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仅向非中国读者，也向全体中国人民——十之八九也包括那些共产党领导人自己——提供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真实可信的介绍，第一次讲述了他们为进行中国三千年历史上最彻底的社会革命而开展的长期斗争的相互关联的故事。”——埃德加·斯诺

　　【引言】　

　　我手中的这本《红星照耀中国》（【美】埃德加·斯诺著），有个不寻常的来历：数月前，经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老师引荐——31年前，她曾担任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妇女与法律”论坛指导顾问，而我是该论坛成员之一——我结识了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徐学江老师。他将此书惠赠于我，并告知，本书译者正是他的夫人隋丽君。

　　隋丽君老师在“译者的话”中由衷感慨，年近八旬，意外接到新华出版社邀约，承担这部红色经典的重译工作。“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能有机会重译这样一部极具历史价值的名著，实在是件幸运的事情。”而我能够得到这本带有译者亲笔签名的最新修订版《红星照耀中国》，同样倍感荣幸。

　　恰逢被誉为“红色网络文学领跑者”的银河悦读网，正在同步开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与“全民阅读：推荐一本好书”征文活动，手握这本《红星照耀中国》，无异于接过一份沉甸甸的重托。

　　历经三个月断断续续的研读，我开始动笔撰写读后感，尽管留下许多读书笔记，但囿于学识所限，加之这部经典之作十分厚重，经典评论也浩如烟海，很难另辟蹊径。书评中难免存在疏漏偏颇，恳请读过此书的各位师友不吝赐教，参与讨论。

　　［实感］

　　一、斯诺笔下的长征之所以令人信服，源于作者自身的优势和“写成的方式”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1937年出版后迅速风靡西方，成为畅销书。它打破国民党舆论误导，让欧美民众首次了解中国共产党与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不少海外进步青年受感召奔赴中国投身革命。中译本《西行漫记》虽遭国民党查禁，仍在国统区秘密流传，引发强烈震动。大批爱国青年争相传阅，认清革命真相，冲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毛泽东说，这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一部“漫记”何以形成如此强烈的影响力，它是如何产生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后更名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指出：“《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是一部经典之作，是由它写成的方式决定的。”

　　从我的阅读体悟出发，我理解，这种“写成的方式”与斯诺个人的独特优势相辅相成，可从六个方面来理解——

（埃德加·斯诺）

　　第一，彼时的埃德加·斯诺年仅30，却已在中国从事七年记者工作。赴红区采访之前，他走遍中国西北饥荒之地，还踏勘过十年后方才通车的滇缅公路，亲历诸多重大事件。作为深谙中国社会的“中国通”，长期实地走访，使他跳出西方舆论固有的偏见，具备客观观察中国革命的现实基础。

　　第二，斯诺与妻子“是一对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的美国青年”。而斯诺“是一个有着广博的人类同情心，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激情的年轻人，而且能用自己所掌握的一些初步的中国语言同他们交流。”“他以极大的热情报道事实，能对当前的重要趋势做出评估并绘声绘色地向美国读者描述。”这是许多国外记者难以抵达的优势。

　　第三，斯诺拥有“不怕掉脑袋”也要探寻真相的执着。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外人进入红区便难以活着离开。斯诺却直言：“如果需要一个外国人掉脑袋的话，有什么是比为了探寻这些真相而掉脑袋更值得的呢？”正是怀揣探寻真相的信念，他毅然踏上前往红区的“险途”，这也是他能够如实记录长征与红色政权最为关键的前提。

　　第四，采访者与被访者的双向奔赴。1936年6月，当斯诺带着孙中山夫人的引荐信前往西北部被封锁的红区时，他对中国的状况和中国青年的情绪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而此时的毛泽东恰好也准备让外界了解自己。”于是，斯诺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记录下“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的经历以及他们从哪里来，还展示了这个籍籍无名的运动的未来前景，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准确得不得了的预言。”

