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匣映初心 监督启新程
点击:481 发表:2026-09-18 0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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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传承的优良传统和独特政治优势。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色展厅中,一只斑驳古朴的木质控告箱静静伫立,箱体粗糙的木纹镌刻着近百年的革命风云,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群众控告监督载体,它是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群众民主监督实践的核心实物见证。这只小小的红色木匣,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承载着早期共产党人从严治党、廉洁理政的初心使命,见证了苏维埃政权依靠人民、监督权力、惩治腐败、净化生态的伟大探索,更是我们党践行人民监督、推进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源头活水。从苏维埃临时政府首创控告箱、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到搭建全方位立体化苏区监察体系,再到出台首部反腐败专项法令、铁腕整治贪腐乱象,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实践,开创了我们党依规治党、廉洁理政、为民治权的历史先河,为百年大党纪律建设、监督体系建设、自我革命建设积淀了丰厚的红色经验与精神财富。
一、政权初创立根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时代背景与初心缘起
1931年,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发展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土地革命初期,工农红军历经多次反“围剿”艰苦斗争,在赣南、闽西地区站稳革命脚跟,逐步形成零散分布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9月,红军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灵活的战术打法,彻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大规模“围剿”,成功打破敌人的军事封锁与围剿攻势。此次大捷后,原本相互割裂、分散割据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实现全域贯通,根据地疆域大幅拓展、群众基础持续夯实、革命力量快速集聚,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群众基础最稳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成型,为红色政权的正式建立筑牢了坚实的实践根基。
根据地的统一稳固,推动红色政权建设迈入全新阶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启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实现了从领导武装斗争、建设革命根据地到执掌人民政权、治理一方疆域的历史性跨越。不同于封建官僚政权压榨民众、以权谋私的腐朽本质,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政权脱离群众、官僚腐化的执政弊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以“为工农谋解放、为群众谋利益”为根本宗旨,是完全属于劳苦大众、服务人民群众的新型人民政权。
政权初创伊始,党中央便深刻洞悉“执政必先律己,兴国必先倡廉”的执政规律,清醒认识到廉洁是红色政权的生命线,民心是革命事业的压舱石。为守护工农政权的纯粹属性、杜绝权力异化滋生腐败、筑牢党群血肉联系,临时中央政府将党风廉政建设和纪律监督工作摆在政权建设的突出位置,搭建起系统化的政权治理与监督体系,专门设立中央工农检察部,作为统筹各级政权机关、公职人员履职监督、纪律督查、反腐治贪的专职机构,精准防范权力滥用、作风涣散和腐败滋生问题。中央工农检察部下设控告局,配备专职调查人员,建立常态化巡查、收信、核查、处置工作机制,每日收取辖区内各处控告箱的群众来信,逐一登记建档、分类梳理、溯源取证,对群众举报的贪腐渎职、消极怠工、以权谋私等问题线索从严核查、依规处置,构建起“群众举报、专职受理、实地核查、严肃处置、闭环落实”的全链条监督流程,为苏区廉洁执政筑牢制度屏障。
为从法理层面锚定人民主体地位、夯实群众监督根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初颁布的《宪法大纲》,以根本大法形式明确宣告:“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一纲领性规定,彻底颠覆了旧中国少数剥削阶级垄断政权、操控权力、欺压民众的畸形格局,清晰界定了苏维埃政权的人民属性,明确了权力源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核心本质,为广大工农群众参与政权监督、行使民主权利、制约公共权力提供了坚实的法理支撑。
