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重器》了吗？”最近，我们检察同仁之间聊天，不约而同地多了一个话题。我所在的一个法律文友群，也因此变得活跃非常。

　　我于1995年考入基层检察院，一干二十年。之后调至市级检察院，迄今又十年有余。加之曾编写过所在单位的检察志，对改革开放后的检察历程，算有一定的体验和了解。2011年，我将自己的所感所悟写成了一本长篇小说，在法律圈取得了一定共鸣，由此结识了不少法律文友。

　　2020年左右，有文友动议，创作一部时跨改革开放初期到现今、人物涵盖司法各领域的法治影视剧，希望我也参与。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此事搁了浅，对法治年代剧的期盼却一直留在了我们心里。所以，今年8月，由中央广电总台、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爱奇艺联合出品的《重器》一播出，就牢牢拴住了我们的目光。连追十多天后，剧虽终，心中的激荡却久久不能散去。

　　真实的伤歌

　　法院的露天空地上，一场民事纠纷开庭审理，被告劈手抢夺原告桌牌，双方揪打一团，审判长不得不宣布休庭并亲自上前拉架。《重器》第2集的这个场景，相信很多观众都印象深刻，年轻法律人甚至会惊掉下巴。

　　然而，这就是我国法治建设起步阶段的真实写照。物质极度匮乏之下，很多基层法院没有专门的法庭，庭审就在院子里进行。一位老检察长还与我聊过一个细节：1984年以前，检察院和法院工作人员均没有制服，办案与犯罪嫌疑人在一起时，常常分不清“阵营”。这种窘状直到90年代中期仍在延续。我所在的基层检察院，蜗居在几座百年历史的破旧木楼里，中间还夹杂着民居，与犯罪嫌疑人谈话需要出去借地方。

　　但更让人揪心的，是整个社会法治秩序的荒芜。虽然1980年1月和1982年10月，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相继施行，但百姓认知远没有跟上。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被叫“被告”就等于已经被定了罪、是坏人，所以拼死也要甩掉这个桌牌。

　　而且，当时的法律条文远不能涵盖社会现实。正如剧中的南余县法院院长丁仲祥等，无数法律人在政治、民情和不成熟的法律之间艰难奔走，为一起起棘手案件努力寻求基本的平衡点。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或多或少酿成了一些令人扼腕的办案结果，比如1983年“严打”期间被重判的案件。

　　这是一段苍凉而沉重的历史，以往的法治题材影视剧很少触碰和涉及，但《重器》的创作者，以对历史、对后世负责的态度，不遮掩，不美化，真实书写那曾经的伤歌。

　　时代总是踩着教训前行的，铭记过往，才能更好出发。从这一点来说，《重器》功莫大焉。

　　不熄的明灯

　　《重器》的核心主角，是陈一众、余高远、陆则铭、张丽慧、夏英杰这五名大学生。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受正规法律教育的专业人才，他们满怀法律信仰和事业激情，期盼运用所学知识，为天下苍生送去公平正义。

　　但现实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法院实习的陆则铭，目睹律师李乡因坚持给当事人做无罪辩护而被指控“包庇罪”；毕业后成为检察官的陈一众，为受辱患精神病的女店主争取权益，施辱者却被判处过重的死刑；主动从最高检下沉到边疆驻监检察室的张丽慧，每日面对服刑人员闫继才的申辩喊冤；法官余高远眼见作恶多起的市委副书记之子逍遥法外，师父却警告他“案子水很深，会毁掉前途”；法官夏英杰发现钱兴良杀妻一案存在诸多疑点，意见却不被审委会采纳。

　　他们的心灵受到巨大冲击，然而，一番痛苦和纠葛之后，他们仍然选择了相信法律、播种正义。陆则铭追随知名律师袁亦方，开启执业律师生涯，并力促钱兴良、胡旭东等冤案的改判；陈一众辞职深造，成为一名立法者；张丽慧与老检察官携手追查，终于平反闫继才冤案；夏英杰坚信胡旭东不是杀害智障青年尹平的凶手，并向主审法官余高远力陈理由；余高远顶住重压，将市委副书记之子绳之以法，并公正审理了诸多复杂案件。

　　社会是一块粗砺的磨刀石，很多人都在无情的摁擦中，熄灭热情，放弃原则，成为圆滑世故、追逐蝇利之徒。我从检三十多年，也曾亲见身边不少人改变了颜色和模样。但仍有人，心灯不灭，赤诚如故。他们构成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坚实脊梁。

　　作为这群人中的一分子，我看《重器》“五人组”，觉得很亲切，那是我们的影子。感谢《重器》，为一个群体留下了画像。时代列车呼啸飞驰，它却恒久伫立，如同一盏不熄的明灯。

　　同行者的光辉

　　在《重器》里，林林总总的人物多达几十个，但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要数几位律师了。

　　南余县法律服务所律师李乡，在当时基层十分恶劣的法治环境下，敢于顶着舆论压力，遵循法律原则，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即使蒙冤入狱依然立场不摇。

　　李乡的同事秦志高，是新中国早期政法大学生，因家庭拖累而事业蹉跎。但他从未放弃对法治的信仰，在李乡蒙冤案中挺身而出，辩护时掷地有声地提出“法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

　　京城资深律师袁亦方，业务精湛，情怀高尚。在乔至良、李乡以及钱兴良案件中，他把辩护席当成宣示律师制度价值、普及法治理念的舞台，向世人有力宣告：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错案。

　　青年律师陆则铭，表面油滑精明，内心却自有底线。他在担任钱兴良辩护人时，往鞋里塞石子以模拟钱兴良脚板长鸡眼的状态，严密测算行走时间，最终证明钱兴良在客观上不具备作案时间，使其由死刑改判死缓。

　　这四位律师，年龄、经历、性格各不相同，却同样地对法治抱有热忱理想。在那个法治从废墟中重建的年代，他们以令人动容的执着，一砖一瓦地砌筑着律师在法治大厦中的作用——守护个体权利、平衡公权力。

　　正是在这批先行者的拓荒之下，我国律师制度不断进步和完善。198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律师辩护权不容侵犯》；1997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实施，律师因辩获罪成为历史。

　　在律师群体的争取之下，被告人的法律权益也日渐得到保障。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它保护的不只是被告人的权利，更是筑牢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安全边界。2006年，“宽严相济”被确立为正式的刑事司法政策，罪责刑相适应的法治原则理性回归。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法治题材影视剧中，警察、法官、检察官出彩的不少，律师亮眼的不多。这与根深蒂固的“体制”思维有关，认为律师不是国家司法机器的组成部分，在影视形象上就不能有超越公检法的光辉。而实际上，律师是中国法治架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与警察、法官、检察官，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同行者。尊重事实，客观地讲好法治故事，让认真前行的法律人留下该有的足音，《重器》作出了可贵突破。

　　中国法治波澜壮阔，影视精品传声树魂。相信，有《重器》为范，更多优秀的法治影视会走上荧屏，走进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