用“心”学，王苏南带出来的实习艇长在大演习中取得了好成绩。

　　（1951年10月王苏南（前排左二）与战友合影，前排右一为后来任快艇202大队首任大队长马凤阁）

　　1952年夏天，海军快艇第二次演习比武拉开序幕，考核的对象是快艇中队长、快艇教练艇长，快艇艇长，考核的内容是指挥、驾驶、通讯、武器装备和鱼雷发射等全面技术水平。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艇长是由教练艇长带出来的，艇长的业务是否过硬，全看教练艇长的技术水平。其中，21大队被考核的教练艇长是王苏南、纪智良、铁江海、林盛四位教练艇长，其中纪智良是青岛海校第一期学员中队长，铁江海和林盛是第一期艇长班学员，王苏南曾经是他们三位教练艇长的教练，他们的海上训练由王苏南指导完成。

　　演习考核开始，四位教练艇长的到码头装载鱼雷，真不愧是教练艇长，在他们的指挥下，在每一艘快艇吊装鱼雷都是“一吊成功”，然后快艇驶向预定海域发射鱼雷。最后，苏联顾问给四位教练艇长的评价是“成绩优秀，鱼雷发射全部命中”。这次教练艇长的演习考核，代表了刚刚组建的人民海军快艇部队真实战斗水平。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9月美军在韩国西海岸登陆。为防止美军在仁川第二次登陆，1952年刚刚成立的快艇部队开始积极备战、未雨绸缪，一旦需要就开赴朝鲜战场。1952年秋海军快艇部队开始有针对性的训练，实际上也是一场快艇精锐部队的选拔赛。1952年9月18日，青岛海校朱军政委正式宣布快艇部队备战赴朝参战的决定，快艇31大队为赴朝参战主力大队，快艇21大队为预备大队。这是从海军四个快艇大队选拔出来的尖子人才。

　　（王苏南（中）与冯玉祥之子冯洪达（右）合影）

　　1953年2月至4月，王苏南带领快艇21大队部分中队前往大东沟熟悉地形。后来朝鲜战争停战，快艇部队赴朝作战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5月在大东沟快艇基地，以快艇31大队和21大队为基础力量组建了快艇41大队，王苏南晋升快艇41大队副大队长。

　　1954年3月18日，海军快艇部队成立了第一个师级单位，即海军青岛基地第一快艇纵队，下辖快艇31大队和快艇21大队。1954年王苏南任快艇21大队副大队长兼作训股股长，主管训练工作。

　　（青岛海校学员训练离靠码头）

　　1954年4月10日，快艇31大队1中队这支原准备赴朝参战的精锐中队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中队6艘快艇连人带艇连夜登艇起航，由青岛前往东海前线的舟山群岛，在那里驻泊训练，准备参加解放一江山等岛屿的战斗。据核实，这支精锐中队的骨干大部分都是青岛海校毕业，中队领导及艇长均受到过快艇中队王苏南等教练艇长的培养和训练。

　　1954年6月23日，在巴士海峡发生台湾军舰劫持苏联油轮事件，引发中、美、苏和台湾地区局势紧张，7月16日，快艇21大队接到命令，两个中队立即开赴海南岛榆林港，王苏南随快艇21大队参加榆林战斗护航任务。当年快艇中队王苏南等教练艇长对这两个中队大多数艇长进行过训练。　

　　两个革命家庭因儿女姻缘链接在一起，一人驰骋海疆，一人心系国防

　　在《东北抗日联军名录》一书中，唯一的两个不曾相识的革命家庭，却在几十年后因儿女的姻缘链接在一起。1955年，东北局与苏联联络员卢竟如将她的老战友侯志的女儿侯苓介绍给从事海军快艇工作的王苏南。卢敬如对双方家庭都比较了解，女方是老革命的后代，知根知底；男方是烈士的后代，在红色苏联健康成长。通过俩人的接触王苏南逐渐了解了侯苓的“红色家庭”。

　　侯苓的父亲武胡景，曾任临时中央军事部长，上海临时中央军委书记，中共上海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1923年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历任青岛特支书记，唐山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央保卫部部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是中共在苏联肃反中被错杀职务最高的干部。1953年苏共中央为其平反，1957年中共中央追认武胡景为革命烈士。

