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上一个世纪60年代，我的父亲是村干部，经常会到县里、公社开会，有时要开好几天；而我的故乡是一个较偏僻的小山村，且房子又坐落在离村庄有点距离的地方，属于单门独户，再加上母亲胆小，我也才四、五岁，所以母亲常常会邀请村里姑娘们晚上来我家做伴，睡在我家，壮母亲的胆子。

　　姐姐，其实不是我的亲姐姐，我们都姓俞，是同一家姓的姐弟关系。姐姐年芳十七岁，叫俞莲，平时大家都叫她莲儿，长得很漂亮，有一根长长的辫子甩到后背上。姐姐也是来我家陪伴母亲的其中之一。

　　觉得小时候的我真是一个怪人，这些姑娘们都喜欢逗我，抱我，而我唯独喜欢姐姐抱我，甚至晚上同床睡觉时我的身体也不喜欢给其他姑娘们碰到，我也不碰到她们，井水不犯河水，唯独姐姐例外。平时在村中的孩子们中，姐姐是向着我的，有什么好吃的，如糖果、零食等，有时会塞到我手上或口袋里。我与姐姐真是有着天生的缘分呢。

　　70年代初，姐姐已长成一位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了，瓜子脸，一双像山泉一样明净的眼睛，身材苗条，婀娜多姿。她曾让多少位男人频频回首、羡慕、倾心。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姐姐这朵山乡之花，终于被村里那位高个子帅哥撷取了。婚后，夫妻恩爱，双双参加生产劳动，双双休工回家，形影不离。

　　姐姐脾气温和、耐心，几乎很少与村里人争吵、脸红脖子粗过，但她并不软弱无能，不管农活还是家务，做得又快又好。她有她的思想，她有她的主见，她就像山上的竹子一样看似柔弱，却有内在的坚韧不拔，也像常青藤一样有一股韧劲。姐夫是幸福的，娶到这样优秀的老婆——我的姐姐。

　　日子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几年，姐姐有了两个子女，大的是儿子，叫小亮，小的是女儿，叫小慧，他俩都很可爱。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但经过夫妻俩勤劳生产，精打细算，获取的物质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且年有余粮，还能分到生产队的红利，一家人生活过得和和睦睦，井井有条。

　　一九七六年，我已在镇中学念高中了。放假回到家里时，那天在路上遇见姐姐，可是她的样子跟以前简直判若两人，像茄子打了霜似的，“你回家了”一句很冷淡的招呼，像吹来的冷气，没有以前那样微笑着、滚烫亲热地叫我，也没有停留，径自从我的身边往家里走去，让满怀热忱的我骤然冷却下来，心想姐姐到底怎么了。

　　于是我回家问了母亲，她说：“半个月前，你姐夫到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挑化肥时，在公路上被汽车夺走了生命！”母亲抹了抹潮湿的眼眶，“唉，作孽啊！莲儿每天爬到山岗上，朝着村口方向哭喊着你姐夫的名字！好像你姐夫就能从村口走回家一样！”

　　就是这可恶的交通事故，把这样的美好家庭、美满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击得支离破碎。白发人送黑发人，失去独子的俞莲公公婆婆捶胸顿足，悲痛欲绝。

　　我跟母亲说，过几天我要去看一下莲儿。其实，一些安慰话对她来说是很苍白的，只有时间才能冲淡她的悲伤。

　　二

　　60年代末，我们大队来了两位受管制的九类分子，接受劳动改造。当时社员们不知道什么是“九类分子”，都统称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和反动派。我长大以后才知道“九类分子”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把革命对象分成九类，大致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排在第九，故有臭老九之称。

　　分到我们的小队是一位二十八岁的周学儒，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有气质，满腹诗书气自华。如果不知道他是“九类分子”底细的人，会错以为他是下乡的干部。他毕业于师范学院，曾在县里一所山城小学任教。听社员们说，他父亲是国民党教育局的要员，所以家庭成分不好，他自己任教员时有过“反动言论”。所以，对他的定性是复杂的，既是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又是知识分子，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他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力，受管制的“革命对象”。

