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文写作场域里，一种怪异的文字默契正在悄然泛滥，逐渐成为无需言说的潜规则：对于那些已然举国皆知、劣迹昭彰、被公众钉在舆论耻辱柱上的争议人物，无数写作者落笔时习惯性选择退让与躲闪，放弃直呼其名的权利，转而用“某某”“某某某”“陈某某”“阵某”之类模糊代称一笔带过。

　　最典型的例证，便是当下舆论场中热度极高、行径为人不齿的精日分子陈宇昕。此人的所作所为早已被全网深挖曝光，其分裂立场、媚日辱华、亵渎民族情感的恶劣行径，路人皆知、全民共愤，不存在任何信息保密的必要，也不存在身份模糊的空间。可翻阅海量网文、评论文章、深度杂文、时事评析，绝大多数创作者都刻意回避其真实全名，以隐晦代号替代精准姓名。

　　于是便生出所有人心中共同的疑惑：对于全民熟知、劣迹确凿、争议公开的负面人物，写作者究竟为何不敢、不愿、不肯直呼其名？文字的锋芒为何主动向卑劣的罪人妥协？本该明辨是非、褒善贬恶的笔端，为何偏偏对恶人极尽温柔遮掩？

　　这绝非无关紧要的文字细节，也不是创作者的行文习惯，而是折射当下中文写作生态、舆论风骨、文人底气与价值立场的一面镜子。看似简单的“讳名”操作，背后藏着规则滥用、心态怯懦、风气扭曲、责任缺位的多重病灶，值得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位文字受众深刻审视与反思。

　　一、合法直呼其名：公众负面人物无“姓名豁免权”

　　想要理清这场文字躲闪的乱象，首先要破除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很多写作者理想当然地认为，公开批评、批判任何自然人，都必须规避全名，否则便涉嫌侵犯名誉权、姓名权，会引发法律纠纷。正是这份无端的恐惧，让无数笔端自我设限、主动噤声。

　　可事实上，我国法律从未赋予公众争议负面人物姓名隐匿的特权。法律层面的姓名权、名誉权保护，有着清晰且严苛的边界，绝非不分场景、不分人群的绝对保护。

　　根据现行司法准则与权威判例，自然人的人格权保护，优先适用于普通无辜公民、涉案未定罪人员、弱势群体、未成年人以及隐私权益需要保护的群体。司法实践与新闻发布规范中明确，新闻报道、公开评论、文艺评论、时事杂文写作中，未经法院判决的犯罪嫌疑人、涉案未成年人、病患、弱势群体，需要使用化名或“某某”代称，目的是遵循“无罪推定”原则，保护普通公民的人格尊严与隐私权益，避免舆论先行定罪，造成不可逆的名誉损害。这是法治的善意，是对无辜者、待定罪者的兜底保护，是文明写作与舆论传播的基本底线。

　　但这份善意保护，绝对不适用于行径公开、证据确凿、舆论公认、伤害公共利益的负面人物。

　　以陈宇昕为例，其精日辱华、挑战民族底线的言行全部源自本人公开发布的社交内容，无隐私可遮蔽、无冤屈可洗白、无模糊可辩解。其个人行为主动暴露于公共视野，主动伤害民族情感、破坏公共秩序、触碰公序良俗红线，本质上是主动放弃了部分公众层面的人格权豁免。

　　最高法多起名誉权纠纷判例早已明确：对于公开实施违背公序良俗、损害公共利益、挑战主流价值观行为的公众人物及舆论焦点人物，公众与创作者拥有合理的舆论监督权、批评评议权。如实直呼其名、依据事实批判其行为、抨击其错误立场，不构成任何侵权。反之，司法实践早已定论：不点名、用代号的“影射式评论”，只要受众能够精准对应具体人物，依然属于明确指向的言论表达，无法规避法律责任。