　　侯苓的母亲侯志，1924年经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是妇女运动的先驱。1925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与武胡景结为夫妻。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妇女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期从事党隐蔽战线工作。“文革”中含冤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十年。1978年初，高龄的侯志平反昭雪，她从补发的生活费中一次性缴纳了5000元党费，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和对党的无限忠诚。

　　听到侯苓讲述她父母革命的一生，王苏南内心十分震撼，这不仅仅有助于了解侯苓的家庭背景，更是一次直击内心的精神洗礼，让他久久萦怀。一样的家庭背景，共同的理想信念，让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1955年侯苓还在大学读书期间与王苏南结婚，开始了一辈子的相守。侯苓毕业后随军到青岛四方机车厂工作，其后又调入海军4808工厂任技术员。从朋友到夫妻，一个驰骋海疆保家卫国，一个心系国防做好保障，奔赴共同的理想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

　　（1956年王苏南夫妻与岳母侯志（前排右）、王苏南弟弟合影，怀抱婴儿为王苏南女儿）

　　结婚后夫妻聚少离多，王苏南无暇顾及家庭，妻子侯苓独自抚育子女，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快艇部队建设，常年奔波在海军各个快艇基地，执行快艇组建、训练、教学任务。从黄海之滨到渤海之畔；从东海的波涛再到南海的浪潮，一纸调令，背起背包就出发，哪里有新组建快艇大队，哪里就有王苏南；哪里要打基础训练新艇长，他就被派到哪里。他不是不想家，而是初创时期的快艇部队太缺“懂行的人”，新组建的快艇大队要等着他去“扶上马、送一程”。常年的东奔西跑，他欠妻子太多的陪伴，欠孩子太多的童年。

　　他踏遍祖国的快艇基地，频繁地调动，就是让他塑造更多的“海鹰”

　　1955年4月15日，王苏南作为快艇专家和俄语翻译参加旅顺基地中苏两国海军防务交接签字仪式，人民海军正式接管旅顺基地。自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至1955年接收旅顺，历经60载，旅顺口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55年海军旅顺基地组建，并成立了快艇16支队，下辖快艇51大队和快艇61大队，王苏南参与了快艇组建工作，先后任快艇51大队和快艇61大队副大队长，负责组建、训练、培训工作。

　　（1955年在旅顺中苏海军交接仪式后快艇51大队副大队长王苏南（左三）与苏军军官合影）

　　1955年9月海军快艇第1纵队改编为直属青岛海军基地快艇第1支队，留在青岛的快艇21大队另外两个中队再扩编，番号改成快艇81大队。1956年王苏南就任快艇81大队大队长，那一年，他刚刚30岁。

　　1955年人民海军快艇部队编制扩大，队伍茁壮成长。成立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快艇部队由1951年成立之初的4个快艇大队壮大为4个快艇支队。

　　1956年下半年海军司令部派员分别到成立仅一年的海军4个快艇支队，就“快艇基地与快艇部队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前来调研的是刚刚调入海军司令部的鱼雷参谋骆传骊，他曾任青岛海校鱼雷助教、快艇21大队鱼雷业务长、快艇11支队鱼雷业务长，他当过海军快艇大比武演习的考官，对快艇部队各级领导非常熟悉。　

　　12月骆传骊来到快艇1支队81大队大队长王苏南的宿舍，他们就快艇装备和部队建设问题彻夜长谈，王苏南告诉骆参谋：“眼下快艇官兵的健康问题日渐凸显，由于青岛冬天的气候寒冷潮湿，许多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关节炎，其中不少人因此复员、转业。”

　　王苏南和骆传骊分析了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俩人一致认为是防水服出现了问题。骆参谋回到北京后，立即将这一关系到水兵健康的问题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并亲自调研快艇防水服用料问题。不久，既保暖又轻质的防水服装备到快艇上。

　　骆参谋到快艇部队调研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巡视快艇部队单艇航行。第二天一大早，王苏南和骆传骊来到快艇码头查看装载鱼雷和出海前的备战备航，他们登上快艇。这时，骆参谋想起了5年前的1951年12月那次海军快艇第一次大演习的场景，那一次他是考官之一，今天他代表海军司令部又一次当考官巡视快艇部队训练。当他看到一艘艘快艇迅速有序地备航备战，熟练规范的单艇航行，干脆利索的停靠码头，让骆参谋非常满意，他对王苏南大队长说：“都说‘强将手下无弱兵’，你带出来的兵一招一式都像你啊！”

