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8册300万字的《都梁稿汇》，是马培荣先生十年深耕盱眙历史文化的结晶。翻开这套八册文集，286篇文章若一条绵延不息的文脉串联起盱眙的历史、文化、人物、故事与遗址遗迹——从被误读八百年的南宋守将，到隐藏在四大名著里的盱眙印记，再到沉睡草丛的楚城残垣，到静卧山峦的宋代城墙，马培荣先生以海量史料为笔，为这座淮河之滨的小城，梳理出一条清晰可触的历史脉络。

　　寻根问底：为新四军中的“四大金刚”立传

　　说起“金刚”，人们总是会想到屹立于庙寺殿宇佛堂两侧“护法金刚”的形象，他们手持金刚杵，魁梧巍然、怒目圆瞪，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强壮似铁、气宇轩昂，给人以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形象。而马培荣先生在书中说的新四军“四大金刚”，并非铁血男儿，而是纤纤女子，是傲然挺立、驰骋疆场、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是新四军老八团的四名女兵。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在泌阳县焦竹园竖起抗日大旗。就在这年冬天，樊西曼、孟平、王典和杨寒四位女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红军独立团。她们把长发剪成了短发，军装一穿，皮带一扎，把短发往军帽里一掖，精气神十足，和男兵一个样。樊西曼个子较高，浓眉大眼，高高的鼻梁，看上去更像是个男兵。十六岁的杨寒个子较矮，脸蛋圆圆，胖胖墩墩，倒像是个小男兵。1938年2月，红军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简称“老八团”。经过一路转战、长途跋涉，来到皖东津浦路东淮南盱眙县，樊西曼是战地服务团，其他为团员，她们随军作战、抬运伤员，宣传群众、演出节目，演话剧、唱歌曲，演《放下你的第子》《打鬼子去》《捉汉奸》等戏剧。从此，“四大金刚”的称呼在新四军老八团中不胫而走、众人皆知。到了盱眙，四名女将又帮助建立基层抗日民主政权，还当上了各级干部，樊西曼担任盱眙县委组织部部长，杨寒先后担任马坝区、西高庙区区委书记，王典担任西高庙区区委书记，唐觉民（原名孟平）在盱眙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往津浦路西工作。她们都参与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参与了半塔集保卫战，在淮南、在盱眙留下了战斗的足迹，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勘误补遗：为被遗忘了的英雄正名

　　盱眙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人物如沧海遗珠，被岁月的泥沙掩埋。马培荣先生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典籍与方志中钩沉索隐，让沉默的英雄重新走进公众视野。

　　南宋开禧年间的盱眙城守将段政，《宋史》中记载他因“惊溃”丢城，是个畏敌的败将。但马培荣从浙江东阳史志办的《葛氏东阳》里，找到时任盱眙太守葛洪的奏疏《乞旌表边将段政事上朝堂》，才还原了真相：当时盱眙的兵马全部驰援山阳，段政仅率700人守城。此时却突然汇集10万金兵围而攻城。段政临危不乱，带领军民奋力抵抗。他傲立城头，亲自射杀敌兵300余人、万户一人，却因弹尽粮绝，城破被俘，然而段政宁死不降、骂敌而亡。马先生据此史实，写下《被误读八百年的盱眙守将——段政》，为这位蒙冤的英雄“平反”。

　　同样被历史忽略的，还有南宋嘉定年间的武经进士李申之。《宋史》对他只字未提，马培荣先生却在元代元好问的《中州集》诗注中发现，李申之在盱眙城下“誓死不降、面南受戮”，是以身殉国的忠烈之士。这些被遗漏的细节，经他考证串联，成为盱眙历史中鲜活的注脚。

　　溯源解谜：让模糊的史实清晰可辨

　　旧县志的寥寥数言，往往留下诸多历史谜团。马培荣先生通过典籍互证、实地考察，为一个个疑问找到答案。

　　清光绪《盱眙县志稿》记载“潘逍遥墓在治西北白虎坡”，但人们只知道北宋隐士潘阆（号逍遥子）的墓在杭州洞霄宫，为何盱眙也有一座？马培荣先生查证史料后揭开真相：潘阆曾因事获罪，宋真宗怜其才，任命他为泗州参军，去世后葬在盱眙第一山白虎坡；后来友人将其尸骨移葬杭州，盱眙便留下一座衣冠冢。而这位诗人的名作《酒泉子》，还曾出现在G20杭州峰会的开幕式上，一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成为激励世界经济前行的时代注解。

