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腊月二十三，塞北的风像刀子，刮得窗户纸呜呜作响。从清早起，母亲就在等——等父亲从乡镇煤矿上带回那几斤猪肉。按规矩，小年得吃饺子，夜里还要祭灶神。可到了中午，父亲没有回来。同村的工友捎来口信：矿上有工人受伤要缝合处置，他是矿医，走不开。

天灰蒙蒙的，下午显得格外长。炉火添了又添，屋里总也攒不热。母亲不时朝外张望，手上做着针线活儿，心思却全在门外那条冻硬了的土路上。

下午六点，天已黑了，院里响起自行车碾过积雪的咯吱声。门帘一掀，父亲带着一身寒气走进来，眉毛胡茬凝着白霜，黑布棉袄袖口浸着水痕。一个用粗草纸裹得方方正正、油渍微微晕开的包袱，被他小心放在案板上。“缝了八针，收拾妥，安顿输完液才走。”声音沙哑。母亲没说话，转身端来热水，伸手解那包袱。

肉是上好的带骨五花肉，红白分明。时辰紧迫，母亲从灶台边拿起那把厚背菜刀，走到水瓮边，在瓮沿上“噌噌”蹭了几下刃口。先剔骨，再改刀，刀起刀落，节奏紧促，像在追赶时间。父亲喝了半碗水，也洗了手擀饺子皮。两人话不多，却默契。电灯明晃晃地照着，把他们的影子投在白灰墙上。人影晃动间，高梁杆篦子上立起一圈圈白白胖胖的饺子。

七点整，祭灶的时辰到了。母亲早已将小方桌擦干净。没有神像，照老规矩，墙上贴一张红纸便是神位。她踮起脚，揭下那张被烟熏了一年的旧红纸，就着炉火引燃。纸蜷缩、发亮，化作一缕轻灰与细烟，袅袅飘起。母亲望着那缕烟，嘴唇微微翕动，低声念叨着什么。接着，用米汤贴上新红纸，“灶”字墨迹崭新。三杯清水、一碗刚煮好的饺子、几根麻糖，点燃三柱香，恭敬摆上——仪式总算赶上了。

八点半，全家人才吃上小年的晚饭。父亲抿一口二锅头烧酒，长长舒了口气。咬开一个饺子，热气混着香气扑出；又掰了一截麻糖，咔嚓脆响里，甜味扎实地漫开。电灯光暖暖地洒满屋子，窗外的北风似乎被隔远了，呼啸声也渐渐模糊。

收拾罢，已近深夜。母亲轻声说：“明天二十四，该打扫房子了。”话音里透着安稳。屋子里静下来，风犹在吹，心里却踏实了许多，一夜无梦。

小年就这么过了。仪式没有耽误，饺子吃了，祈愿也随那缕烟上了天。年的序幕，在这忙碌、追赶与最终的安稳里，被轻轻掀开一角。往后日子，都将循着这个夜晚的滋味，在风雪声中，一路向前。

而许多年后，所有关于小年的记忆，底色总是一九七八年那个腊月二十三——傍晚亮起的电灯光，父亲带回的草纸包，母亲在水瓮瓮沿上磨刀的嚓嚓声，以及那缕准时升起的、伴着无声祷祝的细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