为坚守工农民主专政本质、确保红色政权永不变色,毛泽东多次深刻阐释群众监督的核心价值与时代意义,明确提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的重要理念。在党中央顶层设计和政策引领下,中央苏区全面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切实保障工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动民主监督深度融入政权运行全过程。苏区各级政府主动公开政务事务、公示工作成效、公示经费收支明细,打破权力运行的封闭性与神秘感,主动接受群众全方位、常态化监督,倒逼全体公职人员摒弃官僚作风、摒弃私心杂念,坚守为民初心、恪守廉洁底线,全心全意做服务劳苦大众的人民公仆。
从本质维度来看,群众监督制度是中央苏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亮点,是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核心标志,也是苏区监察体系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监督机制的根本特质。封建政权、资产阶级政权的监督体系,本质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内部制衡,核心目的是维护剥削阶级统治利益,刻意隔绝人民群众与权力体系;而中央苏区的群众监督,是覆盖全体劳苦大众的广泛性、全民性、开放性监督,核心是依靠人民力量制约公共权力、净化政治生态、守护民心根基,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立场,是我们党全过程人民监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早期生动实践。
二、直面顽疾肃风气:中央苏区腐败问题的滋生诱因与反腐决心
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腐蚀与反腐蚀、腐败与反腐败、正风与歪风的斗争,始终贯穿苏区政权建设全过程。随着苏区政权体系不断完善、组织机构持续扩充、公职人员队伍逐步壮大、财政收支规模稳步增长,加之旧社会官僚习气、奢靡风气、利己思想的残余侵蚀,部分革命意志薄弱、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公职人员逐渐滋生特权思想、懈怠心态,苏区内部悄然出现贪污浪费、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不良风气和腐败问题。
苏区史料明确记载,苏维埃政权自诞生之初便秉持全新的革命底色,绝大多数苏区干部扎根基层、甘于奉献、廉洁奉公,不以权谋私、不贪图享乐,全身心投身革命解放事业和根据地建设,是红色政权的中坚力量。但毋庸讳言,新生政权并非纯而又纯,始终面临着旧社会腐朽思想的侵蚀和腐败问题的挑战。部分工作人员受旧思想、旧习气深度侵染,理想信念滑坡、宗旨意识淡化、革命初心褪色,各类违纪违规、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部分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打土豪所得物资、私吞公款公物、截留革命财物;部分人员擅自违反苏区政策、滥用职权、优亲厚友,破坏政策公信力;少数干部消极怠工、推诿扯皮、漠视群众诉求,脱离基层、脱离群众;还有部分人员铺张浪费、肆意挥霍苏区有限的财政经费,损害公共利益、耗费革命资源。
这些看似零散的作风偏差和个体腐败问题,实则严重侵蚀新生红色政权的执政根基,损害党和苏维埃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与权威性,破坏党群干群血肉联系。如若放任纵容、任其蔓延,必将动摇革命根基、丧失民心民意,直接危及苏维埃政权的存续与发展。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形势,苏区领导人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革命胜利根植民心,政权稳固依托廉洁,腐败是红色政权的最大隐患,是革命事业的最大天敌。唯有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清除腐败毒瘤、整治不良作风、净化政治生态,坚守廉洁执政、为民理政的初心,才能持续赢得工农群众的真心拥护与广泛支持,让新生红色政权在艰苦复杂的革命环境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行稳致远。
时任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苏区纪检监察工作主要负责人项英,始终直面腐败问题、坚守铁腕反腐立场,态度坚决、立场鲜明地指出:“现在是苏维埃政权,主席是代表工农群众来办政府的事,对于封建县长式的主席,就要请他出苏维埃。”他严肃强调:“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呢,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针对苏区普遍存在的铺张浪费、滥耗财政、侵占公物等突出问题,项英牵头部署专项整治行动,明确要求全党全军坚决开展反浪费、反贪污、反奢靡专项斗争,严肃指出:“我们要坚决同那些浪费金钱、滥耗政府财政的人作斗争,这样处理是非常之必要的,不如此,不能树立苏维埃政权的威信,有力地领导人民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在其主导下,苏区反腐工作始终坚持零容忍、无禁区、无例外,无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功劳大小,只要触犯纪律、滋生腐败、损害群众利益,一律从严查处、绝不姑息。
毛泽东立足革命全局和政权长远发展,作出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反腐论断,旗帜鲜明亮明我们党彻底反腐、为民护民的坚定立场:“共产党的旗帜就是打倒一切贪官污吏!”“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他深刻对比国共两党执政本质差异,明确指出国民党政权贪官遍地、民不聊生、群众敢怒不敢言,而苏维埃政权绝不允许贪污腐化、官僚失职现象存在,一旦发现公职人员违纪违规问题,群众可随时揭发、政权即刻惩办、绝不姑息。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确立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根本原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彻底反腐的坚定意志,为苏区反腐肃贪、正风治乱、作风整治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三、制度筑基织密网:中央苏区群众监督体系的制度化构建与实践创新