　　换言之，当下很多写作者的讳名操作，完全是无意义的自我阉割。该承担的合规风险，不会因为改成“某某”就彻底消除；本该拥有的舆论底气，却因为无端躲闪彻底丧失。

　　更值得警醒的是，官方权威传播早已摒弃这种过度怯懦的讳名陋习。纪委通报、权威媒体评析、公共事件复盘，对于查实的违纪违法人员、劣迹公众人物、危害公共利益者，早已敢于实名通报、实名批评、实名曝光。《羊城晚报》曾刊文直言：“通报不用某某，违纪难以隐身”，模糊的代称只会让作恶者隐藏在文字阴影中，淡化其恶行的警示意义，让公众监督流于形式。

　　官方尚且坦荡磊落，民间写作者反而层层设防、自我束缚，把法治善意的保护规则，滥用成对卑劣者的变相庇护，这无疑是当下文字行业最大的荒诞。

　　二、讳名之弊：模糊善恶边界，消解文字批判力量

　　文字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记录事实、清晰划分善恶、深刻传递立场、有力惩恶扬善。精准的姓名、具体的人物、确凿的对应，是批判文字的根基。而泛滥的“某某化”代称，正在一点点消解中文写作的批判力量，模糊公共事件的是非边界，造成难以逆转的舆论内伤。

　　其一，讳名稀释恶行的恶劣程度，弱化事件的警示价值。

　　文字传播的本质，是记忆的留存与精神的传承。对于陈宇昕这类突破民族底线的恶劣行径，写作记录的意义，不仅是评析当下事件，更是为了留存警示、警醒后人、锚定是非对错，让每一个国人铭记何为辱国、何为失德、何为不可触碰的民族底线。

　　当写作者用“阵某”“陈某某”替代全名，文字的锋利感瞬间消散。完整姓名对应的是具体的人、确凿的恶、真实的错，能够让读者清晰锁定作恶主体，明确恶行的专属标签，形成深刻的负面记忆，真正做到引以为戒。而模糊代称自带“模糊滤镜”，弱化了人物的专属劣迹，让极致恶劣的个人行为，变成笼统、模糊、无关痛痒的舆论八卦。

　　久而久之，读者只记得“有一个精日分子做错了事”，却记不住具体是谁、记不住恶行细节、记不住这场舆论风波的警示内核。作恶者的名字被文字温柔遮蔽，其卑劣行径随之被淡化、被遗忘、被稀释，本该钉在耻辱柱上的罪人，借着写作者的躲闪悄然脱身，舆论惩戒的力度被彻底消解。

　　其二，讳名混淆公共认知，制造舆论模糊地带。

　　中文表意讲究精准严谨，时事杂文、评论写作的生命线就是真实、具体、客观。“某某某”这类代称，天生自带模糊属性，极易造成认知偏差与信息混乱。

　　当下网络同名、同姓、谐音人物众多，模糊代称无法精准锁定主体，容易让无辜同姓之人遭受牵连，也容易让读者混淆不同舆论事件中的负面人物。更严重的是，长期的讳名写作，会让公众逐渐习惯“模糊看恶、笼统看错”，慢慢丧失精准辨恶、明确斥恶、坚决惩恶的舆论自觉。

　　是非对错一旦失去具体的承载主体，就会沦为空洞的道德口号。我们反复歌颂家国情怀、坚守民族气节、恪守公序良俗，却在具体的恶人恶事面前不敢直呼其名、不敢精准批判、不敢明确追责，这样的文字再华丽、再深刻，也只是空洞的纸上谈兵，毫无现实力量。

　　其三，讳名纵容作恶成本降低，消解舆论监督效能。

　　网络时代的舆论惩戒，是社会规则惩戒的重要补充。公众的口诛笔伐、文字的永久记录、全网的负面标签，是对失德失范、违法违矩者最有效的约束。一个人的恶，只有被精准点名、公开曝光、永久留存，才能形成威慑，才能警示后来者不敢效仿。

　　可泛滥的讳名操作，相当于给所有负面人物披上了一层“文字隐身衣”。写作者人人躲闪、个个讳言，恶人姓名不被提及、恶行不被精准标注、劣迹不被永久留存，作恶者无需承担实名舆论代价，丑闻热度褪去后便可悄然隐身，甚至伺机复出、卷土重来。

　　当文字不再敢于直面恶人、精准挞伐劣迹，舆论监督就会形同虚设。作恶成本无限降低，守善成本无形升高，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敢于作恶者肆无忌惮，坚守底线者沉默隐忍，社会的是非标尺、善恶边界、荣辱标准都会慢慢松动。