　　第五，采访中，斯诺从不回避内心的疑惑，更没有预设结论，而是带着疑问去求证。他坦言：“许多人认为红军是一群死硬的无法无天和不满现实之徒。我自己就曾模模糊糊有过这样的概念。我很快发现，红军士兵大多数是年轻的农民和工人，他们相信自己在为自己的家庭而战，为自己的土地而战、为自己的国家而战。”（246页）面对国民党大肆渲染的“共妻”谣言，他通过沿途、前线数十次交谈得出自己的观察：“我从一路上和在前线进行的数十次交谈中得到的印象是，大多数这些‘红军战士’还都是处男。”（247页）对于红军反复提及的“革命觉悟”，斯诺起初不甚理解，直至旁听红军政治课，才读懂支撑青年战士浴血奋战、甘愿牺牲的坚定信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从此，他的记述不再停留于史实表层，触碰到革命得以胜利的内在根基。

　　第六，全书摒弃艺术虚构与文学夸张，书中人物、事件、生活场景、革命政策，全部依托一手实地素材。斯诺以旁观者、记录者的理性视角，纪实还原苏区真实图景，展现红军艰苦朴素、信仰坚定、军民同心的精神风貌。这也让本书成为西方世界第一次全面、客观、公正认识中国革命、读懂长征史诗的窗口，可信度远超同时代大量带有立场偏向的宣传文本。

　　二、斯诺笔下的长征之所以令人信服，源于革命领袖的亲自口述以及对普通的红军将士和根据地老百姓的纪实采访

　　虽然斯诺没有亲历长征，但他通过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大批长征幸存者，写下世界上第一部向西方完整介绍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文字。

　　在当时的西方舆论特别是“南京方面”的宣传里，红军不过是一种由“知识匪徒”领导的新型破坏者和掠夺者，长征则被歪曲成“狼狈溃逃”。然而，就连蒋介石自己的亲信私下也承认——“总的来说（红军）是所向无敌的”。“这些勇士经历了数百次战斗，经受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又经历了6000英里的长征，走过十二个省，打破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堵，最终胜利抵达西北的一个新根据地。”“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些对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有炽热的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呢，还是一些社会先知，抑或只是一批为生计而盲目打仗的无知的农民？”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斯诺走进红色中国的最强烈动因。

　　在《长征》这一章里，斯诺记录下远征的缘起：受错误军事指挥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处境日益艰难。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告别江西根据地，开启战略大转移。斯诺特别点明：这是一次战略撤退，绝非溃败逃亡，北上抗日，是红军坚定不移的目标。

　　斯诺还用大量笔墨记录下长征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刘伯承与彝族首领歃血结盟，赢得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大渡河畔，安顺场渡船稀少，红军战士昼夜奔袭，直扑泸定桥。桥面上木板被敌人拆毁，只剩下悬空摇晃的铁索。二十多名敢死队员，背着步枪与手榴弹，迎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向前，战士不断坠入汹涌河水，依旧无人退缩，用血肉夺取这座生死桥梁。红军翻过冰封积雪的高山，南方来的战士衣着单薄，很多人在严寒之中永远倒下。红军走进茫茫松潘草地，沼泽密布、粮草断绝，战士啃草根、煮皮带，无数将士深陷泥潭，悄然牺牲……斯诺没有刻意美化苦难，只是如实记下饥饿、严寒、死亡，记下普通士兵在绝境之中的坚守。

　　他还记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总共368天的行程中，有235天白天行军，18天夜行军；100天休整——其中许多天穿插小规模战斗。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天，平均每天行程71里；翻越了18座山，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覆盖的高山；跨越了24条河，穿越了12个不同省份，占领了62座大小城镇，打破了10个不同地方军阀军队的包抄，还打败、躲过或是智胜前来围剿的中央政府军；穿过6个不同的土著人聚居区，渗透到一些中国军队数十年来未曾到过的地区……“不论你可能对红军和它在政治上所代表的东西（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争论空间）有什么看法，你都无法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之一”。

　　为了寻求真相，斯诺还多次“混迹”于普通民众之间，取得了丰厚的第一手材料。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斯诺曾对一些“红小鬼”进行采访，孩子们的回答质朴无华，却令人坚信不疑——

　　他在甘肃遇到人送外号“山西娃娃”的一个12岁“胖嘟嘟的小男孩”，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时，他说：“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是抗日的。人们怎能不想当红军战士呢？”

　（斯诺拍摄的“红小鬼”）

　　还有一次，遇到一个15岁黑黑瘦瘦的少年，是共青团负责人，哥哥在游击队，姐姐是护士。他不知家人近况，却始终拥护红军。他对斯诺说，他们全都喜爱红军，因为“他们全都明白红军是我们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作战的。”

