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于都，贡江中游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城东门外，一块一人多高的巨石上镌刻着四个大字——“长征渡口”。

　　巨石无言，江水东流。九十年前那个秋风萧瑟的十月，八万六千余名红军将士从这里渡过六百余米宽的于都河，迈出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第一步。

　　战略转移：中央红军为何选择于都

　　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到生死关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到了九月，中央红军被压缩在瑞金、兴国、于都、宁都、石城、会昌等几个县城和周围狭小的地带。保存革命火种，已成唯一的选择。

　　十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摆在红军面前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让数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宽约六百米、最深处达二十余米的于都河。为什么选择于都作为集结出发地？除了战场形势和突围方向等军事因素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于都是中央苏区的腹地，革命开始早，群众基础好，既能满足安全保密的需要，又能从人力、物力方面对红军给予补充。

　　从十月上旬开始，各路红军从兴国、瑞金、石城、长汀等地，分头向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先后抵达。八万六千余人突然汇聚到一个人口不过三十余万的小县，给养保障的压力可想而知。但，这支军队与百姓之间早已建立了一种朴素而深沉的情感——那是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岁月凝结而成的信任。

　　夜渡于都河：八万六千人的秘密转移

　　1934年10月16日傍晚，农历九月初九，于都河畔。落日熔金，河面上波光粼粼。按照中革军委的部署，各路红军开始在八个渡口同时渡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同中央第一野战纵队，从于都孟口至古龙嘴浮桥渡过于都河；第二野战纵队则于翌日晚从花桥至洛口塘过河。中央红军主力按照中革军委的编制次序成四路纵队西进，红一、红九军团为左翼前锋和后卫，红三、红八军团为右翼前锋和后卫，红五军团殿后，浩荡西行。

　　10月16日傍晚，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委杨成武站在河畔草坪上，注视着整装待发的队伍。队伍中的许多新兵都来自于都——这座仅有三十万人口的小县城，先后有近六万人投身红军。

　　四面八方，百姓们朝渡口汇拢，扶老携幼，却没人高声言语。老表们捧着煮熟的鸡蛋、炒香的豆子，还有连夜赶制的布鞋、草鞋，往战士们的口袋里塞。人群中，杨成武的房东大娘挤了过来。她满头白发，干瘦的手里捧着两个温热的烤红薯。老人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两个已经牺牲，眼下最后一个儿子也在这支出征的队伍里。她把红薯塞到杨成武手中，紧紧拉着他的手，只说了一句：“好好打，大娘等你们回来。”秋风寒意拂过河面，杨成武的心里却暖烘烘的。

　　为了不让敌军察觉，渡河只能在夜间秘密进行。下午五时半开始搭设浮桥，红军通宵达旦地渡河，第二天清晨六时半之前必须拆掉浮桥，隐蔽起来，翌日傍晚再重新搭建。如此反复，竟然搭拆了十五次之多。天黑，两岸看不见旗语，暗号也听不清，浮桥常常架不直。有经验的船工出了主意——在浮桥上挂上马灯，借助微弱的灯光将浮桥连成直线，战士才得以顺利过河。

　　军民同心：拆门板、献寿材、送儿女

　　于都河上没有现成的桥。消息传开后，渔民划来自家的小船，沿河的百姓拆下自家的门板，甚至是给家里老人预备的寿材板，搭在船上架起浮桥。县城东门有位姓曾的老大爷，儿子参加了红军，他将家里的门板床板扛去架设浮桥，自己在地上铺了草席就地而眠。听说架桥工地缺木材，又把给自己准备的棺木拆下送去。

　　据史料记载，于都人民在短短的几天里汇集起八百余条大小船只，动用了成千上万块木料帮助红军搭成浮桥，让八万六千名红军将士顺利过河。

　　船工李声仁的故事同样动人。1934年10月16日傍晚，李声仁与爱人正在于都河上撒网捕鱼，几位红军指战员在岸边喊话，希望他能帮忙渡河。李声仁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他向家族召集了二十多条渔船，大船一次渡十五人，小船最多渡八人。当天傍晚，他和爱人在罗坳石尾渡口撑船运送，船上没有点灯，趁着夜色将一船船红军送过河。经过四个夜晚的往返，李声仁终于将这支红军部队全部送过了于都河。

　　在段屋乡寒信村，打草鞋的鞋匠肖南斗得知红军需要支援后，不仅日夜赶制草鞋，还将存放家中的两百多双草鞋全部取出，免费献给了红军战士们。上百名红一军团的年轻战士，就是穿着他打的草鞋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后来感慨道：“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这句话，至今刻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

　　一台手摇发电机的长征路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时，中革军委仅有一台发报机和一台手摇发电机。组织上专门派了一个一百二十八人的加强连保护它们。于都县段屋乡胜利村的老红军段九长就是其中之一。

　　段九长和他的战友们共同担负着背着一百三十六斤手摇发电机长征的任务。起初八个人轮流抬，随着行军途中伤亡越来越多，抬发电机的人也越来越少。不论多么艰难，不论冰河还是雪山，段九长和战友们始终没有抛下那沉重的发电机。到过草地前，一个一百二十八人的加强连只剩下段九长、谢宝金和钟起汉三个人了。这三个赣南汉子用生命守护着手摇发电机和发报机，顶着暴风雪、蹚过沼泽，一步一步抵达陕北，保证了部队信息的传递。

　　全国解放后，段九长向组织上提出辞去公职回家务农。他说，一方面要兑现对妻子的承诺，另一方面想回来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一个在长征中九死一生的老红军，不要任何功名回家务农，这恰恰是经过长征锤炼的共产党人的真实情怀。段九长的孙子段春华回忆，爷爷回乡后一直关心当地用电的事，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亲眼见证了电网进村，高兴得像个小孩子。如今，段九长当年用生命护卫的那台发电机，静静摆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里。

　　尾声：再出发

　　1934年10月17日至21日拂晓，八万六千名红军将士全部渡过于都河，向西挺进。陆定一后来为此写下《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九十年前的于都，这座小城几乎倾尽所有。一批人跟着红军走了，大部分人倒在路上，再也没有回来的消息。另一批人留在家乡种田，在漫长的等待中慢慢老去，直到新中国的黎明。

　　今天的于都，当年浮桥早已不见踪影，于都河上飞架起现代化的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渡口仍在，流水依然。当年于都人全力支援红军，是因为他们相信：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这份朴素的信念，在今天仍然有它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