百年党史实践证明,政权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既需要内部刀刃向内的自查自纠,更离不开外部全面有力的监督制约。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尚处于发展壮大阶段,党组织体系尚未完全健全,苏维埃政权机构精简、任务繁重,同时承担着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群众动员、民生保障等多重使命,仅依靠党政内部力量开展反腐治理、作风整治,存在力量不足、覆盖有限、震慑不足的短板。基于此,党的领导人深刻把握革命规律与执政逻辑,明确人民群众是革命胜利的根本力量、是政权稳固的坚实根基、是权力监督的核心主体,唯有充分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全程监督的群众监督体系,才能彻底清除腐败滋生土壤、净化政治生态、筑牢执政根基。由此,中央苏区正式确立“党政监督为主、群众监督为辅、全民共同参与”的反腐倡廉工作格局,开启了群众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伟大探索。
为从制度层面筑牢廉洁防线、规范权力运行、畅通监督渠道,彻底遏制贪污腐败、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问题滋生蔓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便专项设立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作为代表工农群众监督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的专职廉政监察机构,这也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廉政监察机构,标志着苏区反腐倡廉工作正式迈入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发展阶段。
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权责清晰、职能完善,核心职责是监督各级苏维埃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全体公职人员履职尽责情况,督查党政纲领、法律法规、政策政令落地执行成效,及时纠正履职偏差、整治违规违纪行为、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针对公职人员贪污受贿、侵占公物、浪费财政、以权谋私、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问题,该机构拥有独立核查权、立案权、公诉建议权,查实问题后可直接上报苏区司法裁判部门,依法追责问责,形成“发现线索、实地核查、立案处置、追责问责、整改闭环”的完整监察链条。
为破解机关内部监督覆盖面窄、基层监督薄弱、末端监督缺位的难题,打通监督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持续创新监督载体、丰富监督形式,构建起多维度、立体化、全覆盖的群众监督体系。通过全域设立各级控告局、组建群众监督突击队、配备专职巡视员、成立临时检举委员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吸纳各行各业工农群众参与监察监督工作,让群众成为反腐肃贪、作风整治、权力监督的主力军,全方位排查、揭露、打击各类腐败和作风问题。其中,工农通讯员制度成为基层监督的核心抓手,苏区在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乡村街道广泛委任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搭建起遍布苏区全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监督网络。
工农通讯员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熟悉民情、了解实情,是连接党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核心桥梁纽带。他们不脱离生产、不享有特殊职权待遇,以普通群众视角常态化监督身边公职人员履职行为、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情况,一旦发现贪污腐化、失职渎职、消极怠工、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第一时间梳理线索、书面上报监察部门。这一制度设计彻底破解了基层监督盲区,让微小腐败、隐性作风问题无处藏身,让群众的诉求、批评和建议能够直达上级监察机关,真正实现群众监督常态化、基层监督全覆盖,成为苏区廉政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大量苏区反腐史实证明,绝大多数基层贪污腐败案件、作风违纪问题,均来源于工农通讯员的线索举报和群众主动揭发。