　　彭德怀告诉斯诺，他有一次被少先队员拦住索要路条，“可我就是彭德怀，那些路条就是我写的！”孩子们依然不放行，还说“你就是朱德总司令我们也不管，没有路条就不能通过。”彭德怀只好给自己写了张路条，签上自己的名字，才被放行。

　　斯诺诚恳地写道：“‘红小鬼’是红色中国的一种你很难找出有什么严重不妥之处的事物。他们的精神是最好的。看到他们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只要青年有希望，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任何人看到这些豪迈的年轻生命，都一定会感觉到，中国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人格上有着无限可能性。”

　　在斯诺眼中，长征不只是军事行军，更是一场信念的远征。红军战士大多是十几岁的青年，平均年龄只有十九岁。一路行军，一路宣传抗日，播撒革命火种。而他，只是把长征的真相带到全世界，让世界读懂，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支队伍跨过万水千山。

　　斯诺强调了一个事实：“红军大概是在比现代中国史上任何军队所得到的外国物资帮助都少的情况下打仗的。”“相反，蒋介石在将近10年内得到了远比任何外国给予共产党的援助都更为重要的外部援助。”悬殊的物资与外援差距摆在眼前，历史的答案引人深思：最终走向胜利的，何以是中国共产党？

　　斯诺踏遍苏区寻找答案，记下了毛泽东的判断：“红军胜利的长征和它在有生力量仍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胜利到达甘肃和陕西。这首先要归功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要归功于我们苏区人民的基本干部队伍的杰出能力、勇气、决心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精神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永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誓将继续与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做斗争。它之所以不可战胜，他之所以肯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164页）

　　三、斯诺笔下的长征之所以令人信服，源于大量“原生态”的细节描写和深刻的洞察力

　　最具感染力也最有说服力的，并非宏大叙事，而是一个个真实可感的细节。　

　　他这样描述毛泽东：“他面容憔悴，身材有点像林肯，个子比一般中国人高一些，背有点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一双目光锐利的大眼睛，高鼻梁，突颧骨。我瞬间的印象是，他长着一副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斯诺特别写道，他起初并没有认出毛泽东来，因为——“他就那样大大咧咧地与其他路人一起走，毫不在意南京对他的脑袋发出的25万元赏格”。毛主席的外在特征和他的亲民形象就这样立体化呈现在眼前。

　　（斯诺拍摄的毛泽东）

　　斯诺说：“我对毛泽东的许多说法都做过核实，通常都发现他的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些微的政治宣传，但是这同我在非匪区受到的政治宣传相比，只让人觉得有趣。”

　　不止如此，他还精准写道：“中国永远不可能有什么‘救星’，然而，无可否认，人们在毛泽东的身上可以感受到某种命运的力量……你会觉得，不论这个人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那都是源自他对千百万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紧迫要求的超常程度的综合表达。”永远同最广大的人民站在一起，永远维护人民的利益，这也是毛泽东主席之所以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

　　斯诺骄傲地说，尽管毛泽东和蒋介石一样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但人们对毛泽东的情况却知之甚少，自己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他还说，“关于毛泽东，我本来可以写成一本书。”“毛泽东的人生故事是一整代人的丰富的横断面，是了解中国的行动源头的重要指南。”

　　关于周恩来，他的描述带有一种影像化的诗意：就在这时，“一位瘦削的、蓄着黑胡子的年轻军官出现了，对于中国人来说，那胡子可说是异常浓密的。他走过来，用柔和而文雅的声音对我说：Hello，are you looking for somebody？”（“你好，请问你是要找什么人吗？”）“他讲的是英语！我立刻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周恩来总理彬彬有礼的形象呼之欲出。

　　他对彭德怀的描述最是立体：“彭德怀的举止和讲话总是坦诚率真、直来直去，手势很快，充满笑声和风趣，喜欢运动，擅于骑马、能吃苦耐劳……”有一次斯诺和彭德怀一起参加红军第二师的演习。彭德怀突然对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斯诺喊道“冲上山顶！”“说完他像兔子一样蹿了出去，率先登上山顶。”看到此，我噗嗤笑出声——能如此鲜活形容我们的高级指挥官，非斯诺莫属！他接着给出极到位的评价“他（指彭德怀）给人留下有使不完劲儿的印象。”

