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一辈子，盖了三次房，脱了三层皮；他也硬气了三回，接进了三个儿媳妇。让他晚年在擦拭人生伤口时，能自豪地说：“自家的树开枝散叶了，对得起先人，不白活。”

　　让父亲引以为豪的三次盖房，我只见证了第一次，可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亲的辛酸和劳累，盖房的艰难和生活的不易。

　　父亲第一次盖房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刚分田到户。那年年底，村里人一窝蜂似的，纷纷拆旧房盖新房。全村三十来户人家，有二十多户，开始大兴土木。

　　父亲也不甘人后，开始筹划着盖房。他原本想拆除旧房，在原地盖三间平房。但母亲没同意，说：“你这时不去向村里申请地基，把地基占着，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了，三个儿子，最少得要两块地基。这旧房的地基留给我们和三儿，老大、老二就用新地基，现在盖房就另找地基。”

　　父亲一听，点头说是。于是在村子边上选了一块地基，开始了第一次盖房。

　　那时农村盖房，是砖木结构，砖是用泥巴做的，村子原本有一块甘蔗地，地平土松无石子。村里人盖房都是从那里取土。

　　那年年底，父亲先是用牛犁出一片地来，浇上水。在松土里放上一些铡成十公分的稻草，尔后父亲牵着牛深一脚浅一脚在泥地里来回走动，把稻草费力地踩进泥地里。

　　母亲和我要下泥里踩泥，父亲不让，说我太小了，一脚踩上去拔不出来。我们只好在边上看着父亲低着头来回地踩泥，那时是深秋，天气挺冷，有风，风吹着，有些刺骨。

　　父亲迎着风在泥地里干了一下午，天黑时，才一身泥水牵着牛上了岸，双脚在地上用力地擦拭后，对母亲说：“就这样了，明天叫人帮忙打砖。”

　　母亲连忙递上一杯开水，一边说道：“你说行就行，晚上我去请人，你在家坐坐。”

　　母亲说时眼睛湿湿的，因为村里其他人家盖房都是兄弟帮着，而父亲在这里没有其他亲人，只能是他一个人独自承受着盖房的艰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农村盖房都是用土砖，打砖时将砖匣子放在平整的地面上，把泥巴用力地甩进砖匣子，用脚夯实，抹平，在中间划上两道横杠，再取出砖匣子，砖坯子就成了，晒上几天，晒干就成砖了，就可以用来砌墙了。这样的砖很结实、耐用。

　　打砖是个力气活儿，那时村里有人家盖房，一般都请上五六来个年轻力壮的男劳力和十来个挑泥的人，把泥挑到稻场或较宽阔的地方放好。打砖人一边放着一个脸盆，一边放一个砖匣子，开始打砖。

　　记得和好泥后，第二天，母亲请来了八个打砖人，十二个挑泥的，天还没亮，母亲蒸上一大笼糯米，抬到石臼里，叫上四个精壮劳力，每人一个干净的圆木棒，用木棒在石臼里用力捣，做成糍巴，快速地端回家，放在条桌上，二十来个人菜也不要，碗也不拿，就用手扯下一团，蘸上红糖，边吃边笑。

　　父亲一向好面子，给的糖十足，糍巴做得多，让大家放开吃，“扯头”管够。母亲为此还埋怨父亲好一会儿，说人家打砖没搞那么多糖，好像糖不要钱似的。父亲只是轻轻地一笑而过，不做计较，说一切以盖房为重。

　　盖房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得找一根好的、直的、结实的大梁，有一根好的大梁也是村里人炫耀的资本，村里能做大梁的树太少，一般都是到离村子二十多公里的华桂山去买。那时农民做买卖还是违法的，村里人只能黑夜偷偷地到事先谈妥出售树木的那户人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切都在私下进行。

　　记得那年深秋一个晚上，父亲揣着两个干馒头，带着母亲的叮咛，一个人摸黑出门了。

　　父亲出门后，母亲就一直坐在老屋里，拿出针线做些缝补，由于心神不定，手被针扎了不知多少次，每次都小声地嘀咕“不要出事，平平安安地回来”。

　　二十公里的山路，一个人摸黑前行，还得背一棵长约八米的树木。别人都是兄弟或父子俩抬着走山路，而父亲是一个人背着，路难行，危险易出事，放在谁身上谁不担惊受怕，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家可怎么办。

　　母亲想着想着，眼泪就不由得流了出来，做不了针线活儿，开始后悔盖房了，于是在屋里来回走来走去。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性子平稳的母亲这样焦急，坐卧不安，方寸大乱。

　　天刚放亮时，一夜没睡的母亲听到父亲的脚步声，快速地打开门，看到父亲一拐一拐地走来。母亲连忙走上去，扶着树木，轻声问道：“脚怎么了？”

　　父亲说：“跌一跤，擦破了皮，你去拿点干布。”

　　母亲忙转身跑向屋内，拿出一块布来。父亲进屋小心地放下树木，坐下，母亲把准备好的布交给父亲后，俯身查看父亲的伤情，这才看到父亲左腿被刮了一条大口子，鲜血都把裤子浸透了。

　　“这不行，这得上医院。”母亲急迫地说。

　　“傻婆娘，你先帮我洗下，换上干布，做点吃的，咱俩再到老何处上点药，我饿死了。”

　　母亲连忙为父亲包扎了伤口，起身到厨房把热了两遍的面条，再次下锅热了一次，含着泪端到睡着的父亲面前，把父亲摇醒，说道：“快吃。”

　　父亲边吃边云淡风轻地说：“在回来的一个下坡时走急了，跌一跤，但总算把大梁给背回了，值了。”

　　“我不要新房，我要你好好的，一家人都指望着你，你可得好好的，再不要做这些事，把我担心像个啥似的。”母亲边拭泪边嘀咕着。

　　父亲伤还没痊愈，就拖着伤腿开始购置横梁、瓦等盖房用的其他材料了。拿何医生的话来说，要房不要命了。

　　记得那天母亲扶着父亲来找何医生，当看到父亲可见到骨头的伤腿后，询问了缘由，一边打针一边说道：“你真是不要命！骨头都露出来，你还背着树木走那远的路。”

　　是的，父亲为了盖房，是真不要命了，他真是把自己豁出去了。腿伤之后，他没听何医生的话，休养不到三天，他又到三里地处的窑上挑瓦，这次他又不请人，和母亲一起拿着箩筐来回挑，整整挑了两天。拿他的话来说，盖房是个无底洞，能省点就省点。

　　省点，这是他一生的写照，在晚年患病时，也让我们省点，开出来的药他半片半片地吃，这样“省点”把自己的命也省去了。

　　公元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新房动工了。那天，全村的劳力都来了，七个泥瓦师傅，二十六个小工，不到一天的时间，就盖好三间平瓦房。

　　是夜，农村的习俗，新房要守岁，像除夕一样，晚上要有人守着。那晚，父亲让母亲在老屋里睡，他叫上我，带上一瓶酒，让我一起守岁。

　　我知道他这是让我当一个不知事的听众，从我记事起，他每次独自喝酒时总是拉上我，他自己喝，讲他的过去。可那晚他没讲他的过去，而是讲他的未来，我们族的未来。

　　他说，他有三个儿子，他要为他三个儿子每人盖一座新房，不像他一样一家人挤住在两个房间里生活。就是累死他，也要让他的三个儿子在新房里结婚成家，把家族兴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