在中央监察体系的统一部署下,地方苏区对标落实、全域跟进,构建起上下贯通、层级清晰、联动高效的地方监察体系。1932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察部正式成立,作为中央苏区最早、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善的省级工农检察机构,率先推进地方监察体系建设,先后设立二十余个县级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组建基层群众突击队,在各级裁判部配备专职检察员,搭建起省、县、乡三级联动的立体化检察系统。该机构在反腐治理、司法监督中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推出一系列开创性监察举措,为中央苏区整体廉政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实践经验,成为苏区地方反腐倡廉建设的标杆典范。
为固化监督成果、规范监督流程、细化监督标准,中央工农检察部先后出台多项专项制度条例,以制度化建设保障群众监督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有力有效。1932年8月,中央工农检察部颁布《突击队的组织和工作》,专门明确群众监督突击队的组建标准、人员构成、工作方式、监督职责,规定凡拥有选举权的苏区公民均可加入突击队,最大限度吸纳广大劳苦群众参与政权监督,充分彰显群众监督的全民性、广泛性、公正性。
苏区群众突击队采取“公开检查+暗中巡查”相结合的灵活监督模式,常态化督查各级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政策落实、工作推进、支前参战等重点工作,精准排查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消极怠工、履职不力等问题。公开检查直面工作短板、公开通报问题、公开督促整改,倒逼公职人员规范履职;暗中巡查紧盯隐蔽性腐败、顽固性作风问题,深挖隐性违纪线索,实现显性问题与隐性问题同步整治、作风顽疾与腐败问题同步清零,大幅提升群众监督的精准性和实效性,让权力运行始终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1932年9月,中央工农检察部出台《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全面规范各级控告局的设立标准、职能定位、工作流程、受理范围,明确要求各级工农检察部必须全域设立控告局,实现监督机构无空白、举报渠道无盲区。文件清晰界定,控告局专门受理工农群众检举控告的公职人员贪污浪费、违法乱纪、官僚主义、消极怠工、侵害群众利益等各类问题线索,是群众监督的专属职能载体。
为最大限度降低群众监督门槛、畅通举报渠道、保障群众民主权利,苏维埃政府在工厂、村落、集市、机关等群众集中活动区域,统一规范设置控告箱,箱体公示全民监督权利与举报范围,以直白通俗的文字告知苏区群众,凡公职人员违背政纲政策、损害工农利益、滋生贪腐作风,群众均可无条件检举控告。这一举措彻底打破了旧时代民众“不敢言、不能言、无处言”的困境,充分激发了群众参与反腐、监督政权、建言献策的积极性主动性,让人民监督真正落地生根。
控告局与控告箱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成为苏区反腐肃贪的核心抓手。中央工农检察部建立每日巡查取信制度,专职人员每日定时收取各地控告箱举报信件,逐一登记、分类梳理、快速核查、闭环处置,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在群众广泛检举揭发下,苏区反腐工作成效显著,仅江西瑞金县一个月内便排查多起贪污案件,追缴贪污款6000余元大光洋,对腐败分子形成强大震慑,有效遏制了贪腐乱象蔓延。
制度是治本之策,法治是反腐根基。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反腐败专项法令,开启了依规反腐、依法治腐的历史先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法令精准界定贪污浪费行为的认定标准、量刑尺度,惩戒标准严苛、追责力度刚性,明确规定贪污公款500元以上判处死刑、300至500元判处监禁,以严苛的制度约束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防线,全方位遏制腐败增量、清除腐败存量,彰显了党和苏维埃政府从严治吏、彻底反腐的坚定决心。
为进一步织密基层监督网络、夯实群众监督力量,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专项部署工农通讯员队伍建设,要求全域覆盖建立不脱产的工农通讯员队伍,实现基层监督无死角、全覆盖。随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出台《工农通信员的任务》训令,精准细化通讯员核心职责,明确其负责排查、收集、上报各级机关履职过程中的违纪违规、作风涣散、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线索,构建起扎根基层、联动全域的群众监督天网,为苏区反腐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基层力量支撑。
四、以案践监督树新风:苏区群众监督的典型实践与治理成效
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的反腐肃贪、正风治乱运动中,工农通讯员队伍和广大群众监督力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绝大多数贪腐案件、作风问题均由群众检举、通讯员上报、全民监督发现查处。其中,项英复信李克均检举许文亮贪污案,是中央苏区群众监督制度化、常态化、实效化的典型缩影,更是我们党刀刃向内、从严反腐、依靠群众的生动历史见证,两封珍贵的革命书信至今珍藏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基层工农通讯员李克均出身兴国县贫苦农民家庭,亲历旧时代剥削压迫,深知群众疾苦,对官僚腐败、以权谋私行为深恶痛绝。1931年,怀揣革命理想的李克均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乡苏维埃基层治理工作。