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正在东北一个偏僻的山村读小学。如今，小学同学已经全部失去联系，可是关于两个同学的记忆片段仍不时闪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第一个同学的名字叫谢军。记忆中，他爸爸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总是怒目而视的样子。他母亲则是地道的农妇，沉默而怯于表达，肤色黑黄，也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我去过他家两三次，每次都看见他母亲木然坐着。谢军家养着一两头牛，他父亲经常在夏夜出去放牛，估计是取法“马无野草不肥”的道理。谢军还有一个弟弟，长得几乎和他妈妈一样：瘦而黑，不怎么说话，也是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仿佛对这个世界感到惊恐。谢军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他那沉默寡言的性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天，班主任张老师在语文课上讲到一个生字——蹭，他叫学生起来组词。很不幸，谢军被点名叫到了。他站在那里，睁着大大的眼睛，时而眼神空洞地盯着黑板，时而低头盯着脚尖，只是一言不发。张老师一脸愠怒，站在近在咫尺的地方看着他，同样一言不发。几十年过去了，我好像还能感受到当时教室里死寂的气氛，以及内心对老师随时可能情绪失控的恐惧。在死寂和恐惧之间，我和所有同学的大脑都在飞速运转，苦苦搜寻能和“蹭”组合到一起的汉字，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我们都期待老师或者谢军能张嘴说句话，可是两人就这样对峙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小心翼翼地呼吸着。某一刻，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我的眼前有一个巨大的气球正在充满气体，下一秒就要爆裂。终于，谢军嗫嚅着发出了两个音节，声音小到没人能听清。在老师的追问下，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我听清了，他说的是“泥蹭”。“泥蹭？！泥——蹭——”老师也睁大了眼睛。他好像不相信谢军竟然能说出来这两个字，而其他同学也都无法判断“泥蹭”是否符合老师的要求。张老师由愠怒转而变成冷漠，他的一脸络腮胡子那天格外扎眼。他没有批评谢军，也没有宣布正确答案，更没有解释“泥蹭”到底对不对。就这样，全班在凝固的空气中挨到了下课。

第二位同学是我童年的好朋友，名字叫于涛。于涛的爸爸跟我爸爸一样，是乡村教师。不同的是，他妈妈是一名农妇，我妈妈也是一名乡村教师。我有一个妹妹，他除了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记得那是某年春节期间，我早早吃完饭去于涛家找他玩，正赶上他家准备吃晚饭。因为过年，他家特意做了几样平时不吃的菜。最先端上来的是一小盘花生米，只有平平的一盘底。于涛和她妹妹早就手拿筷子在炕上坐好，花生米一上桌，哥俩比赛一般飞快而不间断地夹起花生米塞进嘴里。等他爸爸把第二盘菜端上来的时候，花生米已经在盘子里消失了。这时，我发现于涛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他爸爸赶紧过去安慰道：“哎呀，没事，没吃够咱们明年还做呢。”是的，我没听错，他说的是“明年”而不是“明天”。东北不产花生，所以油炸花生米在当时的东北农村算金贵东西，婚宴上偶尔能见到，一般家庭在过年时才舍得买一点。

四十年多过去了，为什么关于这两位同学的记忆仍不能忘怀？或许，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那个时代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困。物质的贫困让人感到可笑，精神的贫困却令人感到可悲。我忘不了于涛一脸失落的神情，更无法忘记谢军那双大大的、失神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