　　他被安排在“五保户”遗产的房子里居住，这是四合院，有几户人家居住。

　　周学儒刚到农村时对农业情况什么都不懂，不懂农事，不懂劳动生产知识，不懂庄稼的生长规律，甚至有可能把麦苗当韭菜。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更何况这也不是高深莫测的难事，一年半载就能学会。而且有些劳动方法还值得广大社员学习，比如“双抢”时节收割稻谷，当时脱粒稻谷用机械的脚踏打稻机，需专门一个人踩踏板和一位打稻人配合。打稻人一边手持一束稻秆在转动的滚筒上脱粒，一边右脚也踩脚踏板。如果两人配合得好，脱粒滚筒就转动快，这样既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又省时省力。社员们都喜欢与学儒搭档。周学儒对他们说：“踩打稻机不单是用力踩，还要把脚抬得快放得快，这样才能有这般效果。”

　　依稀记得包括村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共十来位的“九类分子”，要经常参加批斗会，接受戴高帽、站戏台角等专政待遇。平时表现不好的要挂牌跪地，弄不好会被批判人员拳打脚踢。而周学儒相对好些，只是站着，但这时走过来的是一位村里的造反派先锋姚烂儿，说：“周学儒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不低头？”并按他的头颅，可姚烂儿身材低矮，够不着，便跳着按，这一跳把他自己的裤子“跳”下来了，引得会场人哄堂大笑。姚烂儿被激怒了，立马向周学儒一脚踢过去，并说：“你给我跪下去！”周学儒只好跪下去，眼眶里噙着泪珠。

　　其实周学儒是一个自尊心较强、脾气比较急躁的人，摊上这“文革”运动，那冤屈、羞辱、愤懑、痛苦的情绪交集在一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天天唱歌，清晨晚上唱，出工归家时路上唱，对着山谷唱，对着原野唱，通过这唱歌来排泄内心的痛苦与郁闷，缓解压力和不良的情绪。可村里的马大翠、姚烂儿等人，说他唱歌是反革命分子翘尾巴，是资产阶级的情调，影响社会主义劳动氛围。这位马大翠经常会到县里、公社开会，她曾到学校给我们讲过自己童养媳经历的忆苦思甜故事，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农成分，是一个先进的典型。

　　那时学校一放假我也会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周学儒博学多才，故事多，我们都喜欢与他在一起劳动，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听他讲故事、讲“海阔天空”的知识。

　　马大翠说，反革命分子不能在劳动中与社员们聊天，只有低头劳动。周学儒一听这些话就忍无可忍，便与马大翠顶撞，说：“你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你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

　　这还了得！反革命分子只有低头认罪的态度，哪有反抗的态度，气得马大翠大骂道：“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批斗会没把你斗死！下次我斗死你！”

　　中午回家，马大翠向我的父亲报告，诉苦，父亲说，你也不要生气，晚上我跟他讲。

　　周学儒在我家低着头接受父亲的批评。父亲说：“你也不要忘了，你现在是受管制的身份，不是一般的社员，讲话要谨慎小心，不要由着自己的脾气，随心所欲，要多忍一忍。”周学儒说：“是的，是的，我以后改了！”

　　周学儒做事规规矩矩，礼貌待人，百分之八十的社员说他为人好。周学儒虽然天天唱歌，但是据马山大叔说，当有线广播里传来哀乐声，听见中央领导逝世的噩耗，比如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周学儒在这段时间里，绝对是不会唱歌的。马山大叔赞他有水平，懂道理！

　　而他在一次火场抢险中更值得社员们称赞。那是一个秋天的深夜，邻居家发生火灾，大家提水桶，端脸盆，手忙脚乱，奔跑着，呼喊着，去灭火。但依然火光冲天，火势汹涌。人群中有人喊，刘汉老爷爷还在里面。这时周学儒不知哪来的勇气，冲入火场。过了一会儿，周学儒背着刘汉老爷爷冲出火场。

　　大火终究被扑灭了，刘汉老爷爷也得救了。刘汉老爷爷扑通一声跪在周学儒跟前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啊，谢谢您！救命恩人啊！”周学儒立即扶起他，说：“大爷使不得，这是我应该帮忙的呀！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但是有些社员说周学儒好表现自己，是做样子给人看的。然而，村干部、党组织对周学儒这次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

　　莲儿姐好像从来没有歧视过周学儒。她说：“他这么好的一个人，哪像个反革命分子、坏人呢。”有些社员说，没有一个社员冲入火场救人，倒是这个“反革命分子”周学儒不顾生命危险冲入火场。

　　我渐渐长大了，对周学儒刮目相看，很难把他与坏人联系在一起。

　　三

　　后来，我前后去镇上念高中，到省城上大学，到单位工作，因此出门在外的时间就多了，至于莲儿姐与周学儒的事情，我是偶尔回乡所见所闻或从村里人和父母那里了解到一些片段，然后将其连成一体。