他为人正直坦荡、做事严谨负责、敢于较真碰硬,常年扎根乡村一线、贴近基层群众,精准掌握辖区干部履职实情,凭借过硬的作风和群众口碑,被上级正式委任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专属工农通讯员,肩负基层监督、线索摸排、联系群众、建言献策的重要职责。任职期间,李克均始终坚守革命初心、恪守监督使命,秉持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对群众利益绝对负责的态度,常态化走访调研、倾听群众心声、排查履职乱象,紧盯基层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作风、履职实效,全力守护苏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933年初,李克均在日常走访排查和群众调研中,敏锐发现多名苏区干部存在履职失范、作风漂浮、违规违纪等问题,其中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许文亮的贪污腐化、失职渎职问题尤为突出。秉持实事求是、依规监督、为民尽责的原则,李克均逐一核实问题细节、梳理违纪事实、收集相关佐证,整理形成详实的检举材料,如实向上级监察部门上报许文亮的违纪违法线索。这份来自基层群众的检举信件,迅速送达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引起了时任负责人项英的高度重视。
彼时,中央苏区正纵深推进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专项整治运动,全党上下从严反腐、铁腕治吏,对群众举报、通讯员上报的问题线索坚持件件严查、绝不姑息。1934年2月8日,项英亲笔撰写复信给予李克均,充分肯定其认真履职、主动监督、敢于亮剑的责任担当,同时细致部署核查工作,明确要求李克均进一步细化问题线索、补充佐证材料、完善违纪细节,为官方立案核查、精准处置、从严问责提供坚实依据。收到复信后,李克均不敢懈怠,迅速深入田间地头、机关单位开展二次核查,广泛走访群众、核对财政账目、梳理事实脉络,精准厘清许文亮的全部违纪违规细节,形成完整详实的检举材料再次上报。
1934年2月19日,项英再次亲笔复信李克均,充分肯定其细致严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同时正式下达核查处置指令,明确批示组建专项清查委员会,全面核查许文亮账目收支、物资管理、履职履职等情况,从严查实贪污违纪问题、坚决开展反腐斗争。两封跨越上下级的质朴书信,打破了层级壁垒、畅通了监督渠道,生动彰显了苏区民主平等、上下同心、从严反腐的优良作风,深刻体现了党中央充分依靠群众、信任群众、发动群众开展监督治理的执政理念,成为中央苏区群众监督制度化、规范化、实效化的鲜活物证。
遵照上级批示要求,当地迅速集结专项力量组建清查委员会,通过核对财政收支台账、盘点革命公物物资、走访关联人员、倾听群众反馈、复盘工作履职情况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核查取证工作,彻底查清许文亮的全部违纪违法事实。经查实,许文亮身为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手握苏区财政物资管理职权,肩负守护革命财产、规范财政收支、服务革命大局、保障群众利益的重要职责,却初心失守、私欲膨胀、底线崩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多项违纪违法事实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影响极坏。
经查,许文亮奉命赴石城县开展公务期间,借机侵占革命胜利物资,将打土豪缴获的金表、皮鞋、自来水笔等贵重物品私自截留,不上缴国库、不登记入账,公然将公共革命财物据为己有;无视苏区财政物资管理制度,未经上级审批许可,擅自挪用没收布匹等公物,为亲属缝制私用衣物,肆意侵占集体利益;违背苏区物资管控政策,假借财政部名义私自截留紧缺粉干物资,扰乱苏区物资统筹调配秩序,损害革命公共利益。与此同时,许文亮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消极履职问题,工作懈怠、推诿拖沓、脱离群众、漠视职责,彻底背离了苏区干部廉洁奉公、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严重败坏苏区干部队伍形象,极大损害党群干群关系。
许文亮的系列腐败行为,在基层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和群众影响,严重破坏苏维埃政权公信力,动摇群众对红色政权的信任与支持,违背了苏区廉洁执政、为民理政的根本宗旨。为严肃革命纪律、肃清腐败乱象、回应群众关切、重塑政权威信,1934年4月29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专门召开群众检举公审大会,面向苏区广大工农群众公开审理许文亮贪污腐化、官僚失职案件。公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发扬民主,主动发动群众举证揭发、评议监督,全面曝光许文亮的违纪违法事实与作风顽疾,让腐败问题晾晒在阳光之下,让权力监督置于群众视野之中。
结合核查事实、佐证材料与群众评议意见,大会依法作出严肃处置决定,正式开除许文亮公职,全额追缴违纪所得,依规予以严厉惩戒,形成强有力的反腐震慑效应。1934年5月2日,苏区核心党报《红色中华》专门刊发《两个“宝贝”的公审》专题报道,全面公示案件查办全过程、深度剖析腐败问题危害、公开曝光违纪典型案例,同时向全苏区发出号召,动员全体工农群众持续发挥监督作用,主动检举揭发各类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问题,以全民监督的磅礴力量净化政治生态、纯洁干部队伍、巩固革命根基。
