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这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远征，不仅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的伟大领袖的历史地位。

　　红军为什么要长征？是因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了，国民党重兵压境，根据地不断缩小，红军岌岌可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那么，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为什么会失败呢？前四次反“围剿”不是都取得了胜利了吗？这就不得不说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是因为红军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依靠的力量是广大的农民，中国革命的道路是首先在广大的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然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

　　然而中国革命早期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王明等，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机械地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毛泽东率先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井冈山、江西中央苏区领导红军粉碎国民党多次“围剿”，创造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军队建设思想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这是他后来能够领导长征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

　　1931年4月—6月，因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背叛，致使在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不得不转移到苏区。当时党的负责人是王明指派的博古，他自诩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不起毛泽东、朱德等人，认为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泥腿子”，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李德是个德国人，上过苏联的军事院校，但在指挥红军作战时却生搬硬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地战经验，完全不顾红军当时的装备大都是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的实际情况，命令红军与敌人展开正规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李德放弃了毛泽东前四次反“围剿”对付敌人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战术，而错误地采取阵地战战术，荒唐地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先是命令手拿大刀长矛的红军主动进攻敌人占据的大城市，失败后又命令红军消极防御，抵御数倍于己的装备飞机坦克大炮的敌人的进攻，其结果就是红军越打越少，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在长征初期又采取逃跑主义，拖着瓶瓶罐罐，带着银行的印钞机、印刷厂的印刷机、兵工厂的机床等等，被数倍于己的敌人追剿，完全是被动挨打。惨烈的湘江战役，出发时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余名将士，血战之后锐减到三万多人。红军濒临灭顶之灾，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之处。此时，迫切需要有人站出来抵乾坤于中流，挽狂澜于既倒。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了，在长征随后的行动中一次次提出符合战场实际情况、扭转危局的战略建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一、通道转兵初露端倪

　　红军最初的转移行动不叫长征，而是叫“西征”，是要去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汇合。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然决定按计划北上与红二、六军团汇合。走到通道县后从侦察情报中得知国民党的湘军军阀何健已在湘西布下了20多万重兵，摆好“口袋阵”只等红军钻进去。党中央召开会议，李德、博古等人坚持按共产国际制定的计划向湘西进军。此时毛泽东坚决提出要“西进贵州”以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并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的支持。经过激烈的争论，大部分人认同毛泽东的主张，中央最后决定红军西进，建立黔北根据地。毛泽东的主张使红军放弃北上的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计划破产，史称“通道转兵”。

　　（通道转兵）

　　二、黎平会议再次陈词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兵分两路向黎平进军，突破黔军防线，于15日攻占黎平县城和老锦屏。此时的红军，虽然对进军路线做了调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追兵，解了燃眉之急，但却没有从根本上统一思想认识。自渡过湘江后关于红军前进方向的争论，并没有结论。一些人仍然坚持北上、到湘西去的错误观点。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于是在贵州省的黎平党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强调指出：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中央红军应向遵义地区挺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因此进军贵州是红军唯一正确的出路。他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和张闻天等同志的赞同。中央也明确红军“西进贵州，建立黔川边根据地”的任务，决定向遵义进军。但李德、博古等人只是把进军贵州作为权宜之计，仍然主张红军“回头与二、六军团汇合”。

　　（油画《黎平会议》）

　　三、猴场会议得到肯定

　　“黎平会议”后红军直抵乌江南岸准备抢渡乌江从而实现挺进黔北的战略方针。但李德、博古等人依然固执己见，坚持按共产国际的计划回兵东进与二、六军团汇合。为此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到底是强渡乌江到黔北去，还是掉头向东去湘西与二、六军团汇合。在会上又是毛泽东力陈主张，经过激烈争论，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其核心内容是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回兵湘西的错误意见，肯定了毛泽东渡江北上创建新苏区的正确主张。会议还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实际上是将军事决策权收归中央政治局集体领导，从组织上基本结束了李德、博古以“三人团”名义对红军的独断指挥，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创造了条件。猴场会议巩固了黎平会议的成果，实现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并且提出了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周恩来称其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油画《猴场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