　　三、躲闪的根源：怯懦、功利与规则的滥用错位

　　明知公众负面人物可以合法实名批判，明知讳名写作弊端丛生，为何绝大多数写作者依然固执坚守这一陋习？究其根本，不是不懂法理规则，而是心态的怯懦、创作的功利、认知的错位、行业风气的扭曲，多重因素交织，最终造就了这场全员躲闪的文字困局。

　　首要根源，是极致的文字怯懦与避祸心态。

　　当下网络舆论环境复杂，部分平台规则过度保守、部分维权界定过度宽泛，滋生了写作者的普遍畏难情绪。很多创作者常年处于被动防御状态，不求写出锋芒、写出真相、写出立场，只求平安过审、无纠纷、无投诉、无风险。

　　他们从不主动钻研人格权边界、舆论监督权限、合法评论尺度，只是笼统认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点名少麻烦”。哪怕面对全民唾弃、证据确凿的负面人物，也习惯性自我矮化、自我约束、自我噤声，用最稳妥的讳名操作，规避所有可能出现的微小风险。

　　这种怯懦，无关敬畏法律，而是畏惧麻烦；无关尊重他人，而是缺乏担当。真正的文字敬畏，是敬畏真相、敬畏正义、敬畏公序良俗，而非敬畏作恶者的所谓“名誉”。当写作者的笔端只懂避险、不敢亮剑，文字就失去了最珍贵的风骨与脊梁。

　　其次根源，是功利化创作导向的裹挟。

　　如今绝大多数网络写作、自媒体创作、平台发文，核心诉求不再是针砭时弊、传递价值、启迪人心，而是流量、收益、热度、账号稳定。

　　在功利逻辑主导下，所有创作行为都服务于“保全账号、持续变现”。实名批判负面人物，纵然合法合规，依然可能遭遇恶意投诉、平台审核风控、舆论争议拉扯，无形中增加创作成本、账号风险。而简单替换成“某某”“某氏”，就能一键规避所有潜在不确定风险，最大程度保全自身利益。

　　于是，无数写作者主动放弃文字的批判功能、监督功能、启蒙功能，将写作沦为纯粹的谋生工具。为了流量安稳、为了账号存续、为了眼前利益，甘愿牺牲文字的锋利、妥协是非的底线、退让文人的担当。这种取舍背后，是职业初心的遗失，是文字信仰的崩塌。

　　深层根源，是法律规则与伦理规则的严重滥用错位。

　　前文提及，新闻传播与写作规范中，设置化名、讳名规则的初衷，是保护弱者、保护无辜者、保护待定罪者，是法治文明的善意兜底。但在长期的传播实践中，这一善意规则被彻底泛化、滥用、扭曲，从“保护无辜”变成“庇护卑劣”。

　　无数写作者不分场景、不分对象、不分善恶，机械套用同一套讳名标准：无辜普通人要保护，作恶负面人物也要保护；未定罪嫌疑人要模糊，证据确凿劣迹者也要模糊。规则原本用来约束舆论暴力、守护公平正义，如今却沦为恶人遮丑、劣迹隐身、逃避舆论惩戒的保护伞。

　　更荒诞的是，很多人混淆了“人格权保护”与“舆论监督”的边界。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受捏造诽谤、恶意造谣、无端抹黑，但绝不保护任何人公开作恶、公然违德、肆意辱民。据实批判、实名挞伐公开的恶行，是合法合规的正义表达，绝非侵权越界。这种基础认知的缺失，让讳名陋习愈演愈烈，根深蒂固。

　　终极根源，是当代文人风骨的弱化与公共责任感的缺失。

　　自古以来，中文文字最动人的力量，便是文以载道、笔以明义、秉笔直书、善恶必书。从史家实录善恶不隐，到文人针砭时弊为民发声，文字从业者始终是社会良知的记录者、是非对错的界定者、公序良俗的守护者。

　　古代史官不畏强权、不惧祸患，如实记录王侯将相的过错恶行；近代文人以笔为刃，抨击黑暗、唤醒民众、坚守家国大义。他们从不为恶人避讳，不为劣迹遮掩，不为风险妥协，这便是文人最珍贵的风骨与担当。