以许文亮案件为代表的一系列反腐整治行动,是中央苏区铁腕反腐、群众监督的生动缩影,充分印证了人民监督的强大治理效能。在常态化、全覆盖的群众监督之下,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联合司法、裁判、财政等多部门,集中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从严惩处了一批违纪腐败分子,彻底肃清苏区内部腐败毒瘤,有效纯洁了革命干部队伍、规范了权力运行秩序、净化了苏区政治生态。系列反腐举措不仅有效遏制了贪污浪费、官僚腐化等不良风气,节约了苏区紧缺的财政物资,为前线作战、根据地建设、民生保障提供了坚实支撑,更锤炼锻造了苏区干部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的优良作风,铸就了宝贵的苏区廉洁精神与监督文化。
正是因为千千万万李克均式的基层监督者坚守岗位、敢于亮剑,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与、主动监督,苏区领导层铁面无私、从严执纪,中央苏区形成了“人人参与监督、处处防范腐败、事事严守纪律”的优良政治生态,让各类腐败乱象、作风顽疾无处遁形、人人喊打,彻底扭转了旧政权腐朽堕落的治理弊端,造就了“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的历史美誉,赢得了苏区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为革命事业持续发展凝聚了磅礴民心力量。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深刻指出,人民群众是守护革命政权的“铜墙铁壁”,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打破的坚固屏障。基于对群众力量的深刻认知,我们党始终坚持一切工作紧贴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将群众监督贯穿政权建设、队伍治理、事业发展全过程。项英也多次号召全体工农群众主动参与政权治理、投身反腐斗争,明确提出要动员群众监督政府开支、检举贪污分子、整治浪费乱象,以全民监督守护苏维埃政权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在党的全面动员与制度引领下,中央苏区群众监督突破层级、地域、领域限制,构建起党史上最早、最系统、最完备的群众性反腐监督体系,为红色政权长治久安筑牢了坚实根基。
五、薪火相传启新程:苏区监督制度的历史赓续与时代价值
中央苏区开创的群众民主监督制度、反腐倡廉治理模式,绝非一时的革命举措、短期的治理手段,而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恒久时代价值的制度创新与理论探索。历经百年岁月洗礼,苏区廉洁初心、监督理念、治理经验始终历久弥新、薪火相传,在百年党史的迭代发展中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升级,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源头活水。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到访延安,与毛泽东主席深入探讨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规律,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深刻困惑于历代政权难以跳出兴衰轮回的历史宿命。面对这一深刻历史命题,毛泽东胸有成竹、坚定作答,精准给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一重要论断,正是对中央苏区群众监督、民主执政实践的高度凝练与理论升华,深刻延续了苏区时期依靠人民、监督权力、廉洁执政的核心逻辑,奠定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永葆生机的重要理论根基。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守正创新。中央苏区时期的控告箱、工农通讯员制度、全民反腐机制、群众监督体系,历经时代迭代与改革完善,演变为新时代系统化、规范化、智能化、全覆盖的现代化监督体系。从苏区山野间的木质控告箱,到如今全国统一开通的12309检察举报热线、线上网络举报平台、全媒体监督渠道,监督载体与时俱进、监督渠道愈发畅通、监督门槛持续降低,但依靠群众、倾听民声、惩治腐败、守护民心的初心使命一脉相承。新时代全面推行的政务公开制度、特邀监察员制度、信访举报制度、基层群众监督机制等,本质上都是对苏区群众监督体系的继承、完善与创新发展。
回望百年红色征程,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与群众监督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源头起点,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早期生动实践。那只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小小控告箱,承载着百年大党的廉洁初心、为民初心、奋斗初心,见证着我们党始终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接受群众监督的不变坚守。
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大背景,党中央始终传承苏区廉洁反腐、群众监督的优良传统,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与执着推进自我革命。2026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8月22日举行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让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充盈全党全社会,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聚力量。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决铲除政治生态污染源。