　　四、遵义会议重回决断

　　1935年元月，红军突破乌江后暂时甩掉了国民党几十万的追兵，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得到一个简短的休整期。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政治、军事错误，史称“遵义会议”。会上大部分人都认为：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遭受重大损失，与中央领导决策层的错误指挥分不开，深切怀念当年毛泽东领导红军与敌人作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岁月，强烈呼吁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会议作出重大决定：1.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2.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洛甫（张闻天）同志为党的总负责人，周恩来、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3.红军到川西或川北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身路线、组织问题，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毛泽东重新当选政治局常委，这不是人为的提拔，而是无数失败教训换来的历史选择。此前毛泽东已经拥有丰富根据地建设与作战经验，长征的绝境考验，让全党看清：照搬外国教条走不通，立足中国实际的路线才是出路。从此毛泽东重新返回中央决策层，指挥了红军长征后期的一系列行动，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油画《遵义会议》）

　　五、鸡鸣三省会议再落实

　　红军一渡赤水后，在途经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子（石厢子村）里再一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和补充，会议完成了中央最高领导层的组织调整，会议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是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落实，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史称“鸡鸣三省博古交权”。

　　（鸡鸣三省会议旧址）

　　六、苟坝会议力挽狂澜

　　红军三渡赤水前，有一个插曲：据侦察得知在打鼓新场有黔军一个师。在苟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红军指挥员林彪、彭德怀甚至朱德、周恩来等都力主攻打打鼓新场的守敌，以获得更多的补给和枪支弹药。但毛泽东认为，此时当务之急是调动敌人而不应该与敌人打阵地攻防战，如打必然会陷入敌人的包围。会上大多数人都坚持要打，甚至以投票的方式，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强行通过决议，第二天攻打打鼓新场，并发布了作战命令，同时毛泽东被免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深夜，毛泽东彻夜难眠，他担心着红军的命运，担心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战场形势的精准判断，使他坚信攻打打鼓新场必然会给红军带来灭顶之灾。毛泽东毅然在深夜提着马灯找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陈述利弊，力主第二天继续开会。最后在会议上力排众议，说服了众人，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事后，从缴获敌人的电文中获悉，当时国民党军确实在源源不断地向打鼓新场周围增兵，试图围歼红军，如果当时红军去攻打打鼓新场的话，必然会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毛泽东又一次力挽狂澜，挽救了红军。

　　（油画《苟坝会议》）

　　针对苟坝会议上出现的用讨论和表决的方式决定作战行动的情况，毛泽东建议并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不必事事开会表决，那样很容易贻误战机。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之后，严酷的战争并没有立刻迎来坦途，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依旧围追堵截，敌我力量依旧极其悬殊。刚刚重新回到决策层的毛泽东，要在实战当中证明路线的正确性，带领红军杀出重围。

　　（雕塑《毛泽东挑灯夜访》）

　　四渡赤水，被称作是毛泽东军事指挥生涯的得意之作。面对强敌环伺，他摒弃死板直线行军，根据战场上的敌我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声东击西，来回穿梭于川黔滇边界，调动敌军疲于奔命。红军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不断变换作战方向，迷惑、牵制国民党大军，最终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敌人重兵包围圈，实现战略转移决定性胜利　。在战火实践之中，“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评价在红军内部广泛流传。广大指战员亲眼看到，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之下，红军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从接连惨败到绝境突围，鲜明对比，让全军发自内心信服毛泽东的战略指挥。

　　（四渡赤水出奇兵）

　　七、会理会议再次肯定

　　红军长征进入四川后内部出现了思想分歧，部分红军指挥员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不理解，提出质疑，认为毛泽东指挥部队行军是“走弓背”，使部队疲于奔命，甚至提出要更换前线指挥。于是中央在四川的会理县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详细阐述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战略意义，指出在战场上“走弓背”绕圈子是为了调动敌人从而摆脱敌人的必要策略。可以说会理会议的召开是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巩固遵义会议的成果。