　　反观当下，太多写作者困于小我得失、囿于个人安危，丢失了这份千年传承的风骨。面对伤害家国、违背良知、败坏风气的人和事，不敢直言、不敢点名、不敢批判，只会小心翼翼躲闪、遮遮掩掩模糊、不痛不痒评述。笔端温柔以待卑劣恶行，文字怯懦回避社会病灶，看似安稳无虞，实则是对文字职业的辜负，对公共责任的缺位，对社会正义的消解。

　　四、讳名的隐形危害：温柔纵容，透支社会正气

　　很多人将“某某化讳名”视作微不足道的行文细节，认为既不影响文章主旨，也不伤害公共利益，无需过度较真。殊不知，所有的文字退让，都是对恶的温柔纵容；所有的笔端躲闪，都是对善的无声辜负。这种看似无害的行文习惯，正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侵蚀社会的价值根基。

　　第一，持续模糊社会荣辱底线，消解大众是非感知。

　　社会的正义风气、价值秩序、荣辱观念，从来不是凭空形成的，而是由无数次精准的善恶界定、明确的是非评判、坚定的正邪划分，一点点构建、巩固、传承而来。

　　每一次对恶人的实名批判，都是一次公开的价值普及：告诉大众何为错、何为耻、何为不可为；每一次对劣迹的精准曝光，都是一次清晰的底线重申：让所有人看清违背公序良俗、伤害家国民族的代价。

　　而持续的讳名躲闪，会不断弱化这种价值界定。当作恶者始终被文字温柔遮蔽，恶行始终被模糊处理，大众对错误的痛感会持续降低，对底线的敬畏会慢慢淡化。久而久之，辱国、失德、违矩的行为，不再是人人唾弃的耻辱，只是模糊的舆论八卦；突破底线的恶人，不再是钉死的反面典型，只是匿名的争议路人。是非渐渐模糊，荣辱渐渐混淆，正气渐渐式微。

　　第二，弱化文字的监督力量，助长作恶侥幸心理。

　　人性本有趋利避害、肆意妄为的弱点，所有的良善与守矩，都源于约束与敬畏；所有的克制与自律，都源于代价与惩戒。

　　法律惩戒是刚性底线，舆论惩戒是柔性防线，而文字的精准记录与公开批判，是舆论惩戒的核心载体。当写作者人人讳名、个个遮掩，作恶者就会产生强烈的侥幸心理：纵然一时舆论哗然，只要时间流逝、文字模糊，自己的劣迹就无人铭记、无人提及、无人追责。

　　这种侥幸，会滋生更多效仿者。既然辱国失德只需短暂沉寂，便可借文字模糊彻底脱身；既然突破底线无需永久背负实名污点，便可肆意妄为、无所顾忌。讳名写作看似温和包容，实则是变相纵容，一点点瓦解社会约束恶人的软性屏障。

　　第三，败坏写作行业风气，固化怯懦功利的创作生态。

　　当躲闪讳名成为行业潜规则，当不敢点名成为普遍行文常态，敢于实名亮剑、精准挞伐、秉笔直书的创作者，反而会成为异类，被视作激进、冒险、不懂规则。

　　久而久之，劣币驱逐良币：有风骨、有担当、有立场的文字越来越少，趋利避害、圆滑怯懦、模棱两可的文字越来越多；敢于直面真相、直面恶丑的创作者越来越少，擅长文字躲闪、风险规避、中庸敷衍的创作者越来越多。

　　整个中文写作生态，会慢慢失去锋利度、失去思想性、失去批判性，沦为只会歌颂、不敢批判，只会模糊、不敢精准，只会妥协、不敢坚守的平庸场域。文字不再是时代的手术刀、社会的记录仪、正义的传声筒，只会变成无立场、无棱角、无风骨的情绪宣泄与流量工具。