　　（在青岛海军码头保养快艇）

　　王苏南是人民海军快艇部队教科书式的人物。他助力人民海军把鱼雷快艇从“零”走到“一”，他把陆军的“旱鸭子”练成了英勇的“海上蛟龙。除了创建初期在青岛海校任教练艇长外，在以后短短的数年间，他先后在快艇41大队、21大队、51大队、61大队、81大队、91大队和快艇75大队等任副大队长或大队长，主要参与组建、教学、训练和培训工作。同一个级别上频繁调动，而且是跨地区、跨舰队任命，这在海军史上绝无仅有。这些数字的背后彰显出人民海军快艇部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同时也说明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王苏南“教练”的身影。频繁的调动，不是让他去“当官”，而是让他为人民海军塑造更多的“海鹰”。

　　他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数年间，王苏南的脚步踏遍祖国大江南北的快艇基地，辗转不同的快艇部队，用知识和技能，手把手训练快艇艇长，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他与快艇中队战友们培养出来的“徒弟”，已经占据了快艇部队的“半壁江山”，他们中的优秀代表有张逸民、纪智良、铁江海、高东亚、吴文斌、程金茂、王铭、于化武、赵洪伦、郭继祥、李宝清、孙际洲、徐焕章、林盛、辛学诗等人，他们当中还有的走上了海军重要的领导岗位，第一代鱼雷快艇艇长背后几乎都有他们这双手在操作，他是当之无愧的“头号教头”。

　　王苏南是人民海军鱼雷快艇规范化建设的开拓者。在海军快艇创建时期，基于王苏南在快艇专业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1959年王苏南调任东海舰队、1961年调任南海舰队等海军上级机关，编写《鱼雷快艇条令》《单舰（艇）离、靠码头条例》《舰艇条令》《训练大纲》等快艇规范化文件。这些文件是快艇部队战斗、训练、工作和生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适用于各个快艇部队，为初创时期的快艇部队的成长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他受苏联海军理论的影响，但绝不是照搬照抄苏联课本；他将苏联海军鱼雷快艇的条例、条令准确的翻译过来，但他把训练的体会和积累的经验融进中国快艇条令里；他在吃透苏联海军快艇训练精髓基础上，走出一条人民海军快艇独特的训练道路。　　　　　　　　

　　快艇薪火在一次次操作中传递，蕴藏着史诗般的壮阔和千钧力量

　　岁月离去如大海奔腾、如浪花飞溅。一遍又一遍的驾艇操作，日复一日的鱼雷发射；一批又一批学员毕业，一名又一名艇长合格。唯有王苏南在“培训”的位置上不动，不管是最初的教练艇艇长，还是任快艇中队长或快艇副大队长、大队长，他的主业依然没有离开“培训”“教练”的岗位，一个‘教’字贯穿了王苏南的一生。没有“海上拼刺刀”的壮举，没有击沉敌舰后庆功的联欢，唯有赤诚奉献的快艇薪火在一次次操作中传递，这份岿然与沉静，恰是王苏南身上最动人的底色，却蕴藏着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千钧力量。

　　二战以后鱼雷艇的足迹遍布世界四大洋，冷战时期在地区冲突中频频见到鱼雷艇的身影，但是战绩平平，没有什么“雷人”的表现。然而，唯有年轻的人民海军鱼雷艇在世界海洋的舞台，上演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感人乐章。

　　1954年11月14日凌晨，这是一个永载人民海军史册的日子，快艇31大队1中队首次海战击沉敌舰“太平”号。自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杆雷艇队被法国海军消灭，到1894年中日黄海海战鱼雷艇部队无所作为；从中日威海海战12艘鱼雷快艇集体逃跑，到抗日战争海战雷电学校鱼雷快艇全军覆没，中国鱼雷艇部队70年海战无一例击沉敌舰战绩，只有新生的人民海军快艇部队创造了中外海战史上的奇迹，它胜利的意义，远远超出击沉“太平”号本身。而这次击沉敌舰的英雄们，无不出自青岛海校，其中岸上指挥员纪智良、海上指挥员铁江海以及快艇艇长王铭、于化武、赵洪伦、郭继祥均授教于快艇中队王苏南等教练艇长的“真传”。