　　（会理会议陈列馆）

　　八、沙窝会议明确北上

　　1935年8月中央红军到达毛尔盖后，针对张国焘提出南下的主张，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北上方针并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严厉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倾向，并首次使用了“长征”一词。会议通过的决议首次正式使用“一万八千里长征”的表述，标志着“长征”概念在党内文件中确立。

　　（沙窝会议会址）

　　长征途中的磨难，不仅锤炼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更淬炼他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依仗兵力优势，产生分裂主义野心，争夺领导权，公然违抗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另立中央，给红军带来巨大分裂危机。面对严峻的党内分裂风险，毛泽东坚持原则，讲究策略，既坚决反对南下逃跑的错误路线，又最大限度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他牢牢把握北上抗日这个政治制高点，把军事斗争、党内思想斗争、民族救亡大局结合在一起，一方面率领中央红军先行北上，保存革命核心力量；另一方面持续开展争取工作，最终挫败张国焘分裂阴谋，推动红四方面军将士回归北上路线，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这场复杂的党内斗争，充分展现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政治格局、坚定的原则立场与灵活的斗争智慧，证明他不仅擅长打仗，更善于处理复杂党内矛盾，驾驭重大政治变局。

　　万里长征，行军两万五千里，翻越雪山、跋涉草地，严寒饥饿、缺衣少粮，疾病、追兵、恶劣环境如影随形。毛泽东和普通红军战士同甘共苦，没有特殊待遇，爬雪山、过草地，风餐露宿，亲历每一场生死磨难。艰苦行军的间隙，他没有停止思考中国革命前途命运。长征不只是军事转移，更是思想求索的伟大征程。在颠沛流离的行军路上，他观察社会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矛盾变化。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日本侵华步步紧逼，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长征结束之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系统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战略，把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民族解放战争，打开中国革命全新局面。正如他所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长征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重要发展。

　　经过长征的战斗实践，全党全军进一步体会到毛泽东对红军，对中国革命实践的领导是多么的正确，是毛泽东力挽狂澜，多次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明白了一个真理：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中国人民才能够推到三座大山，翻身得解放。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由毛泽东掌舵，开上了胜利的航程。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厘清历史逻辑：不是长征凭空创造出毛泽东的思想与才干。在长征之前，他已经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积累大量建军、作战、根据地建设经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是，毛泽东正确的思想主张曾经一度被教条主义压制，得不到全党的普遍认同。长征这个极端特殊的历史大考场，用血淋淋的现实，对比两种路线带来截然不同的结局：教条主义带来惨重失败，几乎葬送革命；立足中国实际的战略，一次次带领红军化险为夷。正是在长征一次次生死考验之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反复验证，他的军事才能、政治远见、人格魅力被全党全军充分认识，完成从局部实践经验到全党共同选择的历史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得以逐步形成。

　　回望历史，长征的伟大远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淬炼，也是对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淬炼。漫漫征途，战火硝烟，生死抉择，磨砺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升华了他的政治战略眼光，锤炼了他处理党内复杂问题的斗争智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更让全党全军在血与火的实践当中，认识、选择了自己的领袖。经历长征淬炼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从陕北出发，走向抗日战争，走向解放战争，最终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伟业。

　　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使我们懂得，伟大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实践淬炼伟大领袖。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根源在于他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站在人民立场，而长征这场空前艰苦的伟大斗争，则是铸就他领袖地位极为关键的历史熔炉。长征的硝烟早已远去，但长征淬炼出来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怕牺牲、独立自主的精神，连同伟人在远征之中磨砺出的智慧品格，永远留给后世。深刻地启示我们：一切正确的道路，一切坚强的领导核心，都来源于实践的检验，来源于血与火的奋斗，来源于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