　　丈夫发生交通事故几个月后，俞莲逐渐走出悲痛的情绪，精神、气色恢复了原样。她告诫自己要坚强，要抚养两个子女，要照顾好公公婆婆，这样才能对得住死去的丈夫。

　　大队干部考虑到目前俞莲家庭处境艰难，一个弱女子要肩负家庭劳动重担，就安排受管制分子周学儒帮俞莲家庭干一些重体力的活。平时周学儒对俞莲的贤惠、能干是从内心加以赞赏的，而这次大队干部的安排，他就答应得很爽快。

　　寡妇门前是非多。姚烂儿曾是村里的造反派青年先锋，父母去世得早，已经三十多岁了，至今还独自一人，他是一个缺少“太阳晒”过的人，脑子有点不正常。姚烂儿早就对俞莲的美丽垂涎欲滴，现在俞莲是寡妇了，对她的纠缠更是肆无忌惮。有一次，姚烂儿见俞莲到山谷里砍柴，他就悄悄地跟着去，在羊肠小道上迎向俞莲，“莲儿，你答应我吧！你嫁给我吧！你那隆起的胸脯，你那水蛇腰的身材！想死我了！”并向俞莲的身体乱摸。俞莲奋力挣扎，骂道：“你这个流氓！滚蛋！滚蛋！你死了这条心吧！”俞莲环顾四周，说：“你看对面山上有人！我大声一喊，他们就会听到的。”这时姚烂儿才止住，说：“别喊，别，别喊！”慌忙溜走。俞莲整了整凌乱的衣服，走开去砍柴了。

　　俞莲的村子水田少山坡旱地多，水田适宜种水稻，山坡旱地适宜种番薯，所以社员吃的粮食一半是稻米，一半是番薯丝干，在煮饭时两者各掺一半。那时番薯很充足，饿肚子的情况不会出现。就是番薯丝干硬邦邦的，难咽。每年的秋冬时节，单是收获番薯和晾晒番薯丝干就不知有多少担要挑啊。从地里挖出的番薯，傍晚生产队有时就在现场按各户分粮。要把分来的番薯肩挑回家，刨成丝，再把它装入两箩筐里，肩挑到山岗上晾晒。这些肩挑的活都是周学儒协助俞莲干的。

　　虽然对俞莲家庭的帮助是大队干部安排，但俞莲还是很感激周学儒，因为周学儒是真心真意地帮助她，所以俞莲要留周学儒在自己家里吃饭，或烧点心给周学儒吃，以表示感谢，但他总是谢绝。于是俞莲在杀鸡鸭或杀猪时，要端一碗肉给周学儒吃，但怕有些社员是非多，她只好悄悄地给他送。

　　周学儒，是喜欢俞莲的。他想起夏天在田间劳动时的一场大暴雨，把他们都淋成了落汤鸡，于是就跑到一间灰堂（烧泥草灰的房屋）里躲避。只有她俩，衣服变成贴身的蝉衣，勾勒出俞莲的人体美。此时周学儒内心有着强烈欲望，尽管俞莲含情脉脉，但理智克制了他，不能有丝毫的举动，绝对不能，因为没有这个资格。只有把对俞莲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

　　周学儒一如既往地帮助俞莲的家庭。俞莲很感激他，而他不求物质回报。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俞莲已经悄悄地爱上了他。那次俞莲把一碗鸡肉送到他那简陋的住处时，看到家什虽然摆放得井井有条，但笼罩着冷寂的氛围，而且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凭女人的敏感，俞莲认为，肯定是被褥衣裳之类没有及时洗涤所造成的。俞莲内心便产生了一种怜悯、同情之情，有了立即抱起被褥、衣裳洗涤的冲动，但转念一想，与他非亲非故，怕引起社员们的议论，于是就没有行动。但他被人批斗时俞莲为之担心，被人侮辱时为他揪心。她没有想过要嫁给他，跟他生活在一起。俞莲的爱是与怜悯、感恩交集在一起，爱得深沉，爱得厚重，爱得艰难！可是，周学儒就是不接俞莲抛过来的橄榄枝。

　　已经开始有人议论他们了。说周学儒帮俞莲家干活时，两人有说有笑，非常亲热，像夫妻俩。特别是姚烂儿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在背后煽风点火，说俞莲很贱，两人已发生男女关系了；有的说俞莲思想品德真坏，竟然看上反革命分子。一时连家里人也劝俞莲离周学儒远点。然而，俞莲反而更加亲近他，到学儒住处帮他洗涤被褥。