　　时隔不到两个月的1955年1月10日，人民海军快艇部队再传捷报，快艇1大队102艇单艇独雷击沉敌舰“洞庭”号，而海上指挥员就是当年青岛海校第二期艇长班学员张逸民。他在回忆录深有体会地说：“我操艇的基本功是从我的老师王苏南学到手的，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在实习期间，我对快艇技术、战术和鱼雷攻击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离担负战斗使命还差一步之遥，我不会无师自通，这一步就是王苏南等人帮助我跨越的。”

　　十天以后的1955年1月20日，快艇31大队159艇、160艇和快艇41大队2艘鱼雷快艇重创敌舰“宝应”号，而艇长李宝清、孙际洲等艇长均受到王苏南等教练艇长的指导。

　　1958年金门8.24海战和9.1海战，岸上指挥员刘建廷、海上指挥员张逸民率领快艇1大队击沉敌舰“台生”号、重伤“中海”号。1965年11月14日崇武以东海战，也是鱼雷艇参加的最后一场海战，张逸民率领快艇31大队击沉敌舰“永昌”号。

　　（海战英雄张逸民向周总理汇报崇武以东海战战况）

　　至此，人民海军鱼雷艇部队共参加海战9次，共击沉敌舰6艘重伤2艘。其中快艇1大队击沉敌舰2艘重伤1艘；快艇31大队击沉敌舰2艘重伤1艘；快艇11大队击沉敌舰2艘。值得一提的是，张逸民作为海上指挥员参加6次海战，击沉敌舰3艘重伤1艘，参加海战次数最多，击沉击伤敌舰数量最多，创造了中国海战史和世界海战史记录，战绩卓然，无人与之争锋，堪称人民海军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人民海军快艇部队的一面旗帜。

　　他那乘风破浪穿透历史的身影，永远留在了大海

　　谁能料到命运齿轮骤然转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曾经与苏联有过关联的人员受到审查。王苏南曾在苏联海校毕业、黑海舰队服役，有加入苏联国籍、党籍的情况等，这些经历曾经是荣耀、是资本，现在变成了“里通外国”和“苏修特务”，而岳父武胡景又被康生、王明定为“托派”杀害，岳母侯志也被定为“苏修特务”，这在极左环境下进一步论证了他的“罪行”。他被停职隔离审查，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军籍，“文革”中再次含冤入狱，遭受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创伤。

　　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里，他始终想不明白，自己一生爱党爱国，爱海军爱快艇，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祖国，怎么会成为苏联特务？怎么会里通外国？有时候他会想起在苏联的日子，与儿童院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与苏联学员一起训练；想起即将回国的那个晚上，他和几个苏联战友促膝长谈，战友们劝他留在苏联会有更好的发展，他婉言谢绝了；他想起回国后要把自己的梦想向祖国绽放……这些片段像纸片一样在眼前飘过。

　　在王苏南处境最艰难的日子里，曾在青岛海校快艇中队朝夕相处的战友滕远，冒着被怀疑、被错怪的危险，来到401医院看望他，并鼓励王苏南：“要相信组织，要挺住……”在那个年代说出了老战友的最真实、最温暖的话，这一刻他发现最珍贵的是战友之情。

　　1979年10月，中央组织部和海军为其平反，恢复党籍、军籍，按副师级离休待遇办理。1991年12月王苏南因病逝世，享年65岁。一代海鹰的奠基人和先行者，离开了他热爱的、终极一生的快艇，他那乘风破浪穿透历史的身影，永远留在了大海！

　　半生快艇梦，一生大海情。出生在满门忠烈、碧血丹心的“红色家庭”；成长在异国他乡的艰苦环境；贡献于人民海军快艇事业。哲学家说：“每个人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歇。”王苏南就是这么一种人。

　　时空跨越半个多世纪，鱼雷艇早已淡出历史舞台。但是人民海军鱼雷艇部队王苏南等先辈们的卓越贡献与崇高风范，像天空中璀璨的星斗，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以他们的赤子之心，为世人创造了一个不朽的精神世界。今天让我们在回望中赓续精神丰碑，在时代中激扬奋斗之志，共同祝愿新时代人民海军谱写新的篇章！

　　注释：

　　1.参考张逸民回忆录《沧海作证》；

　　2.参考骆勤《海阔鱼跃》，上海文化出版社2025年3月版；

　　3.感谢王苏南女儿王一竹提供素材；

　　4.感谢仇云奎、李世春、杨洪义、金涛、薛永清、王慧敏、杜宁一、任建军等战友始终如一地支持、鼓励作者撰写海军快艇故事；

　　5.部分图片由王苏南女儿王一竹提供，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