　　第四，辜负公众期待，消解文字的公信力。

　　普通读者对写作者的期待，从来不是华丽的辞藻、优美的句式、流畅的段落，而是真实、真诚、正直、有立场、有温度、有锋芒的表达。

　　大众阅读时事评论、社会杂文、深度评析，是希望看到真相被还原、错误被揭露、恶人被批判、正义被彰显，是希望借助文字看清是非、明晰对错、坚守初心。

　　可当读者翻开一篇篇评析公共劣迹的文章，通篇皆是模糊的“某某”代称，看不到精准的主体界定、看不到坚定的批判立场、看不到直面恶丑的文字勇气，只会滋生失望与疏离。连执笔之人都不敢直面一个全民皆知的恶人，不敢直呼一个确凿无误的姓名，其笔下的道理、立场、感悟，又有多少可信度、感染力、说服力？

　　文字的公信力，从来不是来自辞藻修饰，而是来自执笔人的坦荡与正直。躲闪的笔端，永远写不出震撼人心的正义，也撑不起大众对文字行业的期待。

　　五、秉笔直书：写作者当有不避恶人、不讳劣迹的文字底气

　　理清所有误区、看透所有病灶、明晰所有危害之后，答案已然清晰：对于全民熟知、劣迹确凿、危害公共利益的负面人物，写作者完全可以、也应当坦荡直呼其名，摒弃无意义的讳名躲闪。

　　我们必须再次明确核心法理与价值逻辑：法律保护无辜，不保护卑劣；规则守护善意，不纵容恶行；文字包容多元，不包容背叛与失德。

　　诸如陈宇昕之流，其恶劣行径公开透明、证据确凿，伤害民族情感、违背公序良俗、挑战主流价值，已然成为公共舆论中的负面典型，不存在任何隐私保护、名誉豁免的合理空间。据实写作、实名批判、精准挞伐，是每一个写作者合法合规、理所应当的权利，更是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真正成熟、正直、有风骨的写作，从来不是圆滑中庸、避祸躲闪、模棱两可，而是实事求是、善恶分明、秉笔直书、敢言敢断。

　　写作者应当彻底摒弃怯懦的避祸心态。无需被模糊的规则恐惧裹挟，无需被无端的风险焦虑束缚。坚守“据实书写、不造谣、不抹黑、不夸大”的底线，以事实为根基、以公序良俗为标尺，坦荡点名、精准评析、深刻批判，这便是最稳妥、最正直、最合规的创作姿态。

　　写作者应当重塑文字的责任与风骨。文字不止于谋生，更在于载道；执笔不止于行文，更在于立心。我们执笔书写，既要歌颂美好、记录温暖、传递善意，更要揭露丑恶、鞭挞卑劣、警示世人。不回避社会病灶，不遮掩人物劣迹，不为恶人留体面，不为恶行做遮掩，让文字有锋芒、有立场、有力量。

　　写作者应当坚守精准严谨的行文底线。摒弃泛滥模糊的“某某”代称，让每一个负面人物都有精准的身份对应，让每一场公共恶行都有清晰的事实记录，让每一次舆论批判都有明确的指向主体。让善被铭记、让恶被烙印，让是非泾渭分明、让善恶各有归处。

　　我们从不主张文字暴力，不支持无端抹黑、人身攻击、造谣诽谤。我们坚决反对的，是对恶的无底线包容、对劣迹的无原则遮掩、对是非的无边界模糊、对文字力量的无意识消解。

　　温柔对待无辜，是善良；温柔包容卑劣，是纵容。

　　规避无辜者的姓名，是法治善意；规避作恶者的姓名，是文字怯懦。

　　模糊未知的真相，是严谨；确凿的恶行刻意模糊，是立场缺失。

　　在这个信息透明、舆论公开的时代，中文写作最需要的，从来不是圆滑的躲闪技巧，而是直面真相的勇气、明辨善恶的良知、坚守正义的风骨。

　　愿每一位执笔写作者，都能放下无谓的怯懦与功利，重拾文字的初心与担当。落笔有锋芒，行文有立场，善恶不避讳、是非不模糊。对善温柔以待，对恶绝不遮掩，秉笔直书、记录时代、明辨正邪、传递正气，让每一个卑劣的恶人都被精准钉在耻辱柱上，让每一份文字的力量都用来守护正义、捍卫良知、坚守家国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