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作儋耳山诗云：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

      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

      叔党云：“‘石’当作‘者’，传写之误。”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

      ——摘自《墨庄漫录》北宋·张邦基

       我们都知道，苏轼的诗、词、书、画、禅均是顶流。自其闻名以来，很多人都把他当作心中的偶像，崇拜并效仿。用今天的话说，苏轼是文化方面的“大网红”，是众多文化“小网红”的天花板、祖师爷。苏轼一生某些方面也是一个矛盾体。就拿王安石变法这件事，一方面他反对变法，是旧党阵营里的人；变法实施若干年后，弊利互现，他是有所感悟的，认识到了王安石变法中的合理成分，并部分接受和支持。

       说苏轼，不能不说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分歧。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执政之后，决意尽数废除新法，其中不乏意气用事，对新政利弊缺少审慎甄别，未能权衡取舍，保留可行举措。我们读这段时期的历史，觉得司马光颇为轻断。王安石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司马光，就是那封发人深省的《答司马谏议书》，对自己的变法初衷做了诚挚而又深刻的说明。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说理透彻，令人动容。我不能说司马光反对变法是泄私愤，也许这种反对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认知不对等形成的。司马光和王安石政见不合，这是历史事实。苏轼既是这场变法运动亲历者，又是旁观者。正因为他认识到了王安石变法有其合理的方面，于是曾经劝过司马光，不能一概废除王安石变法里面的合理成分，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措施应该予以保留。但是司马光一意孤行，不予采纳。司马光少年时期砸缸救友的故事，人们津津乐道。执政后对王安石变法的全盘否定，似乎显得有点意气用事，或者是站在特定的立场，不能理解王安石变法。当然，司马光亦有稳定社会的考量。从某个历史维度看，全面否定变法如同对北宋这口芸芸众生赖以生存的大缸敲出了一道裂缝。我只能觉得历史对中华民族开了个永远不能回头的玩笑。

       北宋党争，“乌台诗案”发生，苏轼遭受文字罗织，迎来了人生最为昏暗时刻：此时的苏轼年过半百，一贬黄州，再贬惠州，三贬儋州。遭贬惠州时，侍妾王朝云逝去，他更是觉得身心双重孤独，为此写道：“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正是在这种新旧两党皆不能容的境遇下，书生的一腔豪气尽颓，使得他途经儋州的儋耳山时，写下了上面的诗句。叔党是苏轼的次子苏过。苏过将自己妻儿安顿在惠州后，相伴父亲涉海去儋州，一路相随。所以苏过有资格说那是“传写之误”。别人怎么说都是隔靴搔痒。

       苏过为什么说“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不仅仅是古人诗歌创作，工于“炼”字。而是因为苏过认为：“道傍石”与“道旁者”一字之易，境界差别很大。“者”非静物，而是有思想、有情感的人。他们尽管被遗弃路边，即远离朝堂，不是无用，也曾补天漏缺。今天我们细细咂摸这首诗，确实发现一字之差，意境大相径庭。当然，我这里说的，源自北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今人所读的苏轼这首小诗，多数版本还是“君看道傍石”，并没有得到纠正。或许他们没有读到张邦基的《墨庄漫录》里的这篇文章，或者他们根本不认同《墨庄漫录》这部古人著作。不过，我个人倾向《墨庄漫录》所记载。

       儋州就是今天的海南，真正的天涯海角，一千多年前，名符其实的蛮荒之地。被谪贬到那里的，一般来说，由于水土不服，很多遭贬官员都可能面临极大的生存考验。其实，在儋州时日，苏轼还写了一首七律《儋耳》：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

      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

      这是苏轼在儋州呆了三年后，奉旨即将内迁。所以全诗基调比较雄浑壮阔，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苏轼的真性情，原来历史深处的苏轼也是一个有物喜、有己悲的性情中人。从这首诗里我们既读到为百姓丰收和自身获赦而欣喜，又流露出年事已高、万念俱灰的沉稳与苍凉。

       历史文化名人里，我还是很喜欢东坡野老的。每读他的文章诗词，感觉好像一个性情豁达的朋友真切地站在我们面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真的是一朵璀璨的眉山出岫之云。将来有机会，我还会不断呈现苏轼。

       这首五言诗，读来颇像偈语，似乎有些许禅机。苏东坡本身就通晓佛理，常论玄机。我年轻的时候读《红楼梦》，常常纠缠里面的许多仙人道士的情节，对什么大荒山青埂峰，什么空空道人渺渺真人，什么无才补天，什么绛珠仙草和神瑛侍者，尤其感兴趣。对贾府里的男欢女爱、灯红酒绿、胭脂香粉没有多少注意，觉得曹雪芹的构思新颖奇特。我还认为，曹雪芹在动笔写《红楼梦》的时候，一定读过苏轼的这首小诗，并从中获得灵感和启发，要不怎么都不约而同说出大致相当的语意，曹说：“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苏轼则叹道：“君看道旁者，尽是补天余。”这里“者”的一字之工，正好说明了苏轼咏叹自身命运的真实。观其一生，何尝没有“道傍者”的尴尬？他反对王安石激进的变法，却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当旧党得势，他劝司马光“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不可“专用耳目”；当新党回朝，他又因“讥讽先朝”而被远窜。他不属于任何阵营，始终站在道旁，看尽党争风云。儋耳山下的他，不再是当年“致君尧舜上”的朝堂重臣，而是被时代大潮推到路边的独行者。所以他慨叹：“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余。”