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饱含着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决心。据《人民日报》2026年8月24日消息,党的十八大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雷霆万钧。“打虎”“拍蝇”“猎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154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去年党纪政务处分26万余人。党的十八大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雷霆万钧。“打虎”“拍蝇”“猎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154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去年党纪政务处分26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释放出的不竭活力,让国际社会见证了我们党管党治党的决心与能力,也表明政党长治久安并非只能依靠外部竞争性更迭,西方政党制度、政党治理模式并非唯一标准答案。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贯通政治巡视、派驻机构监督、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等,标本兼治的反腐败综合治理体系有效回应了全球政党普遍面临的腐败蔓延、权力寻租等难题。全面从严治党,为各国政党应对执政考验、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全新而可靠的理论思路和行动方案。新时代以来,我们把制度建设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历经三次修订而日臻完善,党纪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积极效应更加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相继制定实施,与党内法规形成有机贯通接。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重温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历史实践、传承群众监督的红色经验、汲取自我革命的精神力量,对于新时代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筑牢党群血肉联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百年征程证明,人民监督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密码,廉洁自律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石。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必将传承苏区廉洁初心、赓续群众监督优良传统,始终依靠人民监督、坚守廉洁底线,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执着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让红色监督基因代代相传,让廉洁为民的初心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红色中华》报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Z]。1932 07。[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六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Z]。1933 12 15。
[4]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审计报告[R]。1934。
[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苏区廉政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6]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人民日报》2026年09月07日
【编者按】本文以国家博物馆馆藏红色文物控告箱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与群众监督的制度实践。文章立足苏区原始文献与典型案例,还原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工农通讯员、群众突击队等监督机制的生成脉络,解读我党历史首部反腐专项法令的时代价值;以李克均检举许文亮一案为具象样本,展现土地革命时期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权力监督的真实图景。文章打通历史与现实,阐明苏区群众监督是 “人民监督” 的早期实践,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的源头实践,并结合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实践,阐释红色监督传统的当代赓续。全文史料扎实,叙事厚重,清晰呈现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的红色源头,兼具党史研究价值与思想教育意义。推荐阅读。编辑:李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