　　特别喜欢斯诺对红色窑工徐海东的描述。那天上午，斯诺到彭德怀的总部去，发现一位以前没见过的年轻指挥官。彭德怀打趣地对斯诺说，他是一个“著名的赤匪。”“这位新来的人立刻笑了一下，涨红了脸，叫人感到亲切的是，他嘴里本应该长着两颗门牙的地方，露出一个大黑洞。这使他显出一种孩子似的淘气神情。”当斯诺知道眼前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时，立马联想到南京传单上的悬赏通告：“杀掉彭德怀或徐海东者，加入我军时奖赏10万元……”这让斯诺颇感意外：“那颗羞怯的脑袋就坐落在一双后生般的方肩上，南京方面对它的估价几乎不比彭德怀的脑袋低。”如此生动形象又不失幽默的描述，不但能让读者产生不可置疑的真实感，还能真切感受到我军高级指挥官平易近人的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斯诺拍摄的毛泽东与第二任夫人贺子珍）

　　有个细节过目不忘——那天已经凌晨两点多了，斯诺已经精疲力尽，毛泽东那沉思的脸上却看不到丝毫倦意。突然，他发现毛主席和夫人弯下身来，对着蜡烛旁边一只死去的飞蛾高兴地叫起来。斯诺写道：“这的确是个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色、镶着橘红色和玫瑰色两道柔和的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翼加到书页里。”斯诺在心底惊呼：“这样的人当真在认真的思考战争吗？”（094页）我不禁莞尔，这便是人民领袖的本色啊：既能杀伐果断指挥千军万马，亦会心存怜悯，珍惜一个渺小的生灵。

　　当读到“毛泽东的主要奢侈品（和周恩来）是一顶帐篷，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状况与普通红军战士没有两样……尽管他完全有条件把自己打扮成巧克力盒上的将军或者《中国名人录》里某位政客的照片那样。”心底猛地一疼：运筹革命大业的红军领袖，经手无数物资，自身却只有一卷铺盖、两套布衣。国统区政客奢靡享乐、争权夺利。鲜明的对照，恰恰道出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够凝聚万千群众走向胜利的根本缘由。

　　空洞的口号容易让人怀疑，可具体鲜活的人物细节，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正是这些亲眼所见、亲身访谈得来的细碎记录，打破了外界对红色根据地的臆想与谣言。类似这样有血有肉的生动记叙，在《红星照耀中国》里俯拾皆是。之所以大量引用，实在是因为无法用自己单调呆板的描述替代斯诺特有的充满幽默感的语言风格。

　　［结语］

　　1937年，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风靡全球。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斗志昂扬的红军形象冲破重重舆论封锁，首次完整亮相世界。同时，也让一个真实可信的长征呈现在世人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大规模迁徙是历史上最大的武装宣传。”

　　斯诺依托真实见闻，用生动独到的语言，提炼出红军最令人震撼的精神内核——“冒险、探索、发现、人的勇气和怯懦、狂喜与胜利、困苦、牺牲和忠诚，而贯穿所有这一切的是成千上万决不服输——不论在人的面前、自然面前、神灵面前还是死亡面前都不服输——的年轻人火一般的经久不衰的激情和永不磨灭的希望，还有令人惊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有这一切还有别的东西，似乎都体现在一次在现代无与伦比的长途跋涉的历史中。”八十多年过去了，斯诺这段经典评价依然鲜活如初，带着滚烫的体温，为我们理解长征精神提供了一把来自域外的钥匙。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个观点总在叩击心扉：真实才是真理的前提。真正征服人心的，永远不是说教，而是不容置疑的真相。斯诺之所以能让西方世界相信红色中国的真实面貌，不在于任何华丽的宣传，而在于他带回了实实在在的第一手素材。这也启示我们：要使人信服，必须走到民众之中，深入实践，深入调研，探寻真相，揭示真相，这是我们认识真理、坚持真理的必由之路。

　　在全民阅读持续走向深入的今天，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时刻，推荐阅读《红星照耀中国》，重温长征史诗，不是为了激发感慨，而是要洞悉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读懂“红星”照耀中国的内在力量，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薪火永续，托举起中华民族更加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