　　学儒对莲儿说：“不要，我自己洗吧！那样会连累你的，影响你的！”

　　“你别怕，不要理睬他们！”莲儿劈手把学儒抱住的被褥夺过来，来到小溪埠头洗涤。

　　此时，有几个多嘴的妇女在嘀咕：“你们看，她帮反革命分子洗被褥啦，真不害臊！”……莲儿并没有说话，而是将棒槌敲得震天响，敲得水珠四溅，仿佛要溅到那多嘴的人身上。

　　她把洗好的被褥拿回家，在竹竿上晾晒，一边与学儒说：“我就这样做，让那些搬弄是非、没有口德的人看看！”

　　俞莲自从肩负起家庭重担后就剪掉了长辫，留着齐耳短发，倒也显得干练。

　　学儒依然说：“到此为止吧，不然会连累你的！”

　　“你为我家干了这么多重活，我就不能为你洗一下被褥吗？”俞莲愤愤不平地说。

　　四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周学儒从广播里、报纸上的新闻中敏感地获得了讯息，自己的人生春天即将要来了。

　　那天傍晚周学儒按例到俞莲家，帮她把刨好的青番薯丝挑到山岗上晒干。

　　“小亮与小慧呢？”周学儒问。

　　“哦，随公公婆婆到亲戚家喝喜酒去了。”俞莲说。

　　当把番薯丝都挑到山岗晒场后，回到家里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俞莲说：“晚上在这里吃饭吧！”

　　“好的。”“莲儿，已经有政策了，我的‘那些帽子‘可能都要被摘掉！”

　　“真的！真的！”俞莲惊喜，微笑地说道，并在灶台边停下烧饭的活。

　　周学儒终于迈开一步，向前抱住俞莲的身体，狂吻。“啊……轻点，不要急，啊……我是你的，我是你的……”俞莲柔绵而低声地说。

　　周学儒想：十多年了，这一夜，肉体与精神终于得到了解放。

　　元旦过后，小山村昨夜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银装素裹，阳光灿烂，分外妖娆。周学儒伫立于山岗，情不自禁地默诵着戴望舒的诗歌《偶成》：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五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周学儒的问题已经初步得到落实，全部摘掉了那些“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也补发了工资等。同年，周学儒与俞莲到当地民政局进行了婚姻登记，成为合法夫妻。

　　周学儒站在久违的教师讲台上，把锄头换成粉笔，他决定要在黑板上辛勤耕耘……他感慨万千，要把十年浩劫所浪费的时间，通过加倍的工作换回来，真正成为一名人民的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后来，原来家庭的两间店面房按落实的政策重新归还给了周学儒，一年可收十来万元房租；教育局也分给他一套宽敞的房子。

　　90年代，我已调回姐夫工作的城市，在某单位上班，所以时常会遇见莲儿姐。那天晚上莲儿姐叫我到她家做客。在她家里，我见到一位小学生，好奇地问莲儿姐：“这是谁？”她说：“这是我跟学儒生的孩子呀。快叫舅舅！”“舅舅！”他忽闪着眼睛，叫道。

　　“你叫什么名字？”

　　“周小明！”

　　……

　　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莲儿姐高兴得合不拢嘴。房子宽敞、亮堂，她领着我去看房间，说：“这间是我的卧室，那间是公公的卧室。婆婆前几年已亡故，公公不习惯在城市里生活，喜欢在农村，所以我经常要回到村子里照顾他。”小亮在银行上班，小慧当教师，他们（指莲儿姐的孩子们）已成家立业。姐夫因忙于教学工作比较晚才到家，他对我又是递香烟，又是热情招呼，非常客气。他说：“要不是改革开放，要不是你莲儿姐，我可能不在人世，也不会有今天的生活啊！”

　　这些年，俞莲所在的村庄，被政府列为古村落保护对象之一。政府部门对村中的老房子、古设施等尽量按原样进行了修缮，并在保持古村落风情风貌的情况下，增加了村中的新设施，进行了环境美化改造。一条小桥流水、两岸杨柳婆娑的清澈小溪从村中穿流而过。振兴乡村的春风，让村庄变得非常美丽、生态宜居。周学儒与俞莲回到这老屋安享幸福的晚年。休息日，我有时也会回村庄老屋放松心情，也会到他们那里去坐一坐。姐夫又在说：“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你姐姐，我已不在人世了！也没有今天的好日子！”莲儿姐也风趣地说：“没有你这个周老头，也没有我的好生活！”引得大家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