　　他在藏书万卷的家庭书舍里，深耕苦读，字行掘金，从厚达数十册的《二十四史》中，硬生生地从字里行间寻觅出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发现秦王嬴政“二十三年，秦王复诏王翦击荆（楚），破寿郢，虏荆王。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复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从中考证出在楚负刍五年秦将王翦“破寿郢、擒负刍”时，楚国并未灭，而是在项燕辅佐下，另立昌平君为楚王，潜逃到淮南某地继续抗秦。马先生从这些史料记载的蛛丝马迹中，又在深入考察古城大韩郢城墙遗迹、小燕窝古代石垒等处后，作出昌平君抗秦的“淮南”可能就是现在的“大韩郢”的论点。在《三国志》中，他寻觅到神医华佗曾到盱眙的东阳等地悬壶济世，妙手回春；曾为东阳县长陈登治疗顽疾，为东阳小儿治疗怪疾。在《资治通鉴·唐史》中，他寻觅到原在盱眙山上的唐代开国功臣、左监门卫大将军刘伯英的陵墓被朝廷派来的兵马肆意毁掘，灵柩被恶意砸毁，一代名将竟遭如此污损。还对历朝历代在盱眙留下的“泗盱浮桥”“岁币库”“南山仓”“榷场”“柴王寨”“庆先潭”等重要历史遗迹，一一作出相关的考证。

　　深耕细作：挖掘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

　　盱眙的历史文化，并非孤立存在的“县域小史”，而是中华大文化的缩影。马培荣先生通过走访座谈，用“革命斗争的红色积淀”“红色基因中的感人故事”，形成了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深度思考”：

　　盱眙县因地处洪泽湖西南方向，故常以“湖西南”称之。这里是革命老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皖东北革命活动区；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四军军部和二师、四师驻扎地，地跨淮南、淮北两个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是敌后游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曾在这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陈毅、张云逸、罗炳辉、彭雪枫、江上青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为指挥华中抗日、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许多革命志士为祖国独立、民族振兴和人民解放付出了沉重代价甚至鲜血和生命，盱胎老区人民也为之付出了重大牺牲和奉献，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积淀形成了崇高无上的革命精神和光耀千秋的红色基因，并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洪泽湖西南地区指洪泽湖西南部水域以及湖西、西南到南部的沿湖地区，范围包括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的河西套子和北部沿淮、沿湖一带。在抗战时期含泗南县、洪泽湖管理局（曾一度改为洪泽县）盱眙县、淮宝县的部分或大部，地跨淮北、淮南两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湖西南盱眙地区在历史上就曾发生过许多揭竿起义、反抗封建专制的英雄好汉。如秦末（公元前209年）陈婴东阳举义，新莽（公元17年）瓜田仪长洲起义，西晋（303年）封云临淮起义，元末（1352年）朱元璋反元举义，清代咸丰六年（1856年）古城石鼓山“棚民起义”，咸丰十年（1860年）旧铺大雨山“垦民举义”，光绪二十年（1894年）河西“滩民护地”抗争等。这些，正是盱眙人民光荣斗争精神的历代传承，马培荣先生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叙述。

　　实地寻访：唤醒沉睡山峦的古城遗迹

　　过去人们常说“盱眙有县无城”，但马培荣先生用20多年的锲而不舍、实地踏勘，纠正了这个传统的认知。他沿着天台山、清风山、戚大山、象山等山脉和沿淮古岸，对照古代的地图和史料描述，寻访到绵延27里的宋代城墙遗迹，写下《震撼：十五里长的城墙遗迹惊现盱眙山》一文，引发广泛关注。在他的呼吁与推动下，盱眙宋代城墙遗迹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妥善保护。

　　此外，他还撰写了《盱泗淮上古浮桥》《盱城古牌坊的故事》等文章，记录盱眙的古桥、牌坊、寺庙与地质景观——河桥龙泉村的“古来石”、盱城陡山的“万卷书”，这些散落在山野的历史遗产，经他的笔墨被一一留存。

　　马培荣先生的研究成果丰硕，这一套八册的《都梁稿汇》，不仅是数百篇考证文章的汇集合订，更是对盱眙历史的梳理，是对地方文化的记述与传承。他用万余册藏书铺就的研究之路，让盱眙的过去不再模糊，让这座小城的历史底蕴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